在如紐約市傑克遜高地這樣高度多樣化的移民世界裡，對“共同生活”的強烈認同與現實實踐中不同人群分開居住的景像相伴相生。從這裡，葉禮庭辨認出一種有別於理論意義上的“全球倫理”的日常道德秩序，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有關平的話語，而是一套基於信任、互惠、非暴力準則和合作傾向的運作體繫。

經濟的全球化是否帶來了道德的全球化？如“人權”這樣的世界性話語，究竟是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規範，還是對其構成挑戰？為調查21世紀道德全球化的景像，葉禮庭與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的研究者先後走訪了洛杉磯貧窮的西班牙裔居住區、裡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比勒陀利亞郊外的非法定居點及曼德勒附近的貧窮村莊，嘗試貼近衝突發生之地，研究倫理如何塑造人們的決策和行動。在長達三年、遍及四大洲的旅程中，作者發現，人類的共同之處在於一繫列“平凡的美德”。平凡的美德是本土化、非意識形態、反理論的，是在道德行為和洞察之中獲得的實踐技藝。

作者進而著意探究了美德和公共機制之間的關繫。平凡的美德有賴於公共的召喚和培育，理想的制度則可以激發糾錯與更新的良性循環。一個良善社會的全部要義，就是創建法律和公共機制，讓美德變得平凡。

“平凡的美德意味著，通過創造共同實踐現實政治的空間，與文明和宗教衝突的全球性的陳詞濫調做鬥爭。當普通的個體通過公共互動領會到，他們還有未被全球化論調俘獲的利益，即和平或簡單的平和與安寧時，現實政治就出現了。”

1914年2月10日，世界首富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他位於曼哈頓第 91街的大廈裡會見了一群教士，捐贈給他們20，用於資助教會和平聯盟（Church Peace Union）。卡內基的想法非常宏大：通過推動世界各種信仰之間的對話，促進世界和平。不是世上全部宗教教徒都參與會見，參加的有猶太教教徒、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但沒有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教徒和神道教教徒。不過一種理念已隱隱浮現：如果擁有信仰的男人們——他們都是男人——能夠學會如何超越宗教神學之間的差異，超越綿延千年的宗教戰爭，那麼全球衝突也許可以避免。教會和平聯盟是卡內基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所建立的慈善事業的頂峰，這一事業包括矗立於海牙和日內瓦的世界和平宮，以及遍布全球的圖書館網絡—致力於為各國的勞動者提供教育，教導他們作為公民該如何拒斥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蠱惑。卡內基對進步、知識和文化之間對話的信念，是全球化1.0版的成果。在這一階段，身為蘇格蘭移民的卡內基，從19世紀50年代賓夕法尼亞的一名電報員，一躍成為19世紀80年代的鋼鐵大亨。如果說到現在，進步，尤其是道德進步被我們看成一種19世紀的理念，那麼沒有人比安德魯·卡內基更狂熱地信仰它。他的一生似乎都在為之身體力行。對於他，不言自明的是，讓他成為億萬富翁的經濟全球化也將整合全世界的信仰體繫，而道德的全球化將帶來和平，就算沒有發生在他的時代，也將發生在我們的時代。2月的那一天，在他的書房裡，他告訴這些聚集在一起的教士：“千真萬確，先生們，你們正在創造歷史，因為這是第一個倡導國際和平的教會聯盟。我真摯地希望，堅定地相信，那一天肯定會加速到來。到了那一天，令人性蒙受恥辱的人們不會再像野獸那樣互相殺戮。”卡內基的信念——跨越相互爭鬥的信仰進行倫理對話可以防止戰爭——今天頂多讓我們覺得過於天真。就在他那次捐贈的幾個月後的 8月，仿佛一道晴天霹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卡內基通過法律和對話實現世界和平的夢想就此破碎。這位老人那驚 的時候與世長辭。然而他的夢想並沒有隨著他的生命消逝。卡內基也許是道德天真那奇特而持久的生命力的一個例證。沒有卡內基，是否會產生國際聯盟？沒有國際聯盟，是否會誕生聯合國？沒有卡內基，是否會出現蓋茨、巴菲特、*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巍峨龐然的慈善事業？甚至連教會和平聯盟都得以存活下來，這得感謝復利計息的魔力。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它逐漸轉變為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總部設在紐約東64大街一條林蔭道上的褐石雙子樓裡。它是一個低調而深具關懷的組織，以“倫理最關鍵”為格言。這是一個信仰宣言，也是向我們的時代提出的問題。它為全球的研究員、研究項目和會議提供資助，關注倫理在國際關繫中發揮的作用。2013年，在這個組織獲得安德魯·卡內基的捐贈 100周年之際，其主席喬爾·羅森塔爾（Joel Rosenthal）和我探討，他們應當如何紀念此事。記得當時我說：“你們需要走出紐約。”我建議，為了觀察行動中的倫理，委員會應當帶著倫理問題走出會議室，貼近衝突發生之地，研究倫理如何塑造人們的決策和行動。羅森塔爾抓住了這個一閃而逝的靈光，為它注入生命力。他說，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擁有遍布世界各學術機構的全球倫理研究人員，如果我們著手開展一項行動中的全球倫理研究，他們可以擔任研究伙伴。這樣，卡內基百年紀念計劃誕生了，本書即成果：紀念卡內 查 21世紀的道德全球化是何種景像。2013年6月，一個小組得以成立，成員包括項目主管德文·斯圖爾特（ Devin Stewart）、一名翻譯、一位研究員，還有我。我們與所到之地的負責人、駕駛員一起，開啟一場道德發現之旅，這場旅行帶領我們在隨後的三年裡抵達四個洲。我們的主題是全球化，但現實地說，我們不可能完全走遍全球。我們去的是可以獲得卡內基的全球研究網絡支持的地方，是我們已經擁有某些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地方。例如，我們去波黑 a和南非。對於我而言，這是舊地重遊，過去 25年以來，這些國家的艱難和成就是我的寫作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在其他國家，如緬甸和日本，我們都借鋻了我的同伴德文·斯圖爾特的專業知識。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與專業人員開展對話，包括學者、法官、新聞從業人士和政治家。這些對話者本身就是行動中的全球化的例證：絕大多數人說英語，熟悉我們話題中的國際文獻，是各種國際會議的常客。同時，這些本土的“世界主義者”跟我們一樣，離他們自己的棚戶區、貧民窟和貧窮社區中的現實非常遙遠。當他們陪同我們造訪這些地方的時候，跟我們一樣，他們也進行了一場發現之旅。我們定點訪問，去了洛杉磯貧窮的西班牙裔居住區、皇後區的移民社群、裡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比勒陀利亞郊外的非法定居點以及曼德勒附近的貧窮村莊。事實證明，這些訪問對我們的項目至關重要，因為它們讓我們提出問題：世界主義者通常使用的全球道德話語，對於居住在貧窮社區的人們的生活和思考而言，到底有沒有“市場”？我們受委員會的委托，開展全球道德倫理對話，重點是與專家、學者、法學家和記者的討論，對話隻關注一個問題：全球化是否在道德上將我們吸引到一起？面對那些差異，我們要共享什麼樣的美德、原則和行為準則？為了避免針對價值觀自身的對話—這有變得抽像和過度一般化的危險，我們決定聚焦於共同面對的實踐問題。我們想找出，在面對諸如腐敗和公共信文化城市中的寬容、戰爭和衝突之後的和解以及在不確定和危險時期的韌性等問題時，我們是否會操持同樣的倫理話語。通過圍繞這些主題展開的對話，我們希望對這樣一種理念做出評估：隨著經濟、生活方式、技術和立場的全球化，倫理的論證也走向全球化。當我們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共享同樣的產品、市場、生活方式和生活機會時，我們也逐漸走向共享相似的倫理論證模式。這一度是卡內基的希望：經濟的進步將帶來世界各宗教和價值體繫的融合。一個世紀之後，這一希望仍舊在全球化的擁護者中生機勃發，但相比卡內基的時代，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相信宗教是道德全球化的一種動力，或者世界上的各宗教仍是道德行為指南的單一權威。我們發現，在成千上萬人的生活中，宗教仍然非常重要 —作為慰藉、激勵和指南，但新的世俗信仰模式正在宣示它們吸引世界忠誠的力量。此類信仰之一 —對人權的信仰—出現在我們的集體思維之中，成為新的全球倫理的候選之一，但我們想知道：這一倫理已經傳播得多廣泛、多深入？它是真的已經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規範，還是對其構成挑戰？本土和世界、地方環境和全球化之間的戰鬥，在普通人的道德生活中是如何產生影響的？當我們著手思考怎樣評價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全球化”主題時，這些是我們首先會遇到的問題。

無論你是否同意他關於美德倫理和人權的頗有爭議的觀點，葉禮庭的作家天賦使閱讀本書成為一種絕佳的體驗，對全球政治感興趣的讀者切勿錯過這本書。

——塞繆爾·莫伊（Samuel Moyn），耶魯大學法學院與歷史繫教授

這本書是葉禮庭最重要的著作。本書涉及的是我們時代的道德困境，意圖闡釋許多全球精英使用的普世語言與普通民眾來自日常生活的“平凡美德”之間存在深層矛盾。葉禮庭在書中的論證也適用於研究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遭遇的危機。

——賈尼絲·斯坦（Janice Stein），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教授

在這本卓越的書中，葉禮庭的足跡遍布全球，他試圖探究兩個截然相反的問題：是什麼讓我們之間充滿隔閡，又是什麼讓陌生人組成的社群並肩站立。他懷疑是否存在單一的法律、宗教或哲學準則能讓我們團結一致。經濟的全球化沒能使我們的心態也變得全球化。他強調平凡美德而不是宏大原則，引領我們走出不同理念和義務組成的迷宮。自1945年以來，為國際秩序所作的悼念詞不勝枚舉，這本書的提醒是當下迫切需要的：不同的社會的道德秩序未必一定衰敗，也可能出現新的轉機。

——亞當·羅伯茨（Adam Roberts），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繫繫教授

葉禮庭通過事例提出道德論證，以此思考一個嚴重不平等的世界，本書展示了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理論家和親身參與真實世界的學人的純熟精煉。

——蓋瑞·巴斯（Gary Bass），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與政治繫教授

一本令人肅然起敬的小書。

——《紐約時報書評》

一本令人茅塞頓開的書。

——《紐約書評》

全球倫理學家將全球倫理的失敗歸於自私的國家利益。然而問題還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討。大多數民主國家的人們都相信，他們自己的利益是經過民主選擇的，理當超越其他國家的民族利益。至少在擁有普選權的國家，這個觀點是衝突的一種征兆，即民主和正義之間的衝突、我們附著於民族自決的那種價值觀與附著於所有個體之抽像正義的價值觀之間的衝突。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很久以前就看到，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觀之中內在地存在一些衝突，正義和民主、正義和仁慈、自由和平等之間的衝突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基於這些衝突，甚至連單一全球倫理的理念是否能在邏輯上自洽，也不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它絕不等同於各種道德價值彼此相容地排列座次。相反，最好將其理解為一個辯論場所，其中，某一社會的正義在全球的各種主張面前取得了為自己辯護的資格。不問出處的觀點讓強權者的自我辯護接受考驗，強權者越是寢食難安，效果越好。

在那個我們已經失去的世界裡，在那個人類的旅行範圍隻限 個全球化的世界裡，我們不能享有道德封閉的奢望。我們會不斷地被人追問，要我們解釋自己。彼此對立的自我解釋不可避免。不管在世界哪裡，任何人離開家鄉哪怕隻有一段距離，就必然會捅破他們認為理所當然之道德世界的那層薄紙，進入另一個部落、宗教或倫理群體的道德領域。不管是本土的，還是全球性的倫理體繫，都是競爭性的，它們不斷爭奪信徒，力求控制懷疑者，並且避開攻擊。道德世界不是孤立的：每一個道德世界都在與另一個世界進行維護自身正當性的對話。

理解的重要之處在於，當彼此面對特定的道德原則問題時，來自不同文化和宗教體繫的普通人到底會怎麼做。宗教和世俗原則之間的衝突、環保和利潤之間的衝突等，這些重大衝突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他們的道德交易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如何互相理解？當他們產生分歧時，當衝突開始時，會發生什麼？

換而言之，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如果我們所依賴的隻是程序上的共性 —所有人類都有受尊重和被公平傾聽的權利，任何人的觀點都不應當因為他的種族、性別、宗教、教義、收入或國籍而凌駕於他人之上，那麼，我們該如何就我們的差異展開協商？這是我們的全球倫理對話的初始問題。

我們的初始問題，不是道德全球化是否正在發生，而是它正在塑造誰的道德實踐。其他學者的研究證實，人權仍然是一種“精英議程”，是一個有影響力但範圍有限的群體的通用語，這個活動家、新聞記者以及技術官員，等等。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在哈佛開設的人權課堂上教過的學生。通過他們，我目睹了人權和全球倫理是如何塑造了他們的雄心、他們的道德凝聚力和他們的忠誠 —不再是單單對他們本國忠誠，而是忠誠於全球公民社會的偉大事業：解決戰爭、移民、全球不平等、貧窮和氣候變化的問題。

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但我想問的一些問題可能是這些令人印像深刻的年輕的世界主義者無法回答的。我的問題是，道德全球化是否已經觸及那些被排除在特權社會階層之外的社會群體？它如何形塑全世界平凡的人們的道德活動？我說的“平凡的人們”，在我的腦海中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階級或社會定位，當然我也不想賦予“平民百姓”任何道德特權 —那些民粹主義政治家在指責自由主義精英忽視普通人時通常會這樣。我的意思是，任何人，既包括窮人也包括有錢人，沒人付錢給他們去進行抽像的思考，他們不以競選活動為生，他們的生意不涉及人權的經常運用或把道德哲學作為常規思考方式。這就是我們要付出特別努力，走出研究室和學院的休息室，走上街頭的原因。我們的卡內基倫理對話帶領我們去往四個大洲的社區中心、貧民窟、警察總局、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場所，還有貧窮街區。

我試圖探索，對於按上述方式界定的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對這些相互競爭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主張做出歸類整理是什麼樣的感覺。我們的研究成為親密社會學（intimate sociology）和倫 有什麼共同之處，而在於當人們在生活中面臨倫理壓力的時候，他們事實上會有什麼共同之處。

結果表明，第一種壓力是當代歷史的發展勢頭本身。在我們這個後帝國的全球化時代，關鍵特征是爆炸性的、令人無所適從的、動蕩不安的變化。變化總是令人類既恐懼又興奮，但隻有在現代國家的時代，人類纔相信他們可以控制決定自己生活的歷史力量。在歐洲擴張的帝國階段，人們常相信是帝國 —其統治者、代理人、僕從 —掌控一切，至少在帝國首都如此。在 1989年以來的後帝國時代，新的焦慮在於無人掌控。與後帝國時代相伴的是對於如何理解國家的一種深刻的變化。到 1945年，歸因於戰爭動員的經驗，羅斯福的美國、艾德禮的英國以及斯大林治下完全處於另一脈絡中的俄羅斯，都證明了一種全新國家理念的正確性，即將國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以及社會和經濟變革的關鍵推動者。法語詞組“ l’état providence”——幸運的國家——涵括了“二戰”之後崛起的政府的全部雄心。到 2016年，很難找到仍然以這種方式看待國家的人。國家不再是變革的主引擎，它不再賦予自己保護公民免受全球化影響的權力。從 20世紀 70年代以來，這些雄心遭到了嚴重打擊，部分是因為國家未能實現這些雄心，部分是因為國家自身被保守派的復闢剝奪了能力—我們將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裡的結果是，部分最贊同“將國家從我們背上挪開”的想法的選民現在鼓噪著要求保護，希望免遭那些不受歡迎的全球競爭力量的影響。但國家既不再有能力，也不再有雄心去充當世俗的守護神。和其他任何一個社會角色一樣，國家試圖乘上技術、科學和社會變革的浪潮，平安上岸，確保自己的權威、收入和能力。對國家的信心、對帝國首都擁有遠見卓識的信心、對接受來自遠方的指令的信心，所有這些都已退潮、消逝，即使在完善的福利國家的富裕社會中也是如此。現在，從某些人在某個地方掌管一切的幻覺或妄想中解脫出來之後，我們都面臨改變。必須靠我們自己，依靠我們的智慧來生活，也許隻有那些特權階層仍然相信全球化可以充當他們的僕人而不是主人。

在我們所有的對話中，問題的起點是如何應對改變：在巴西，是爆炸性的經濟增長和腐敗；在洛杉磯和紐約，是過度多樣化的移民；在日本福島，是海嘯與核事故的後果；在緬甸，是從軍事統治走向民主的漫長過渡；在南非，納爾遜 ·曼德拉的“彩虹之國”支離破碎；在波黑，種族衝突再度陷入惡性循環。

與我們交談的那些個體，從未將他們的私人困境與他們所居住之地更為廣泛的衝突環境割裂開來。關於人類責任和道德論證的泛泛而談對於他們而言沒什麼意義：環境就是一切。在每一個地方，當我們的對話同伴受困於那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應對的問題時，我們聽到了共同的倫理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