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為什麼貧窮落後到中國為什麼能迅速復興:
宏大問題的背景轉換
李子旸
作者杜車別已經出版的兩本書《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的歷史走向》《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我都仔細閱讀過,收獲很大。頭腦中固有的歷史觀念,被改變了不少,是非常愉快的閱讀體驗。現在作者又出版新書《中國歷史停滯嗎?: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探討》,我又有機會享受那種愉快的閱讀體驗了。
今天,我們關注和研究中國歷史,是在一個宏大問題的背景下,這個宏大問題是:中國為什麼能如此迅速和成功地復興?意味深長的是,此前,人們關注和研究中國歷史,同樣也是在一個宏大問題的背景下,那個宏大問題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為什麼如此貧窮落後?
近代以來的中國,積貧積弱,處處不如人,甚至有亡國之憂。仁人志士一方面奮勇抗爭,同時也在知識上展開了深刻反思。這種反思很快就指向了漫長的中國歷史。並且,救亡圖存的急切心理之下,這種反思實際上已經預設了結論,那就是中國歷史應該為近代以來中國的貧窮落後負責。人們要做的就是在歷史中去發現和揭示那些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的深層原因。
一個大國幾千年的歷史,其中內容當然厚重豐富。帶著預設結論去找,想找什麼都找得到。果然,人們在中國歷史中發現了一大堆負面因素:封閉、專制、愚昧、政治高度腐敗、經濟殘酷剝削、個體飽受禁錮,等等。後來,這種反思似乎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全面。中國近代以來落後的歷史原因,時間上被追溯得越來越久遠,範圍上被拓展得越來越廣泛,舉凡人種、文化、習俗、飲食方方面面,似乎都是中國落後的原因,同時,也是落後的表現。甚至,統一遼闊的國土、源遠流長的耕作傳統、蜿蜒千裡的長城,這些堪稱偉大的成就都被解釋為中國落後的原因和表現。據說,大一統的國家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農耕傳統造成愚昧落後的小農意識;長城則是封閉社會的典型產物和像征。
自己國家的悠久歷史被說成是一部失敗史、錯誤史,這當然讓很多人郁悶甚至憤怒,但面對中國各方面都落後的現實,試圖為中國歷史辯解的人,也確實底氣不足。時間長了,很多人甚至已經習慣於貶低中國的歷史,悠久的歷史仿佛成了中國發展的沉重包袱,要盡快擺脫纔行。
這種情緒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高峰。但是,進入 21 世紀以後,情況漸漸發生了變化。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即使是對中國友好樂觀的人,也不曾想到中國今日的成就。所有人都低估了中國。以地球之大,幾十億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當時預測到中國的迅速復興——就連大致預測到的也寥寥無幾。相反,倒是有很多人多年來持之以恆地一次次預言中國必將崩潰。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國能擺脫貧困落後。
於是,人們一邊批判、抨擊中國的現實,一邊深挖其歷史根源,一邊等待著中國社會的崩潰。不知不覺中,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四十年。其間雖然不是一帆風順,但眾多人士言之鑿鑿的必然崩潰終究沒有出現。年年難過年年過,年年過得還不錯。相比近代以來的多災多難,這四十年的發展很符合那句話:繁榮總是靜悄悄地到來,災難降臨纔會大喊大叫。
繁榮就算是靜悄悄到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那些多年批判現實、深挖歷史、預言崩潰的人,卻不免感到茫然和尷尬。為了解釋中國的貧窮落後,大家在歷史中翻來翻去,大有心得,突然抬頭一看,那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卻已大為改觀。眼前一片繁榮興旺,甚至是前所未有、舉世無雙的超大規模繁榮興旺——十多億人的經濟體,經濟、社會高速成長四十年!這在全人類歷史上都找不到先例。那些心得怎麼辦?怎麼自圓其說?
我個人大概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也就是 2008、2009 年前後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應該算是後知後覺了,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從此以後,我就改變了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的視角。中國國家成功而迅速的復興,這是巨大的、無法否定的事實。對這個事實,應該有個充分的解釋。對之無視或者歪曲的,是在自欺欺人。就像以前解釋中國的貧窮落後要從歷史中找深層原因一樣,這次,除了各方面的現實分析,我們的目光也要投向歷史,要從中國古代史中為中國的迅速復興找到深層的原因和解釋。中國當代社會的巨大成就,原因絕不可能僅僅在這幾十年中。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史、政治史、社會史,包含著極其豐富的發展資源、人文資源和國家資源。正是憑借這些資源,中國一次次從歷史的挫折乃至災難中站起來,一次次復興。其他古文明被毀滅一次就從世間消失,隻留下廢墟和古跡,中國卻能頑強地一次次戰勝災難,延續文明,並且,復興的速度越來越快,復興後的水平越來越高。
杜車別等學人在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努力,正發生在這個問題背景的大轉換上,從解釋中國為什麼貧窮落後,轉換為解釋中國為什麼能迅速復興。這不是對某個朝代、事件、人物的翻案那麼簡單,這是歷史研究範式轉換級別的大變化。
杜車別此前出版的兩本書《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的歷史走向》《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都是這方面的優秀著作,用豐富的論據和嚴謹的論證改變了讀者心目中明朝的形像。這本《中國歷史停滯嗎?: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探討》在這個研究方向上又跨出了一大步,推翻了人們認為中國古代長期停滯的成見。我向讀者推薦這本書,並且希望讀者在閱讀的同時,深入思考這個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有趣的問題——中國古代史中包含著哪些因素,讓中國文明能一次次實現復興?
更重要的是,杜車別的這幾本著作,雖然已經有了開啟心智甚至振聾發聵的作用,但對這個宏大問題來說,仍然是篳路藍縷的開拓之作。亟需完成的研究工作量之大,絕非幾個人甚至這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奉獻出自己的智慧和激情。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一代歷史學人,正面對著一個正在開啟的巨大無比的學術礦藏。當我們從全新的視角、根據全新的範式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古代史,即使是過去非常熟悉的歷史事實,也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和意義——令人鼓舞和振奮的形態和意義。
這是一個無比龐大和偉大的學術工程。對於建設這個偉大工程,現在和未來的幾代學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實際上,對這種責任的承擔和履行,正是中國綿延不絕的歷史傳統之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希望杜車別今後能寫出更多更好的著作,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學人加入這個偉大學術工程的建設中來。我相信,堅持不懈的努力研究,必將讓中國悠久的歷史煥發出前所未見的熱烈光芒。
2018 年 1 月 19 日
( 李子旸 羅輯思維撰稿人之一,出版有《市場的力量》《經濟學思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