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的姊妹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的名義推出的。報告分析了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及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同時，在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預判基礎上，對各相關行業及有關領域進行了分析，包括農業農村發展、工業運行、居民收入、財政形勢、金融前景、能源形勢、房地產經紀、外貿形勢及氣候變化等，從不同層面、不同領域、不同部門對2017年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與預測。

作者簡介

李揚，男，漢族，1951年9月出生，安徽懷遠人，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1968年11月至1970年12月，安徽淮南唐山鄉插隊；1970年12月至1978年2月，安徽淮南建築安裝總公司工人；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安徽大學經濟繫學生；1981年12月至1984年12月，復旦大學（安徽大學委培）碩士研究生；1984年12月至1986年10月，安徽大學經濟繫教師；1986年10月至1989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繫博士研究生；1989年7月至1991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1991年6月至1994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貿金融室副主任（其間，1991年8月評為副研究員）；1994年3月至1995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貿金融室主任；1995年2月至199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其間，1995年8月評為研究員）；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赴美訪問學者；1999年3月至2003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其間，2000年1月換屆選舉為黨委副書記）；2003年2月至200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臨時黨委書記（其間，2003年11月選舉為黨委書記）；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至2015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金融研究所所長。2011年被評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貨幣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宏觀經濟、資本市場、財政理論與政策等。李平，男，1959年6月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技術經濟學學科負責人和學科帶頭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技術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技術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研究工作。主持參與多項國家重大經濟問題研究和宏觀經濟預測，包括“我國未來各階段經濟發展特征與支柱產業選擇(1996～2050)”“中國能源發展戰略(2000～2050)”等項目研究；參加“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京滬高速鐵路工程”等國家跨世紀重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項目論證，國家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專家，起草南水北調綜合審查報告，國家京滬高速鐵路評估專家組專家。李揚，男，漢族，1951年9月出生，安徽懷遠人，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1968年11月至1970年12月，安徽淮南唐山鄉插隊；1970年12月至1978年2月，安徽淮南建築安裝總公司工人；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安徽大學經濟繫學生；1981年12月至1984年12月，復旦大學（安徽大學委培）碩士研究生；1984年12月至1986年10月，安徽大學經濟繫教師；1986年10月至1989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繫博士研究生；1989年7月至1991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1991年6月至1994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貿金融室副主任（其間，1991年8月評為副研究員）；1994年3月至1995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貿金融室主任；1995年2月至199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其間，1995年8月評為研究員）；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赴美訪問學者；1999年3月至2003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其間，2000年1月換屆選舉為黨委副書記）；2003年2月至200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臨時黨委書記（其間，2003年11月選舉為黨委書記）；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至2015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金融研究所所長。2011年被評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貨幣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宏觀經濟、資本市場、財政理論與政策等。

李平，男，1959年6月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技術經濟學學科負責人和學科帶頭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技術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技術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研究工作。主持參與多項國家重大經濟問題研究和宏觀經濟預測，包括“我國未來各階段經濟發展特征與支柱產業選擇(1996～2050)”“中國能源發展戰略(2000～2050)”等項目研究；參加“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京滬高速鐵路工程”等國家跨世紀重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項目論證，國家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專家，起草南水北調綜合審查報告，國家京滬高速鐵路評估專家組專家。

李雪松，男，1970年生，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工信部工業經濟分析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副理事長。1991年獲西安交通大學工學學士學位；1994年獲碩士學位；1997年獲北方交通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7-1999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出站後留所工作。1999年評為副研究員。1998-2000年，與荷蘭中央計劃局(CPB)合作開展中國經濟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開發與應用研究工作。2002-200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繫從事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評價研究工作，2003年任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任研究室主任，2006年評為研究員，2008年評為博士生導師。200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2016年6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紀委書記、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政策的宏觀與微觀效應評價。

張平，男，1964年生於北京，廣東梅縣（客籍），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曾經參加和主持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勞工組織等多項國際合作。兩次主持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社科院重大課題和國家交辦的課題。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增長、宏觀政策和收入分配。

慎言去全球化（代前言）【李揚】／001

1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2017年春季報告【“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001
22016年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態勢及政策建議【魏後凱全世文】／030
3中國工業經濟運行：2016年特征與2017年挑戰【黃群慧】／054
4“統計外收入”及其對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性的影響
——兩種統計口徑的對比分析【張車偉趙文】／067
5當前我國財政運行態勢判斷與財政政策展望【何德旭於樹一】／095
6中國金融景氣周期循環與前景預測【陳守東孫彥林劉洋】／127
72017年能源形勢展望與對策建議【李平劉強王恰】／146
8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目標對就業影響的評估分析【潘家華張瑩】／175
9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及走勢的分析與預測【王金明高鐵梅】／202
10中國房地產業經濟與稅收統計分析【付廣軍】／227

慎言去全球化（代前言）【李揚】／001

1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2017年春季報告【“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001
22016年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態勢及政策建議【魏後凱全世文】／030
3中國工業經濟運行：2016年特征與2017年挑戰【黃群慧】／054
4“統計外收入”及其對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性的影響
——兩種統計口徑的對比分析【張車偉趙文】／067
5當前我國財政運行態勢判斷與財政政策展望【何德旭於樹一】／095
6中國金融景氣周期循環與前景預測【陳守東孫彥林劉洋】／127
72017年能源形勢展望與對策建議【李平劉強王恰】／146
8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目標對就業影響的評估分析【潘家華張瑩】／175
9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及走勢的分析與預測【王金明高鐵梅】／202
10中國房地產業經濟與稅收統計分析【付廣軍】／227
112017年我國外貿形勢分析與展望【劉建穎金柏松】／258
Abstract／292
Contents／294

前言

慎言去全球化（代前言）
李揚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危機逐步深入，去全球化現像由微而著，並引起全世界越來越大的擔心。這是一個關乎全局的大判斷，因而必須認真分析，仔細推敲，不宜輕下結論。我們認為，與其說當今世界出現了去全球化趨勢，毋寧說，主宰世界200餘年的傳統全球化範式漸趨式微，已經不能符合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世界正在通過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全面“再平衡”，積極探索全球化的新理念、新範式和新路徑。
一慎言去全球化（代前言）
        李揚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危機逐步深入，去全球化現像由微而著，並引起全世界越來越大的擔心。這是一個關乎全局的大判斷，因而必須認真分析，仔細推敲，不宜輕下結論。我們認為，與其說當今世界出現了去全球化趨勢，毋寧說，主宰世界200餘年的傳統全球化範式漸趨式微，已經不能符合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世界正在通過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全面“再平衡”，積極探索全球化的新理念、新範式和新路徑。
        一
        回溯200餘年全球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全球化，隻是形成了少數發達經濟體的俱樂部。在次世界大戰之前，廣大殖民地及落後國家進入全球經濟體繫，實是被其宗主國“裹挾”而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進入全球經濟體繫，也是被發達經濟體作為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過剩產能轉移地來看待和“輻射”的。這種全球化留下的主要遺產，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明顯地形成了“中心-外圍”體繫，以及在世界秩序中的等級差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西方”和“東方”，“北方”和“南方”陣營的分野和對立。
        在這種“中心-外圍”全球體繫中，發達經濟體顯然是主宰一切的“核心國家”，它們主要發展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同時致力於“制造”並向其他國家輸出各類的“規則”“標準”“秩序”“實踐”。在另一端，作為全球經濟體繫的“外圍國家”，廣大新興經濟體承接了發達經濟體的產業轉移，依托低廉的勞動成本，以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主要從事傳統的制造業，並以不合理的價差同發達經濟體的服務產品相交換，同時，被動地接受各種冠以“國際慣例”“實踐”等基於發達經濟體之實踐和價值標準之上的規則、標準、秩序和實踐。
        依托這樣的國際分工格局所形成的全球化經濟，深刻地蘊含著失衡的因子。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這種失衡，在規模上還不甚顯著，因而尚可通過各國間的政策協調予以調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隨著以中國為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日趨惡化，失衡由微而著，終至不可收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全球貿易赤字的22％集中於全球排名前五的國家；本世紀頭十年，這五個主要國家便已經占據全球貿易赤字的76％。當不平衡的問題變得規模巨大、長期延續且集中於少數國家時，這個世界就遇到了真正的難題。
        為了平衡缺口，就有了核心國家日益依賴各種金融服務乃至徑直用國際儲備資產來與外圍國家的制造業產品相交換的情形，進一步，則形成發達國家成為債務人、廣大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成為債權人的荒謬局面。這正是傳統的全球經濟秩序失衡因而難以持續的主要原因。
        現在，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並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發展模式正在逐漸弱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所謂去全球化，其本質隻是全球經濟格局發生巨變的表現形式之一。
        二
        我們可以通過對比全球貿易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的相對變化，得到準確把握全球化動態的標尺。以下四組數據清楚地顯示了近年來全球化的變化軌跡。
        1960～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5%。這樣一種相對增長，是全球化順暢發展的表征。
        然而，2008～2015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特別是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長連續5年降至3%以下，勉強與GDP增長同步。這表明，各國經濟開始“失聯”，去全球化趨勢顯露。
        2013～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甚至低於全球GDP增長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2016年《發展報告》也尖銳指出：“在商品領域，85%的產品繫列貿易增長放緩，其中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貿易增長放緩為明顯。”貿易增長低於經濟增長，而且連年持續，說明去全球化已經蔚成趨勢。
        以上數據告訴我們，去全球化的趨勢，自本輪危機開始便在醞釀，2013年則進入了加速進程。
        三
        全球化是一個可以使得參與各國都得到好處的進程，當然，居於這個進程主導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分潤了更多的好處。迄今為止，發達經濟體使用的能源遠高於全球的平均水平；它們享受的生態環境優於別國，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全球產業分工的結果；它們至今仍然處在全球整個資本、商品及服務流的高端；它們是全球教育體繫的中心；它們是的旅遊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們至今仍然是絕大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者，並仍然不斷揮舞著這些規則在責難直至“制裁”他國；如今世界500強的公司，多數仍是西方國家的公司。
        然而，正是這些享受著全球化好處的國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瀾。仔細分析，其緣由是多重的。
        這首先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人意料地產生了動搖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結果。一方面，發達經濟體作為全球金融風暴的中心，舉凡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以及金融結構等，均存在嚴重的缺陷，這些缺陷長期不得調整，導致以發達經濟體為主導的傳統全球化格局漸入遲暮。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特別是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徹底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為全球經濟發展增添了大量新因素。可以合理地預見，在未來的全球發展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傳統全球治理機制“禮崩樂壞”，是發達經濟體走向全球化對立面的又一原因。前已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下，國際社會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建立了專門的治理機構，並相應制定了專業化的治理規則、實踐和慣例。這些機構及其運行規則，共同構成了完備的全球化治理機制。這些機構、規則和機制一向運轉有效，但顯然未能經受住本輪危機的衝擊。2007年以來全球反危機的實踐告訴我們：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適時應變日趨復雜的非傳統挑戰，幾乎所有的國際治理機構和治理機制都已失靈。可以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繫已經開始崩塌。近年來，全球舉行雙邊、多邊峰會的次數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但世界仍不安寧，便是全球治理機制“禮崩樂壞”的明證。
        總之，數百年來，發達經濟體已經習慣了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保持巨大落差的優越地位，他們不能接受廣大後發國家“趕上來”的現實；一旦這種狀況出現，他們不由自主地就會發出特權和優越感喪失的哀鳴。美國總統奧巴馬2015年10月5日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繫協定》（TPP）達成協議後發表的聲明，就清晰地表達出他們的內心語言：“當超過95%的潛在客戶生活在我們的國境之外，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
        四
        如果將自全球危機開始顯現的去全球化浪潮完全歸結為某種背離歷史發展的逆流，甚至歸諸“陰謀”，那肯定過於簡單，甚至是偏頗的。因為，去全球化有其“不得不為之”的必然性，而且有著“糾偏”的必要性。
        從發達經濟體的立場考慮問題。我們先不妨以美國為例。奧巴馬政府的一繫列表態和表現，固然明白無誤地表達了對傳統全球化的否定，但是，其基本的趣向，還是要另闢蹊徑，重塑全球化的格局，同時重拾對全球化的引領和掌控。TPP、TTIP雲雲，本質上還是某種“另起爐灶”全球化方案。至於特朗普，雖然多有保護主義言論，而且其某些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確實會產生去全球化的效果，但是，在“美國優先”的總方針下，我們還是看到了其推進全球化的新思路：一方面，他所領導的美國新政府不願像歷屆美國政府一直熱心做的那樣，成為全球化之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他要求自己的盟友和類如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也承擔這種責任和成本；另一方面，美國新政府一改過去主要在多邊框架下推動全球化並尋求美國利益的老路子，轉而主要通過雙邊框架，一對一地推動同各國的經濟交往並以此尋求美國利益的化。
        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日益強烈地感覺到變化的必要性。不妨以中國為例。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地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經濟增長對內過度依賴投資，對外過度依賴外需，是其主要表現。所謂“過度依賴外需”，無非指的是我國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政策，從而造成進出口總額以及貿易和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過高。為了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使得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我們必須扭轉這種狀況。經過多年努力，這一目標已經基本達到：我國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時曾達到65%，2016年已降至32%；我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也從時的16%，降至2016年的4.5%，經常項目順差占比更降到2.8%。應當說，經過持久不懈的努力，我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需的狀況已經得到有效扭轉。然而，倘若將這一成就置於全球化的框架中分析，結果又將如何呢？毋庸諱言，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降低的過程，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這種從粗放和外延向精細和內涵的革命性轉變，同時客觀上產生了去全球化的結果。放眼世界，20世紀中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大都采取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這種戰略客觀上都產生了促進全球化發展的結果；本輪金融危機以來，為了克服全球經濟失衡，多數國家都對本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進行了調整，從而大大減少了貿易順差（或逆差）。多數國家都如此行事，合成的結果自然就是貿易增長低於GDP增長，顯示出去全球化的趨勢。
        如果再將由貿易差額變化引致的資本流動的變化考慮在內，並考慮到各國都在致力於在本國內平衡儲蓄和投資，那麼，各國調整本國發展戰略所產生的去全球化結果將更為明顯。然而，我們注意到，在聯合國貿發會議2017年2月1日公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中，雖然全球跨國投資總量在減少，但在國別層面上顯示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新動態。當年引資排名的，就是那個宣稱要搞保護主義的美國，引資385，增長11%；排名第二的則是剛剛“脫歐”因而被視為去全球化急先鋒的英國，引資179，增長了近6倍；中國排名則下降為第三，引資139。這種情況似乎說明，改換一種思路或格局，圍繞美、英展開的全球化，依然有著強勁的動力。
        調整的必要性還存在於全球化成果的分配上。誠然，根據所有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都學習過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參與雙方均會收獲“得自貿易的收益”，而且整體所得一定大於所失。然而，就在人們喜悅地看到“帕累托效率改善”總是伴隨著國際分工和協作的深化如期而至之時，一個繞不開的福利問題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全球化的深化固然使各方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可能有霄壤之別；當全球貿易帶來的超額好處在危機逐漸深化過程中趨於消耗殆盡的今天，確保這些好處被廣泛分享就變得無比重要。簡言之，由貿易增長帶來的收入分配效應，已經累積到不可忽視的程度了；平息利益受損者之不滿，建設一個更為公平的世界，成為進一步推進全球化回避不了的嚴峻挑戰。
        如此看來，如果將國內因素和全球因素綜合起來考察，如果將全球化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效應同其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應結合起來分析，特別是，如果我們將以上因素置於世界各國都在推進本國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深刻背景下去分析，“去全球化”顯然是一個原因、過程和結果都相當復雜的事情。我們傾向於認為，如今去全球化的種種現像確實證實了舊全球化模式之不可持續，然而，這些現像同時意味著，世界各國正在積極尋找本國發展戰略與全球化步調相契合的新機制和新格局。
        我們應慎言去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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