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計量經濟史研究方法

編輯推薦

本書繫統地考察了計量經濟史（Cliometrics）的研究方法，並提供了作者近年來嘗試研究的案例，可供計量經濟史愛好者、經濟史研究者和理論經濟學其他學科研究者參考。本書正文共9章，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討論研究方法，基本上遵從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前提假設——邏輯推理——實證檢驗。本書將“前提假設”分為上位前提（總供求態勢）、下位前提（制度安排、習俗和發展階段特征等）和技術性前提（為分析方便而做的暫時假設），並分別做了討論。在“邏輯推理”部分，本書簡要考察了經濟學邏輯和前提假設的關繫，總結了幾種常用的邏輯推理工具。在“實證檢驗”部分，本書總結了計量經濟學應用的基本原則和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後，本書討論了計量經濟史的“研究鏈”——經濟史研究的相互連接的三個層次，並對研究者的定位問題提出了建議。下編介紹了幾個不同角度的研究案例，諸如文獻評介、學術商榷與應答、中外經濟史專題研究和理論質疑與補充等。

內容簡介

本書繫統地考察了計量經濟史（Cliometrics）的研究方法，並提供了作者近年來嘗試研究的案例。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討論研究方法，基本上遵從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前提假設——邏輯推理——實證檢驗；下編介紹了幾個不同角度的研究案例，諸如文獻評介、學術商榷與應答、中外經濟史專題研究和理論質疑與補充等。

作者簡介

劉巍，1960年出生，黑龍江哈爾濱人，經濟學博士，歷史學碩士，當過知青、士兵和鐵路工人。1998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專業，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史學會現代經濟史分會理事、廣東省經濟學會中青年委員會副秘書長、廣東省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計量經濟史、經濟學說史。

導論
0.1計量經濟史的內涵
0.2計量經濟史與傳統經濟史的主要區別
0.3計量經濟史學科開創與傳入中國
0.4計量經濟史研究的主要學術價值

上編：研究方法
1前提假設
1.1上位前提假設——宏觀經濟態勢
1.2下位前提假設——制度安排和其他市場條件
1.3技術性假設——分析過程中的簡化手段
2邏輯推理
2.1邏輯思路的形成——分析工具的選擇與修正
2.2常用的邏輯推理方式導論
0.1計量經濟史的內涵
0.2計量經濟史與傳統經濟史的主要區別
0.3計量經濟史學科開創與傳入中國
0.4計量經濟史研究的主要學術價值

上編：研究方法
1前提假設
1.1上位前提假設——宏觀經濟態勢
1.2下位前提假設——制度安排和其他市場條件
1.3技術性假設——分析過程中的簡化手段
2邏輯推理
2.1邏輯思路的形成——分析工具的選擇與修正
2.2常用的邏輯推理方式
3實證檢驗
3.1計量經濟史與計量經濟學
3.2計量經濟史研究中的數量模型
3.3數量分析過程中需注意的幾個問題
4計量經濟史文獻範式簡介
4.1正標題與副標題
4.2作者姓名和所屬機構名稱
4.3內容提要
4.4關鍵詞
4.5正文
4.6注釋
4.7參考文獻
4.8英文題目、內容提要和關鍵詞
4.9作者簡介
5計量經濟史研究者的學術定位——“研究鏈”刍議
5.1經濟史“研究鏈”上遊環節——數據和故事的發掘整理
5.2經濟史“研究鏈”中遊環節——解釋經濟現像和探討邏輯關繫
5.3經濟史“研究鏈”下遊環節——補充、修正或發現經濟學理論
5.4總結

下編：研究案例
6文獻評介與學術商榷
6.11996年以來中國近代計量經濟史研究評述
6.2供給約束下中國的彙率、貿易收支與復本位制（1870～1900年）
6.3近代中國GDP估算理念、方法與功用
7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
7.1近代化起步以來中國經濟態勢初探
7.2資本品短缺、貨幣緊縮與中國總產出下降
7.31979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與物價波動
8外國經濟史專題研究
8.1美國經濟波動中的進口貿易研究——近百年歷史經驗分析
8.2美國大蕭條的邏輯起點：收入分配不公（1919～1929年）
9經濟學理論探索
9.1對凱恩斯“流動性陷阱”學說的質疑——基於美國大蕭條的經驗
9.2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假設：供給約束與國家虛無
9.3IS-LM模型的前提：有效需求小於潛在需求——對“有效需求不足”的邏輯分析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自序：對“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之源”理念的思考
自序：對“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之源”理念的思考

        已故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認為，“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多年來，這一理念始終為國內經濟史學界眾多學者所接受，在許多文獻中都可以看到贊揚和詮釋。但是，絕大多數文獻都停留在呼吁和號召的層面上，而將這一理念付諸研究過程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徑者卻很少見到，國內學界長期以來的實際情況是“源”與“流”之間鮮有溝通管道，經濟學和經濟史兩界學者自說自話，難以體現上下遊之間的順暢聯繫。以中國近代經濟史為例，學界慣常的研究路徑是，就時下經濟中的某一熱議問題，如房地產、“三農”、基礎設施建設、股市等，做民國或晚清時期同一問題的論文，文中大都聲稱為當今提供借鋻。但是，由於作者對經濟運行邏輯知之甚少，所以，論文描述的基本因果關繫和所用數據的統計口徑等素與經濟學含義相去甚遠，經濟學界無法參考借鋻。於是，當“源”不能為“流”提供“達標水”時，經濟學界一旦需要借鋻歷史經驗，大都是自己動手。例如，經濟學家陳志武近年來正率團隊研究整理中國1700年以來的時間序列利率數據，其原因自不待言——中國近代經濟史文獻無法提供這類數據。又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近代金融史研究開展了幾十年，但尚無國內學者估算貨幣供應量時間序列數據，目前學界使用的近代中國24年的貨幣供給量是美國經濟學家羅斯基估算的，雖有一定瑕疵，但終強於無據可循。眾所周知，離開貨幣量數據，絕大多數經濟問題是講不清楚的。不可否認，也有經濟學界學者輕率地使用經不起推敲的歷史數據，進而得出令人遺憾的結論之案例。如財新網報道，香港大學許成鋼教授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IEA第16屆全球大會時談到了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從近的30年或者50年來看非常了不起，但把歷史拉開來看，隻是相當於中等程度的恢復。1913年美國GDP世界，中國第二，隻看這個指標，中國終於回到了1913年時在國際上的地位。但從數量上看，2010年中國GDP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二，還不如1913年。按照比較樂觀的估計，2025年中國GDP會成為世界，即便如此，中國也隻是達到了1880年的狀態，當時中國已經是世界的經濟體。”許成鋼先生的數據不知出自何處，令人驚訝。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1887～1936年缺失的40個數據做了初步的估算，形成了一個50年時間序列數據。筆者所做的比較研究結論是，1913年中國不是第二，1880年也不可能是。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見，在國內學界，有效溝通“源”與“流”，且保證“源”之水能為“流”所用，是當務之急。既然學界同仁對吳承明先生提出的理念從無異議，於是，呼吁號召就嫌多餘了。筆者借自序之便，擬就有效溝通源流的思路抒發一孔之見，借以紀念學界泰鬥吳承明先生。
        一經濟史研究範式思考：“史無定法”大義淺讀
        從國內學界源與流不能有效溝通的現狀來看，筆者認為，經濟史學界與經濟學界研究範式的巨大差異是源與流尷尬局面的癥結所在，同時，問題在於經濟史學界。經濟史學界一些學者片面地解讀吳承明先生提倡的“史無定法”理念，常對此說望文生義，進而作為事實上不懂經濟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搪塞，通常憑聰明和靈感對經濟史做出樸素的或想當然的解釋，研究結論常常令經濟學界茫然不解。這猶如不大懂化學的人按自己的觀察寫出的化學實驗報告和實驗結果分析，化學家對這份文件是不會感興趣的。
        我們知道，經濟史研究過程不是信馬由韁的，研究者事先必有某種思路。於是，經濟史文獻中使用的歷史資料必然是研究者精心選擇的，基本適合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但是，如果研究者對經濟運行邏輯關繫知之甚少或渾然不知，那麼，所選資料用處不大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從研究範式差異這一起點開始，經濟史學和經濟學兩界學者必然漸行漸遠。那麼，吳承明先生提倡的“史無定法”究竟含義如何呢？筆者雖與吳老相識，也曾多次得到吳老的指點，且吳老是筆者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但是，筆者畢竟沒有就“史無定法”的含義一題向吳老做過專門請教。於是，以下對吳老主張的“史無定法”理念的理解純屬筆者演繹，荒謬之處在所難免。
        首先，“史無定法”是大視野的理念。歷史是對既往人類活動場景的記述，絢爛多彩，人們從各個角度研究，產生了諸如外交史、戰爭史、農業史、音樂史、哲學史等“泛歷史”分支。如今早已不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了，科學發展突飛猛進，理應有各個角度的方法，不可能也不應該一致。各個研究角度既然有客觀的運行規律，就必有反映和繼續探索這些規律的邏輯框架及研究範式。於是，研究各種專門史的方法應該有特定的一種或數種，即在某一專門史領域中，方法應該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特定範式。比如，研究音樂史不可能用外交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農業史不可能用哲學史的方法。因此，筆者認為，大視野的“史無定法”理念中蘊含著特定領域的“史有定法”。
        其次，經濟史研究與經濟學研究是不能割裂的。經濟學產生至今已有300年左右的歷史了，當年威廉?配第、“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邊際革命三傑等著名學者研究的經濟學，就是我們今天視野中的經濟史（也包括經濟學說史）。不僅如此，就連“現代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的重要研究對像——大蕭條，也成了今天經濟史學家不倦探索的領地。這些前輩經濟學大師的研究方法體現在他們的宏論之中，是傳世經典。吾等後輩學人今天在研究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經濟運行，若連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都不掌握（雖有些分析工具，但今天已顯落後），甚至看不懂他們的文獻，豈不汗顏。學術發展是需要傳承的，若某一代人不能從前輩學者那裡繼承、發揚和創新充滿智慧的技法，學術研究水準必將倒退。試想，假如一個人立志研究數學，但對笛卡兒的解析幾何、牛頓的微積分既一無所知又不屑一顧，自己另起爐灶，即使此君終日懸梁刺股，又能有多大成就呢？
        吳承明先生認為，“經濟史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依此定義，我們研究的視野就不能限於經濟本身，因為自然環境、國家、社會和文化都制約著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的績效也在自然環境、國家、社會和文化上表現出來”。從吳老的定義和釋義中可以讀出，經濟史研究和以往各個時代經濟學界對他們的“當今”經濟運行研究極為相似。筆者對吳老所言之放開“研究視野”的感受是，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經濟運行必然受制於或受益於自然環境、國家、社會和文化等因素，即在不同的自然環境、國家、社會和文化背景之下，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運行方式不同，經濟機制的傳導路徑不同，經濟績效的高低不同。而宏觀經濟績效的累積效應必然促使自然環境、國家、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發生變遷，進而對下一階段的宏觀經濟運行提供大背景。總之，既然經濟史的研究內容是歷史上的經濟運行，無論從何種角度展開研究，必然逼近和終深入經濟運行邏輯之中。因此，經濟學的方法應該是經濟史研究的核心方法。在《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一書的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吳老將經濟史研究的方法總結為經濟學方法、社會學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區域比較方法四種，除去社會學方法之外，其餘三種都是大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子類。同時，應用社會學方法研究經濟史也不能獨立於經濟學邏輯之外，因為研究對像畢竟是歷史經濟運行，對經濟運行邏輯的拒絕無疑會阻礙研究者得出正確結論。
        後，經濟史的研究方法與經濟史的分析工具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從科學研究方法論角度觀察，方法應該是上位層次概念，屬於梯次展開研究過程的理念或範式；而分析工具則應該是在某種研究理念或範式之下，研究者選擇的架構完整的分析手段，如新古典的或現代經濟學理論框架，數量分析工具或博弈論分析工具，等等。在一定的方法（理念或範式）之下，可選擇的工具很多，但工具本身不是方法，雖然在口語中常常將二者混淆。譬如，在實證主義理念下，經濟分析遵循“前提假設—邏輯推理—實證檢驗”這一範式進行，這是目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這一範式的“邏輯推理”環節上，研究者根據不同的前提假設可選擇不同的理論框架作為分析工具，推出終結論。接下來，在“實證檢驗”環節上，根據資料情況，研究者可以選擇數量分析工具做實證，也可以選擇案例分析做實證；如果實在缺乏條件，也可以暫時不做實證，將邏輯推理的結論暫且作為“假說”，待有條件時再做實證。但是，無論怎麼變換分析工具，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並未發生改變，若研究者不走實證主義路線，那纔是研究方法發生了變化。縱觀近年來經濟史學界對於研究方法的諸多討論，筆者認為，許多文獻的“方法”內涵差異很大，且有大材小用之嫌。
        二經濟史與經濟學：研究範式對接與研究領地拓展
        和大約30年前的索洛教授一樣，筆者不揣冒昧，也來談談經濟史與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索洛撰文批評過美國計量經濟史學派，吳老在《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一書中談及方法論時，對索洛的論文做了客觀的介紹。索洛認為，美國新經濟史受到了經濟學的損害，雖然也從經濟學中得到了營養。索洛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新經濟史學家也和經濟學界一樣研究整合、使用回歸分析工具和“用時間變量代替思考”，他認為，經濟史學家應該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層面給經濟學提供廣闊的視野。他雖然贊成經濟史學家利用經濟學家提供的分析工具，但認為不應還給經濟學家“同樣一碗粥”，即經濟史學家應該用經濟學的烹飪技藝做出幾道新的大菜，從而令經濟學家驚奇，而不是重復著經濟學的菜單。
        雖然吳老在書中對其他學者的觀點也有詳盡的介紹，但是，中國經濟史學界卻經常引用索洛的宏論而非其他著名學者的，其意無疑在於否定用經濟學工具研究經濟史的“新潮”。然而，用某甲的言論否定或肯定某乙的工作是不科學的，除非某甲是的上帝。尤其不可取的是，用某甲若干年前的宏論作為考量某乙若干年後研究工作的尺度。作為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索洛1985年的觀點無疑有較強的公信力，而且可能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美國新經濟史的年齡不過二十幾歲，閱歷尚淺，“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層面給經濟學提供廣闊的視野”這一重任對於新經濟史學派並非力所能及。從新經濟史學派的學術發展路徑觀察，正是由於新經濟史學派執著地使用經濟學界提供的研究範式和分析工具，潛心做了歷史宏觀經濟運行之類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索洛所批評的“研究整合、使用回歸分析工具和用時間變量代替思考”，然後纔有了對歷史上“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心態”的深入研究。20世紀80～90年代新經濟史學派的領軍人物、1993年諾貝爾獎得主D.諾斯對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研究起點正是美國的航海運輸史等經濟史領域，若不采用經濟學家提供的範式和工具，諾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將難以想像。諾斯的貢獻被當今經濟學界廣泛應用，這一貢獻顯然不是經濟學家們早餐中常見的“一碗粥”，而是做出了在經濟學菜單上被忽視的大菜。假如索洛的論文在十年之後——1995年發表，大概就是另外一種宏論了。
        眾所周知，諾斯的貢獻是裡程碑式的，諾斯一生恐難再有這樣的貢獻，就像索洛也難有超越“索洛模型”的貢獻一樣。不可能每一個經濟史學家都會有諾斯那樣的貢獻，就像不可能每一個經濟學家都會有索洛的貢獻一樣。絕大多數新經濟史學者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做的研究還都是基礎性的工作，科學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給新經濟史以時日，要允許新經濟史修補往日研究的不足，相信新經濟史日後會不斷豐富經濟學家的菜單。新經濟史在美國出現至今，尚不足60年；傳到中國並被少數學者接受，還不到20年。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生代學者的成長，中國計量經濟史也能對中國經濟學提供新的營養餐。從筆者近年來的體會來看，國內學界許多激烈批評計量經濟史的學者其實還未搞懂計量經濟史的研究範式以及所用的分析工具。計量經濟史研究的標準範式是“前提假設—邏輯推理—實證檢驗”，前兩個環節要求研究者具備歷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功底，後一環節要求研究者具備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良好修養。可見，研究計量經濟史不僅是會不會“做模型”的問題，而且是要邁過由理論經濟學、歷史學和計量經濟學這幾門功課共同設置的“門檻”。
        三經濟史研究的境界：修正、補充或構建經濟學理論
        無論從吳承明先生的“經濟學之源”角度討論，還是從前引索洛的宏論分析，經濟史研究的境界是修正、補充或構建經濟學理論。著名經濟史學家劉佛丁教授一貫倡導，經濟史研究絕不應該是僅僅講述經濟史故事，而應該致力於補充、修正和發現經濟學理論的前提假設，即研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適用條件，為當今經濟當局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剔除前提假設與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環境不一致的經濟學教條。這一理念和吳老的“源流”之說不謀而合。但是，由於受到諸多條件限制，這一研究導向的身體力行者不多見。
        近年來，筆者及所在的團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雖遠未到構建理論的境界，但遵循劉佛丁先生的遺訓對一些經濟學理論發出了質疑和嘗試做了粗淺的討論，成文的淺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詳見油印學術通訊《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動態》各期）。
        ，經濟史進程中的階段性特征研究。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均產生於特定的歷史階段，而產生於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學理論的前提假設（明確的或暗含的）與後來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未必一致或貼近，因此，從先前形成的經濟學理論中衍生的經濟政策未必都能奏效。我們將近代至今的世界經濟史分成三個階段。
        （1）供給約束型經濟。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短缺經濟”，總供給的物質構成完全與總需求吻合。雖然總需求並不旺盛，但由於供給不足，銷售沒有任何問題，總需求總是被迫適應總供給。簡單地說就是，低下的總產出不能滿足消費者低水平的購買。政府若干預經濟，一般是壓制本來就水平很低的消費，鼓勵投資或引進外資。
        （2）需求約束型經濟。這一階段潛在總供給能力強大，且總供給的物質構成完全與總需求吻合，隻要有訂單，廠商就能供給產品，銷售成了企業的問題。簡言之，總供給總是被迫適應總需求。相對來說，隻有消費者買不起的問題，而生產一端沒有太大問題。政府管理經濟的手段一般是擴大外需和內需，經濟政策往往比較奏效，至少在短期內效果顯著。
        （3）“新供給”約束型經濟。這一階段總供給能力雖強大，但其物質形態與總需求增長不吻合。國內需求隻是在舊有的規模上循環，總供給的物質形態不能適應國內需求的增長。國內富裕的消費者不是買不起產品，而是沒有什麼新產品可以引誘消費者多買。處於這一階段的國家經濟增長隻能依賴出口，一旦出口受阻，則GDP口徑的總產出便陷入低迷狀態，一切需求管理的政府經濟政策均無顯著的正面效果。通過對日本經濟泡沫和“失去的二十年”的研究，從主流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回推，得出了“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實際上是指有效內需不足”的結論。在政策意義上說，就是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能治理外需不足導致的經濟低迷。
        我們的研究結論進一步指出，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就從供給約束型經濟過渡到了需求約束型經濟；美國從1919年開始，完成了這一過渡；中國自近代至新中國改革開放前期，一直處於供給約束型經濟態勢下，直至1995～1996年纔完成了向需求約束型經濟的過渡；日本在1950年之後從供給約束型經濟過渡到了需求約束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中期則進入了“新供給”約束型經濟。
        第二，對某些國際貿易理論的修正。首先，貿易條件學說隻適合於供給約束型經濟，而在需求約束型經濟態勢下，已不適合作為考量國際貿易得失的尺度。對於絕大多數處於需求約束型經濟態勢下的國家（地區）來說，本幣貶值雖惡化了貿易條件，卻能改善貿易收支，減少失業和促進投資增長；本幣升值雖改善了貿易條件，卻惡化了貿易收支，造成國內失業增加和投資下降。能說明問題的是，在需求約束型經濟態勢下傾銷與反傾銷在國際貿易中司空見慣。傾銷無疑是傾銷國主動惡化貿易條件，但由於在產能巨大的條件下仍可薄利多銷，所以很多國家樂此不疲；被傾銷國雖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但由於本國產品市場被擠占，則堅決動用關稅武器反擊。
        第三，在需求約束型經濟態勢下，比較優勢理論“2×2模型”無效，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石發生松動。在“2×2模型”中，兩國都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互相貿易，結果都比沒有貿易時的收益大，其中暗含的假設是產品銷售沒有問題，李嘉圖時代的銷售也確實問題不大。在當今需求約束型的世界經濟中，產品銷售是大問題，“2×2模型”必然崩潰。同時，在國家之間時常產生利益衝突、戰爭不斷的前提下，“2×2模型”更難順暢運行。
        第四，對某些貨幣理論的修正。首先，主流貨幣理論將貨幣政策喻為一根繩子，認為“可以用繩子拉車但不可以用繩子推車”，即在蕭條時貨幣政策難以啟動經濟，必須依靠財政政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結論認為，上述理論源自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的特例，不具有一般性。由於胡佛總統固守金本位制，美國的基礎貨幣根本沒有供給彈性；由於美國商業銀行大量倒閉，“硬件”繫統無法使貨幣乘數運行。因此，問題不在於貨幣政策的軟件本身，而是保證其運行的硬件繫統出了問題。大蕭條時期，同是需求約束型經濟的英國於1931年實施了放棄金本位制的貨幣政策，經濟便走出了低谷；處於供給約束型經濟態勢中的中國於1933～1934年發生了蕭條，1935年放棄了銀本位制，經濟增長重新開始。英中兩國的共同特點是，貨幣供給有了充分的彈性，且商業銀行體繫均未遭受美國那樣的重創。歷史經驗表明，貨幣政策也是可以引導蕭條經濟走出低谷的，用主流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繩子未必不能推車”。其次，凱恩斯經濟學在論述貨幣政策無效時論證了一個的假說——“流動性陷阱”：當市場利率（有價證券收益率）低到不可再低的水平時，公眾將不再購買證券，當局無論投放多少貨幣，均會被貨幣需求吸收。於是，投資無法增長，經濟不會走出低迷。通過邏輯討論和對美國大蕭條案例的分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結論認為，在金本位時期，經濟中不存在凱恩斯“流動性陷阱”暗含的兩個重要前提假設：其一，貨幣當局不具有持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能力；其二，有價證券市場上也沒有一個“至低”的、公眾一致不再購買證券的收益率。從邏輯層面分析，若個前提假設不存在，使“流動性陷阱”出現的可能性消失了——既然當局不能無限供給貨幣，那麼，“貨幣需求可以吞噬任何數量的貨幣供給”就成了純粹的想像或虛張聲勢。即使存在個假設——當局有無限供給貨幣的能力，但如果第二個前提假設不存在，“流動性陷阱”也不會出現，多是有價證券交易量下降，而不會出現無人購買的慘狀，宏觀角度的短期收入擺布結構依然是貨幣和證券。從實證角度討論，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貨幣當局不具有無限供給貨幣的能力，同時，1932年國庫券到期收益率在10～11月低到了0.01%時（股票的年平均收益率隻有0.72%），股票交易量明顯下降，國庫券交易額卻有所上升。也就是說，在經濟蕭條到如此悲慘的地步時，由於前提假設不存在，因此也就未能出現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其邏輯也就成了一個地道的假說——理論正確但理論無效。
        第五，我們認為，近代中國法幣改革前的貨幣有“不可控外生變量”之屬性，是一種有害的貨幣供給機制。眾所周知，貨幣理論界對貨幣供給的性質有“內生性”和“外生性”之分，而我們根據貨幣理論對銀本位制下中國貨幣供給的形成機制分析之後認為，近代中國的貨幣供給既無經典的“內生性”，也無經典的“外生性”，而屬靠天喫飯式的“不可控外生性”。這一研究結論一方面暗示了法幣改革的重大經濟意義，另一方面對經典貨幣理論提出了新解。
        誠然，我們的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團隊實力尚弱。將不成熟的討論結果在此做一總結歸納的意圖有二：其一，供學界同仁評頭論足，以便我們修正和深化；其二，拋磚引玉，供後來學人借鋻。歸納之餘，參照福格爾和諾斯的宏論從頭梳理我們的研究過程，思考陷入山窮水盡之窘境時的苦惱，把教訓和點滴體會總結出來，編成本書，就教於方家。由於我們的研究剛剛起步，照貓畫虎功力尚淺，因此，書中訛謬在所難免，誠望讀者不吝賜教。

        劉巍
        2016年春於廣州南沙名苑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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