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內容簡介

繫統介紹蘇東諸國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在維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的經濟正在走向第三個十年，這時候蘇東諸國的經驗教訓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它們過去與我們有著相同的體制，我們的改革也受到過東歐早期改革的啟發。但蘇東諸國轉軌期間的情況到底如何，國內卻鮮有繫統介紹。
本書作者長期從事蘇東研究，他們認為，蘇東諸國在轉軌期間普遍出現經濟衰退是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認識和解釋這種現像。本書在對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模式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比較和解釋了中國與東歐改革的不同進程。

緒論關於社會經濟轉軌國際比較的若干問題
上篇：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
章 “工會掌權”以後：波蘭經濟轉軌述評
一、從“休克療法”案例到“維謝格拉德模式”
二、從ESOP到MEBOS：“後私有化”的資產重組與治理結構重組
三、高速增長與波折：波蘭轉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章 “捷克奇跡”與“捷克陷阱”
一、起點平等的產權改革模式
二、持續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
三、 “投資基金病”：捷克的困境
四、捷克實踐的經驗與教訓
第三章漸進？激進？——論匈牙利選擇
一、從右派的“保守療法”到左派的“休克補課”
二、“右派凱恩斯”反對“左派貨幣主義”？緒論關於社會經濟轉軌國際比較的若干問題
上篇：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
章 “工會掌權”以後：波蘭經濟轉軌述評
一、從“休克療法”案例到“維謝格拉德模式”
二、從ESOP到MEBOS：“後私有化”的資產重組與治理結構重組
三、高速增長與波折：波蘭轉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章 “捷克奇跡”與“捷克陷阱”
一、起點平等的產權改革模式
二、持續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
三、 “投資基金病”：捷克的困境
四、捷克實踐的經驗與教訓
第三章漸進？激進？——論匈牙利選擇
一、從右派的“保守療法”到左派的“休克補課”
二、“右派凱恩斯”反對“左派貨幣主義”？
第四章俄羅斯：告別葉利欽時代
一、坎坷十年：俄羅斯轉軌進程
二、“分”之罪？——俄羅斯大眾私有化評析
第五章轉軌前體制的“可放棄性”問題：中東歐與中國的比較研究
第六章走向公民社會：轉軌中東歐國家的第三部門組織
一、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種轉軌”
二、走向現代第三部門
下篇：沒有運動的理論與沒有理論的運動:十年來的東歐左派
第七章沒有運動的理論：東歐的新社會主義思潮
一、東歐“左派”的概念
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思潮
三、東歐左派運動的三個階段
第八章沒有理論的運動：東歐“左派復興”與社會民主主義
一、東歐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趨同傾向
二、東歐左派復興的邏輯意義及其結果
三、俄國左派運動評析
第九章民主政治中的左翼諸派繫
一、東歐新舊社會黨的關繫
二、東歐左派內部的派繫鬥爭
第十章 “紅色三翼”：東歐左派走進二十一世紀
一、“現代左派”穩步前進
二、“傳統左派”並未消亡
三、“另類左派”荷角初露

在線試讀

“走出……”之別，
還是“走向……”之別？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即所謂“中國之謎”已成為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也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後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麼（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地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劇變”後的中東歐——前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懸殊之大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後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後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復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其中有多少水份，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跡”。於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的確，從事後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並不難，但既然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下還是右派執政下都經歷過衰退，那麼它們與尚未經歷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盡管如果在中東歐內部作比較，上述說法是有意義的。“走出……”之別，
還是“走向……”之別？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即所謂“中國之謎”已成為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也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後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因而經濟（根本性的或暫時的）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麼（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地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劇變”後的中東歐——前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懸殊之大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後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後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復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其中有多少水份，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跡”。於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的確，從事後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並不難，但既然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下還是右派執政下都經歷過衰退，那麼它們與尚未經歷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盡管如果在中東歐內部作比較，上述說法是有意義的。
國際上的轉軌經濟學爭論基本上是西方經濟學兩大傳統即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爭論在轉軌問題上的延伸。在中東歐轉軌十年間它們分別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與“後華盛頓共識”，並各自對中國與中東歐轉軌戰略的異同作出了解釋。1但他們在概念上似乎都認為中國與中東歐在改革前都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計劃經濟”，兩者的差異隻在於對這同一個“計劃經濟”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們很少反過來想：也許中國與中東歐的“改造方式”差異不是那麼大（就經濟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經濟體制倒是差異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釋後來的改造績效？換句話說，中國與中東歐如今的轉軌績效之別也許更多地屬於“走出……”之別，而不是“走向……”之別？
以往的轉軌經濟討論中已談到過“走出……”之別，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華盛頓共識”派學者如薩克斯等，都側重於以“初始條件”來解釋“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但他們通常強調的是發展水平不同（中國更不發達），產業結構不同（中國是農業國），乃至計劃經濟的慣性不同（中國隻搞了30年而蘇聯搞了70年）。這些不同當然有影響，但僅此而已說服力是不大的。因為這樣說來，能擺脫困境創造奇跡的應當是更窮、更農業化、“計劃”歷史也更短的非洲國家了。
我現在強調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機制的不同。在這方面，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外的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倒是談到過先生大講“鞍鋼憲法”就是一例。他把這個“憲法”說成是“後福特主義”的種種褒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並就此提出過批評。但“鞍鋼憲法”之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制的稱呼）大異其趣，則的確不可忽視。作為轉軌過程的起點，這種差異對後來進程所起的路徑依賴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恰恰講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兩派經濟學家把轉軌前體制大而化之都視為“計劃經濟”、隻重視走出這種體制後在民主福利國家與公民自由交易兩者間進行選擇與搭配（中國與中東歐恰恰不是這種區別！），這就很難真正理解到如今為止的所謂“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的產生機制。
事實上，無論古典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強調的市場機制優越性，還是凱恩斯－羅斯福主義的“後華盛頓共識”強調的國家調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釋這種“奇跡”。在筆者看來，這個“奇跡”的形成機制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由於中國式的命令經濟與中東歐理性計劃經濟相比的無效率導致它可以“無代價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劃，還是改行市場機制都能得到純增益），以及包括絕大多數國民（農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負帕累托過程”（不同於中東歐的束縛－保障協調型體制）而導致的條件：“走出負帕累托過程即帕累托過程（即人人受益過程）”。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隻能從一種非帕累托過程走向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
而到了90年代，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已達到了時效的極限。這時中國相對於中東歐的優勢，就集中表現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鐵腕來減少民主制下的討價還價，降低所謂“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上了。但是，這樣的“優勢”未來可能導致的後果，則是人們不能不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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