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感覺自己沒有資格為德魯克先生的著作寫序，但是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的邀稿盛情難卻，此外，作為德魯克先生生前少數耳提面命過的中國人之一，我也有責任和大家分享我從他那裡得到的啟迪。
改革開放初期，德魯克夫婦來過中國。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從戰爭創傷的心理陰影中復原的艱難過程，他遇到的中國人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這一點令他驚訝不已。10多年前我剛認識德魯克先生時，他告訴我，世界在蘇聯解體後，隻有美國一國獨強的局面是不健康的，應該至少還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國互相制約，在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這幾個正在上升的大國中，隻有中國有這種可能。他還說，中國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向壞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中國迅速培養大批有道德和高效的管理者至關重要。這也是他後來全力支持我創辦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的原因。
德魯克管理學院開辦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學院的教授建議我們走精英教育的路線，收取昂貴的學費，德魯克先生反對這麼做。他對我說：“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纔，但中國像任何國家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國的弱點是作為一個大國，沒有足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你們有一大批能干的人，這些人在實際磨煉中學會了怎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並取得成效。他們可能隻受過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別聰明和優秀，卻知道如何精巧地處理事情。這樣的人可能有幾百萬，他們可以領導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組織，他們將建設一個發達的中國。”
這段話透露出德魯克先生對肩負中國未來的管理者，特別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組織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為其中的一員，每當我回憶起這段話都深感責任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而且這些變化影響所及，已經沒有國家、種族、文化和行業的界限。這時德魯克學說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顯得重要。德魯克先生主張以創新這類演進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劇變時期能提供更多的創新機會），他力圖避免戰爭、革命和“運動”及其背後的強權與暴力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他一生致力於在延續和變革之間尋求平衡，創新是保持動態平衡的變革手段，而延續的基礎則是維繫人類社會存在的那些普世價值觀，包括同情與包容、誠實與正直以及讓個人享有自由與尊嚴的同時承擔起責任。這些普世價值觀並不是他的發明，它們深深地根植於每一種代表人類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德魯克先生還通過自己的著述和咨詢工作，示範一種他稱為“後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思考方式，這就是從理解全局或整體出發，尋找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達到把握和解決個別問題的目的。他的著作裡沒有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理論說教，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演繹，樸實無華地表達出來。
我想上述貫穿在德魯克學說中的精髓，可能正是人們稱其著作為“經典”的原因。經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人們一讀再讀，常讀常新。它不會代替你做出決策，制定方案，但是它會幫你理清思路，從任何新事變中發掘本質，找到它們的歷史淵源。
迄今為止，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可能是在國內翻譯出版德魯克著作多，也是認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這給它帶來的經濟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這給成千上萬渴望學習和成長的管理者以及知識工作者所帶來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華章的工作人員由此所獲得的成就感。讓我們衷心感謝他們，並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創辦人
德魯克百年誕辰全球紀念活動共同主席
◆再版序言◆
《養老金革命》（ThePensionFundRevolution）於1976年初版，當時取名
《看不見的革命》（TheUnseenRevolution）。在筆者已出版的書中，還沒有一本書像《養老金革命》這樣目標明確，也沒有一本書像它那樣完全被人忽略。本書隻是講述了一些既成事實，但根本就不被當時的美國社會所接受。書中指出機構投資者（尤其是養老金）已經成為美國許多大公司的控股股東，甚至是美國的“資本家”。這一變化始於25年前，也就是說，它是在通用汽車公司於1952年設立個現代養老金時發生的。到了1960年已經廣為人知，當時，筆者在紐約大學研究生院任教，一群參加由筆者主持的研究生創新和創業研討班的青年學生，在研討班討論主題的影響下創立了一家專門為這些新投資者服務的證券交易公司。10年以後（即1970年），這家公司—帝傑證券公司（Donaldson,Lufkin&Jenrette），已經成了成功的公司，也是華爾街規模的公司之一。盡管如此，傳統的觀念堅持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並且可能仍將是一個說不清有幾百萬個人股東擁有美國“生產資料”的“平民資本主義”（people抯capitalism）國家。雖然所有相關證據都證明，所有權已經高度集中在大機構手裡，並且通過養老金這種“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沒有實行“國有化”的前提下實現了“社會化”，但是，這些事實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接受。事實上，就連那些越來越注重與養老金投資者打交道的華爾街金融從業人員都在發聲諷刺筆者的這本書。
對於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即美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能夠接受的人甚至更少。到了1976年，美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同樣也變成了一個既成事實—當然，“嬰兒潮”始於1961年，要比人口老齡化問題早整整15年。甚至在比“嬰兒潮”出現年份更早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退休年齡。但是，在1976年的時候，每個人仍然信奉“青年文化”，並且認為“30歲以上的人不可信任”，美國社會還將長期（甚至是永遠）由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以及他們的價值觀、他們關心的問題和他們的“真誠”來主導。因此，本書的結論—老年人贍養問題將成為一個主要的問題；長壽將帶來的主要問題是醫療保健問題；養老金和社會保障將成為美國經濟和社會的核心問題；退休年齡還將推遲。總之，美國的政策將可能日益由中產階級問題和老年人的價值觀來主導—在那個時候當然是不可能有人聽信的。
因此，本書初版時隻有一個人對它做出了積極的評價，他就是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Boulding）。他在《美國銀行家》雜志上撰文把筆者說成“美國社會一流的思想家”。所有其他有關《養老金革命》的評論（而且為數也不多）則把它說的一無是處。
在初版15年以後，由於一本教科書中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範式轉換”案例的出現，《養老金革命》被“重新發現”。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本書突然火了起來，評論文章（尤其是法律評論方面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所涉及的問題先都是由本書提出的，現在把它奉為“經典”。因此，這次TransactionPublishers公司再版拙作，可以說是恰逢其時，筆者要在這裡感謝他們。
《養老金革命》僅僅是提出了問題，但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就連對於書中提出的核心問題—養老金所有權對美國公司治理和美國經濟總體結構的影響，也沒有給出起碼的解決方案。直到15年以後，我們纔開始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