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香港深層次矛盾

內容簡介

香港回歸迄今十五年，世界經濟布局逆轉，香港經濟在新形勢下屹立不倒，但人們對特區政府的管制信心下滑，對經濟社會現況不滿，面對各式各樣的矛盾，香港何去何從？經濟學家王於漸教授在本書中為我們剖析了矛盾的深層次根源，同時就這些深層次矛盾提供真知灼見，對於關心香港前途和未來發展的人士不啻為一本經濟學指南。

作者簡介

王於漸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曾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多個委員會之委員，包括中國政策組（兼職）、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咨詢委員會、外彙基金咨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咨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1999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目錄
01論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02公共政策的矛盾
03在中國蔭下的成長路：歷史回顧
04聯繫彙率下的外來震蕩與價格穩定
05現行財政政策仍明智
06深層次人口問題
07經濟競爭與結構轉型
08全球經濟整合與香港住宅財富的分布
09香港樓價緣何高企？
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11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12試論創意與創新型經濟
13核心價值、功能組別與民主原則目錄

01論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02公共政策的矛盾

03在中國蔭下的成長路：歷史回顧

04聯繫彙率下的外來震蕩與價格穩定

05現行財政政策仍明智

06深層次人口問題

07經濟競爭與結構轉型

08全球經濟整合與香港住宅財富的分布

09香港樓價緣何高企？

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11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12試論創意與創新型經濟

13核心價值、功能組別與民主原則

14政治經濟學淺說

15征稅、規管與理性的政客

16為平等、成長而施教

17公共醫療的資助問題

18十年回報偏低強積金有待改進

19香港能否負擔高齡社會保障計劃？

20全民退休保障的經濟後果

21如何擺脫房屋窘境？

22改革資助房屋有理

媒體評論

蓋瑞·貝克序

自從1949年後，香港經濟備受中國內地際遇的影響。由朝鮮戰爭、“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各段時期直到1970年代後期，香港基本上與內地隔絕，經濟上主要靠與西方和日本的貿易。香港因而成為一個紡織品和其他制成品主要的出口地，以及重要的旅遊勝地。
1970年代後期，中國以農業改革作為起點對世界經濟開放後，香港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也隨之驟變。接著那二十年，制造業幾乎全部由香港轉移到勞動力遠較便宜的珠江三角洲。香港公司雇用的這類內地勞動力以百萬計。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雖然大量轉移出去，但香港的勞動市場如此靈活，除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那幾年，失業率得以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正如王於漸在書裡說，香港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和其他的自由市場政策承繼自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 1961—1971 年在香港擔任財政司時的經濟觀。蓋瑞·貝克序

自從1949年後，香港經濟備受中國內地際遇的影響。由朝鮮戰爭、“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各段時期直到1970年代後期，香港基本上與內地隔絕，經濟上主要靠與西方和日本的貿易。香港因而成為一個紡織品和其他制成品主要的出口地，以及重要的旅遊勝地。

1970年代後期，中國以農業改革作為起點對世界經濟開放後，香港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也隨之驟變。接著那二十年，制造業幾乎全部由香港轉移到勞動力遠較便宜的珠江三角洲。香港公司雇用的這類內地勞動力以百萬計。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雖然大量轉移出去，但香港的勞動市場如此靈活，除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那幾年，失業率得以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正如王於漸在書裡說，香港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和其他的自由市場政策承繼自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 1961—1971 年在香港擔任財政司時的經濟觀。

面對本身制造業衰落而珠三角成長，香港的回應是擴大服務部門。由於鄰近的中國內地有成本較低的勞動力，香港很多領袖人物擔心香港是否保得住高水準的生活。正如王於漸在書中《經濟競爭與結構轉型》一篇傑作裡說，制造業雇用人數占全香港受雇總人數由1986年的35%下跌到2010年的不足4%。同期內，服務業由雇用全部勞動人口的55%擴大到超過88%。

當時擔心，服務業雇用人數大部分的增長會集中在低增值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服務業的很多增長屬於一些有助於迅速擴大珠三角產出的活動，這包括保險、融資和其他商業服務，運輸、儲存及通訊服務，以及進出口貿易。

在此書各文章裡，王於漸探討了上述及其他與香港內部經濟和政治運作有關的課題，此外當然還有與香港因為和內地的經濟關繫改變而導致轉型的課題。這些文章始見於香港的《信報財經新聞》，但遠遠比大多數報紙專欄寫得好，心思深湛得多，訊息豐富得多。即使面向一般讀者，每篇文章都注入了不少原創研究的心血。

任何想認真了解中國如何迅速和令人欽佩地崛起成為經濟強勢的努力，香港的角色都是重要的部分。此外，王於漸對這個城市在經濟上如何回應各種正負大震蕩的洞析，也在在激發我們大量的興趣。香港如今得享高生活水準，但如果不是信靠靈活的競爭性市場，有工作勤奮兼具創意遠見的企業家登場，縱有地利之便，也不可能發生。

我不僅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居民，以及世界各地的經濟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強烈推薦此書，任何對中國崛起有興趣的人士，我也同樣強烈推薦此書。此書道出了一個由幾個位於對華貿易和進出世界其餘地區要衝的島嶼組成的城市，如何卓越地應變和演變的故事。

蓋瑞·貝克 (Gary Becker)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兼社會學教授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在線試讀

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筆者1975 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像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筆者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本章會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章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裡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 1916 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州的產煤小鎮斯克蘭頓（Scranton），隻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 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一書中，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鏟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 式“公園裡的摩天大廈”，又或者是英國Ebenezer Howard 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反而隻是炮制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
付諸實踐。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筆者1975 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像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筆者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本章會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章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裡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 1916 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州的產煤小鎮斯克蘭頓（Scranton），隻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 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一書中，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鏟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 式“公園裡的摩天大廈”，又或者是英國Ebenezer Howard 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反而隻是炮制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

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隻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認為，街道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纔能確保治安和衛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鋪纔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

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纔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借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隻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纔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纔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纔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纔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

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復合體，不是簡單的復合體或無組織的復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s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的收益，以致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制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緩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裡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撥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隻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采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s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纔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19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公營房屋是為低收入人士而建，並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簽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性。

零售業環境下纔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衷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纔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筆者也曾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隻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s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復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在著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著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需要改變決策方式，著重決策過程，而不是隻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著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隻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的方法。

200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 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借著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臺，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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