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修史問道以啟未來（代序）
中國銀行四川分行在新中國成立前近35年的歷史是一部艱苦卓絕的創業史，它既是一面鏡子，又是一部愛國愛行教育的教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了解與研究這一歷史，以史為鋻，可以興行。現在全面地回顧它過去走過的崎嶇道路，認真地總結一些值得借鋻的經驗與教訓，無疑將對中國銀行四川分行乃至對中國金融事業的未來發展都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一、回望來路，修史問道
歷史是什麼？是一部書、一卷畫？一首詩、一支歌？……
上古時代，四川盆地以巴和蜀為中心的兩個氏族聚居區漸漸成為兩個國家。蜀大約在今四川盆地西部，以岷江流域為中心，及今陝甘南部和滇北一帶；巴大約在今四川盆地東部，以嘉陵江流域為中心，及今陝南、鄂湘西部和黔東北一帶。周慎靚王五前316年），秦滅巴蜀二國，設巴蜀二郡。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將今四川地區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總稱四川路，是為四川二十三年(1286年)，正式建置四川行中書省，簡稱四川行省，為四川建省之始，並沿襲到明、清和民國，直到新中國成立時。
四川，人稱“天府”，口碑流芳，已越千年。天府，顧名思義，天然的府庫，就像“天宮”一樣的人間佳境和安居樂土。《蜀志》稱這片土地“沃野千裡，號為陸海”；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正是這片風水寶地，千載悠悠，養育了多少巴蜀兒女，成就了多少英雄豪傑！也正是這方有著豐厚文化積澱的廣袤沃土，為四川中行人施展抱負和纔華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
20世紀初，1912年2月5日誕生的中國銀行，不畏蜀道之難，於1915年初入川設立分支機構。於是，中國銀行四川分行（渝行）於1915年1月18日應運而生，其後川屬分支機構（“百年老店”）陸續設立：中行成都分號於1915年4月4日正式成立，中行瀘州分號於1915年5月13日成立，中行萬縣彙兌所於1915年7月4日成立，中行自流井（自貢）分號於1915年8月6日成立，同年12月29日大清銀行五通橋分號改組建立中行五通橋彙兌所。到1916年2月18日，中行潼川（三臺）分號對外營業，並於1917年4月6日正式成立。由此，中國銀行開始在巴山蜀水落地生根，成為四川現代史上歷史悠久的銀行。
此後，數十載歲月流轉，四川中行的前輩和後繼者們在巴蜀大地辛勤耕耘，勵精圖治，開拓進取，薪火相傳。他們用心血澆灌出綠蔭匝地、茁壯挺撥的金融之樹，以驕人的業績奠定並確立了四川中行在金融舞臺上的重要位置，也為巴蜀文明璀璨的史冊添寫了一頁頁光彩照人的金融篇章！
今天，當我們掀開四川中行的歷史書頁，那些如詩如畫的滄桑歲月，那些可歌可泣的塵封往事，頓時撲面而來。我們仿佛看到：在那荊棘叢生的歷史河岸，四川中行前輩們留下的那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伴隨著一條不舍晝夜、滔滔東逝的長河，漸去漸遠。回望來路，往事歷歷在目，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四川中行前輩們所展示的斬荊披棘、篳路藍縷、負弩前驅之創業精神。
為了增強商業銀行的行史類書籍的可讀性與可鋻性，原定“四川中行百年行史（1915—1949）”的編寫大綱分為六章：大清銀行遺嬗組建四川中行史概、四川軍閥混戰時期之川中行創業史、四川軍政基本統一時期川中行發展史、抗戰時期川中行矚目之歷史貢獻、抗戰後至新中過成立時期川中行存續史、民國時期中行及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簡史。在編撰過程中，我們按照先占領制高點的寫法，將第六章“民國時期中行及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簡史”作為“修史問道”的“道”之重點，先行編研。問道四川中行百年行史，“道”的根本就在第六章之中。就這樣，隨著編研的深入，浮出的史料不斷增加，終形成了長達四十多萬字的單章內容，取名為“中國銀行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簡史（1915—1949）”，而單獨成冊出版。
由此，“四川中行百年行史”將由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簡史（1915—1949）和（1949—2015），以及四川分行簡史（1915—1949）和（1949—2015）等部分的相關內容組成。總的來看，《中國銀行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簡史（1915—1949）》共有四章內容，其編撰理念大致如下：
章，中行及四川分行公司文化興起歷程概覽。按照凡例之隸屬性記述原則，主要記述了中行創業活動與文化興起的客觀過程及四川分行創業階段的文化積澱；中行文化興起的主觀條件；中行及四川分行文化形成的重要標志等三方面史實。
第二章，公權時期文化核心價值特征及踐行效果。按照凡例之隸屬性記述原則，概括出張嘉璈主持中行行務時期所形成的中行公司文化核心價值體繫（公司文化核心價值體繫，是實現企業的價值、精神、倫理的慣常邏輯、一般途徑和共享經驗。它一般由公司的使命與願景，實現使命與願景的基本價值觀、企業精神、公司行為準則、公司繫統做事素所組成）及其價值特征，然後按照公司文化概念的規範，集合編研出全行踐行這一文化的效果以及四川分行踐行該文化的演繹特點。
第三章，中行文化共識的獨特培育方式及其機制。按照凡例之公司文化史編撰原則，主要記述了達成中行行員整體文化共識之獨特培育機制，以及明做人之道與育做事之理的六大培育文化要義。公司文化培育的難度在於員工整體的文化共識，它取決於融理性教育與感性熏陶於一體的綜合培育過程。鋻於此，將中行當年具體的、細致的、體現著不同企業文化管理水準與層次的做法，以專章單獨記述，由此增強本史的可存可鋻性。
第四章，中行及川行文化傳承與文化變遷之略史。按照凡例之公司文化史編撰原則，主要記述了公權時期文化主張之傳承史略，尤其是抗戰時期文化傳承之農貸精神、抗戰結束後川行文化傳承印跡；同時，還記述了公權時期文化主張之變遷史略及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的變遷跡像，從而達到對歷史教訓同鋻之目的。
結語，中行及川行公司文化價值體繫之總概括。按照凡例之公司文化史編撰原則，對中國銀行及四川分行解放前的公司文化核心價值體繫、育人之歷史經典箴言，以及四川中行文化精神之七大演繹殊點進行了概括。
不難看出，四川中行的時光書簡，啟承轉合，曲折有致，既有歷史的厚重和滄桑，又飽含著現實的真實與激情，飄逸著詩的婉約，歌的悠揚，水墨畫般的韻味。拂去百年風塵，我們把四川中行昨天的歷程整理編排，裝訂成冊，以期達到“修史問道，以啟未來”之目的。
二、深層思考，以啟未來
總的來說，民國期間，在國家戰亂頻仍、經濟凋敝、社會不安寧、中外銀行激烈競爭的年代裡，中行及四川分行歷經艱難的創業和坎坷的發展過程，克服重重困難，把自己建設成為一家信譽卓著、初步近代化和國際化的大銀行。那麼，人們不禁會問，取得上述較好成績的條件是什麼？又是怎樣形成的？由於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繫之本質，就是人們行動之前的指導性價值觀念和人們行為結果背後的支配性價值思維，因此，所謂修史問道，即通過編修公司文化史，研問該公司文化之傳統觀念及其所帶來的價值；所謂以啟未來，是指運用所編研的文化傳統觀念及其價值，為當代人提供資政輔助之參考，為後世留下堪存堪鋻之記述。
今天，我們從史學角度，將中行及四川分行在此過程中所積澱的商業銀行文化價值體繫客觀準確地概括出來，這對於促進中行事業不斷發展有著堪存堪鋻之意義。即便是當今中行“建設新時代全球一流銀行”的戰略目標，也含有當年“中國銀行是國民經濟命脈，社會事業的指導者，社會人士的模範，成為進步和穩固之銀行”之文化價值的傳承印跡。
我們認為，民國時期中行及四川分行公司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繫，在“以啟未來”的資治和育人方面，其資治輔助和堪存堪鋻之思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增強全行工作使命感，激發員工深層動力
企業是為了在國家宏觀經濟環境中實現某種特殊的社會目的或滿足某種特殊的社會需要而存在的。公司使命是企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與責任，是企業在社會中借以存在的依據。使命側重於從理性角度表述公司的終極價值，願景則多以感性形像來描繪公司的終極價值。民國時期，中行“先國後行”使命包括：“樞紐自任，職務報國；服務大眾，改進民生”的“先國”使命和“積極成功，三方同樂；互相推進，同為模範”的“後行”使命。中行願景是“成為進步和穩固之銀行”，其史釋內涵為：“所謂理想的中國銀行，是一個：無論遇如何風潮事變，兌現也好，提存也好，決不缺人半文錢，一切債務都有抵擋，都能清付的銀行；是一個：凡有信用的字號，凡有有益國家的大實業，無一不與往來發生關繫的銀行；是一個：不必鼓吹，不與高利，而人人願來存款的銀行！”中行這一終極價值理念的資治輔助和堪鋻育人的現實意義在於：
1.“先國使命”的資治輔助之現實意義
早在八十多年前，中行就踐行“先國”使命，本著“所有放款，必慎之於始，不輕易許人；而既經放款，則始終予以維持，決不乘人之危”信貸經營信條，在當年貸款工廠面臨“資本不充足，機器不認識，組織不健全，管理不完善，工潮時常有，交通如此不便，出品不能運到市場，銷售貨物不能活動，還有其他政治上種種問題”等不利外部環境下，站在報國使命的高度來看待是否發放工業貸款問題，即通過解決履行報國使命之責與貸款風險防範之間的矛盾來發放工業貸款。與此同時，四川分行行長周宜甫提出了“對外之旨，功不僅在行而須在國”的川行經營宗旨，“蓋中國為整個的中國，中國銀行為整個的中國銀行。各地之工商業，分言之為各地之事業，合言之為全國之事業。倘各地此等工商業，皆得中國銀行之扶助，則分言之功在各地之事業，合言之即功在中國全國之事業。”由此可見，跳出目前商業銀行狹隘的“績效—薪酬”觀的束縛，樹立“職務報國”的使命感和崇高法人倫理的國家大局觀，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