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過失殺人、市場與道德經濟

內容簡介

本書原由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著名經濟學家諾斯等親自審定，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美國“新法制史”研究的一部功力深厚的學術代表著作。本書以清朝刑科題本素材為基礎，從人口增長、商業化、財產權、交易成本以及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入手，論述18世紀廣東、四川、山東等地農村受市場經濟衝擊而來的社會變動，梳理18世紀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遷中普通百姓的日常衝突，並運用諾斯理論等經濟學原理研究法律問題，豐富了法律經濟學思想，是經濟史與法制史研究相結合的一種新嘗試，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步德茂是目前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法律史頗具實力的學者，長期致力於清代法律史、經濟史的研究，是美國目前“新法制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致謝
導論
章經濟變遷、社會衝突與財產權
經濟變遷與財產權：一個理論框架
交易成本
歷史上的經濟增長決定因素
諾思的理論應用於中國
第二章 “人口與日俱增”：18世紀中國經濟的變遷
商業化
米價
18世紀的人口增加
清朝早期（1644－1699）的土地開墾
隱匿的土地
廣東省的土地政策致謝
導論
章經濟變遷、社會衝突與財產權
經濟變遷與財產權：一個理論框架
交易成本
歷史上的經濟增長決定因素
諾思的理論應用於中國
第二章 “人口與日俱增”：18世紀中國經濟的變遷
商業化
米價
18世紀的人口增加
清朝早期（1644－1699）的土地開墾
隱匿的土地
廣東省的土地政策
階段1：征收田賦，1721－1741年
階段2：鼓勵墾荒，1742－1773年
階段3：沙坦禁令，1774－1785年
階段4：推動開墾的回歸，1786年
馬爾薩斯危機？
農業中人身依附關繫的削弱
土地產權
第三章 “照前各管己業”：田界和水權糾紛
田界糾紛（64起案件）
田界糾紛的一般特征
水權糾紛（108起案件）
水權糾紛的一般特征
第四章奸頑佃戶：回贖、欠租、撤佃
關於出賣地的回贖糾紛及其他糾紛（56起案件）
回贖糾紛的一般特征
欠租糾紛以及關於地租的其他糾紛（109起案件）
押租
抗租
欠租糾紛的一般特征
撤佃糾紛
撤佃糾紛的一般特征
第五章廣東省財產權糾紛的時間與地理分布
財產權糾紛的地理分布
廣東省的市場結構
農業土地使用模式類型
土地價值與暴力糾紛
財產權糾紛的時間分布
第六章暴力在中國北部、西部和南部：山東、四川和廣東的財產權糾紛
四川和山東的經濟條件
山東和四川的暴力
山東和四川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的時空形態
主要問題
水權糾紛（47起案件）
田界糾紛（88起案件）
地租的拖欠和其他的地租糾紛（43起案件）
撤佃（31起案件）
回贖和土地變賣（93起案件）
第七章 “是為富不仁了”：轉變中的法律觀念和暴力衝突
收案
州縣官理訟
應對欺罔
作為創新者的州縣官
執行
公開挑戰
官方干預的局限性
第八章結論
附錄一命案報告：刑科題本
土地債務案件
檔案的遺失
樣本數量
使用犯罪報告的問題
上報命案
報告中的偏袒和掩蓋真相
報告的可靠性
附錄二司法檔案以及清代中國的法律、經濟與社會研究
主要參考文獻
譯後記

在線試讀

章經濟變遷、社會衝突與財產權
自20世紀80年代中美外交關繫正常化以來，美國學者逐漸接觸到了大量有關中國歷史的原始材料，由此提高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水平，同時也擴大了其研究範圍。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對原始材料的有限接觸，阻礙了美國學者關於中國經濟社會史領域的研究。隻有幾位華裔學者寫了幾本著作，如：何炳棣出版了人口史方面的經典著作；張仲禮關於士紳階層的著作仍然是典範之作；以及蕭公權撰寫了鄉村社會導論。除此之外，這方面研究的絕大部分英文著作都集中於對外貿易、通商口岸和早期工業化嘗試。從觀念上講，源自歐洲經濟史的發展模式嚴重地影響著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結果產生了一些相當奇怪的想法，試圖根據西方發展的假定的標準階段來形塑中國歷史。一般說來，中國鴉片戰爭之前的經濟停滯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拿西方的發展與東方的停滯做比較是司空見慣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在中國與日本學者中已經頗為流行，他們雖然試圖挑戰西方主流學術，但也以工業革命作為衡量歷史發展標準，對建立西方進步的範式推波助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的歷史研究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標準階段被徹底重塑。1949年之後，中國歷史研究中兩個普遍的主題是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貞定。這一研究產生了晚期中華帝國經濟史的大量文獻資料。令人遺憾的是，政治約束往往對中國學者構成了嚴重的禁錮。1949年之後歷史學著作論點和結論中充斥著獃板的意識形態的詞語。西方歷史學家們很快就對此進行了批評。在日本，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影響反映在兩個方面，即階級鬥爭的強調以及還在繼續進行的關於確定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時間的爭論。現代地主主義（modern landlordism）的發展史和階級分化的過程是日本主要的學術研究主題。直到近些年來，日本歷史學者和中國歷史學者置意識形態思考於一旁，與美國同行相比，他們更加積極地研究晚期中華帝國的經濟社會史並且走在了前面。另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確實引出了一些饒有興味的經濟社會歷史，終迫使西方學者重新思考中國鴉片戰爭前的經濟史。章經濟變遷、社會衝突與財產權
自20世紀80年代中美外交關繫正常化以來，美國學者逐漸接觸到了大量有關中國歷史的原始材料，由此提高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水平，同時也擴大了其研究範圍。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對原始材料的有限接觸，阻礙了美國學者關於中國經濟社會史領域的研究。隻有幾位華裔學者寫了幾本著作，如：何炳棣出版了人口史方面的經典著作；張仲禮關於士紳階層的著作仍然是典範之作；以及蕭公權撰寫了鄉村社會導論。除此之外，這方面研究的絕大部分英文著作都集中於對外貿易、通商口岸和早期工業化嘗試。從觀念上講，源自歐洲經濟史的發展模式嚴重地影響著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結果產生了一些相當奇怪的想法，試圖根據西方發展的假定的標準階段來形塑中國歷史。一般說來，中國鴉片戰爭之前的經濟停滯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拿西方的發展與東方的停滯做比較是司空見慣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在中國與日本學者中已經頗為流行，他們雖然試圖挑戰西方主流學術，但也以工業革命作為衡量歷史發展標準，對建立西方進步的範式推波助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的歷史研究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標準階段被徹底重塑。1949年之後，中國歷史研究中兩個普遍的主題是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貞定。這一研究產生了晚期中華帝國經濟史的大量文獻資料。令人遺憾的是，政治約束往往對中國學者構成了嚴重的禁錮。1949年之後歷史學著作論點和結論中充斥著獃板的意識形態的詞語。西方歷史學家們很快就對此進行了批評。在日本，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影響反映在兩個方面，即階級鬥爭的強調以及還在繼續進行的關於確定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時間的爭論。現代地主主義（modern landlordism）的發展史和階級分化的過程是日本主要的學術研究主題。直到近些年來，日本歷史學者和中國歷史學者置意識形態思考於一旁，與美國同行相比，他們更加積極地研究晚期中華帝國的經濟社會史並且走在了前面。另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確實引出了一些饒有興味的經濟社會歷史，終迫使西方學者重新思考中國鴉片戰爭前的經濟史。
西方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轉折點出現於1973年，以伊懋可的開創性著作——《中國歷史的模型》的出版為標志。伊懋可的研究論著內容廣泛，援引了大量日本學術成果，並且引發了對自宋朝以來中國歷史的廣泛的重新審視。該書與本研究為相關的是集中於帝國晚期變化著的經濟制度。根據伊懋可的研究，16世紀不在地地主較為普遍，佃農與地主之間的關繫轉而更多地依賴於“不為私宜左右”的契約基礎。伊懋可引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思想，據此認為中國處於經濟危機的邊緣，因為在歷史上中國沒有導致像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實現了在前工業社會所未有的人口增長、運輸發達、農業高產以及經濟商業化。在這些條件下，超出滿足生活需要的剩餘產品的總量日漸縮蹙，而勞動力的廉價致使采用勞動力技術的動力不強。基於高水平均衡陷阱存在的假定，伊懋可認為“削弱且打破中國這一高水平均衡陷阱是現代西方的歷史性貢獻”。對於許多西方學者來說，這一高水平均衡陷阱一度被證實為一個富有吸引力的模型。它運用新古典經濟理論常用的術語解釋中國經濟史，並對西方入侵中國給予積極評價。雖然它留下了一個引起爭議的理論構建，被有些學者解讀為替帝國主義辯護，但是“陷阱”模型確實標志了中國經濟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在過去的20年中，其他經濟歷史學家也開始探索晚期中華帝國經濟結構的宏觀變化。市場的增長、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階級畛域的淡化常常被用來佐證促進了經濟發展。例如，墨子刻（The mas A•Metzger）將其研究範疇聚焦於1500～1800年這一顯著的經濟增長期。根據墨子刻的研究，組織的變化，諸如更多的在市場交易中的土地買賣以及階級差別的消解，弱化了經濟中的特權部門、行業，促進了其經濟增長。伊夫林•S.羅斯基的早期著作大部分都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考察華南農業的商業化的，得出前現代的中國經濟“能夠對變化的經濟條件作出有力反應”的結論。在一個更近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經濟變遷的總結中，她列舉了經濟的貨幣化、市場的發展、政府控制的放松、更多的經濟自由以及農民面臨的風險等等晚期中華帝國經濟的重要特征。羅斯基將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相對地主而言佃農權利的增強歸因於從明代晚期開始的、正在深入發展的市場和商業化。根據羅斯基的研究，地主與佃農之問契約關繫的擴展是朝著市場經濟凱歌挺進的長期趨勢的一個標志。雖然我完全同意羅斯基的結論，但我自己的著作還是力求闡明這些重要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結果。
在一個更為宏大的跨越兩千年歷史的著作中，趙岡拋開馬克思主義的及其他“西方中心論”的解讀，闡發中國歷史經驗的獨特性。像墨子刻和羅斯基一樣，趙岡也依賴於關於市場力量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來構築其理論。趙岡認為，“原子論式市場經濟”在中國自古代起就存在，其中家庭是重要的經濟單位。家庭價值觀念是中國人特有的，形塑著重要的經濟決策。趙岡認為中國家庭特別重視培育男性繼承人，即使面對經濟困難，結婚和生育都是不能推延的。因而，中國人口繼續增長，使工資降低並出現更有利於家庭手工業生產和佃農租種的新情況。有學者批評趙岡用馬爾薩斯式人口論重新解釋中國經濟史，因為它缺乏必要的人口統計數據支撐其主要的論點。不過，盡管他可能過分強調了人口增長和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他的著作確實提供了與本研究有關的明末清初“土地零散化嚴重狀態”的重要證據。趙岡作出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論述，即人口壓力促進了土地所有的零散化；商業化以及進入農村土地市場的商業資本的“倒流”阻止了“傳統”中國土地所有的高度集中。
對解釋的質疑姑且不談，上述研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時間框架，使分析從明末到20世紀的數個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大規模經濟變化成為可能。同樣地，這些歷史學家中的每一位都對晚期中華帝國經濟變化予以動態描述，均以個人對市場力量理性地作出反應為預設前提。雖然這些經濟史學家中絕大部分都對說明經濟變化的社會影響做了一些嘗試，但這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所在，基於這些對他們進行批評是不公平的。然而，在一個對經濟變化與社會衝突之問關繫感興趣的學者看來，新經濟學分析忽略制度安排和正交易成本的事實是一個嚴重的漏洞，並導致了對這一類型分析的更廣泛的批評。在一個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透徹的評論中，羅納爾多•科斯對經濟學研究中理論與主題相分離感到惋惜，他將此稱之為“黑板經濟學”。鋻於經濟學有時居然如此抽像，科斯抱怨這樣令“消費者不是人，而是連續性偏好的機器”、“交換發生在沒有任何特定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因而，雖然像羅斯基、趙岡等經濟歷史學家對這一領域作出了顯著貢獻，並迫使其他學者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的歷史發展，但他們的分析模式卻不能說明那些抗拒經濟變遷的個體及其抗拒的社會成本。
與羅斯基、趙岡相對照，馬立博關於從明末到20世紀30年代間廣東東部海豐縣的著作，聚焦於農民社會長期經濟變化的社會結果。馬立博界定了階級衝突的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初，明末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摧毀了擁有土地的大莊園，並把農民從僕從地位中解放出來，為清朝小規模土地所有制經濟鋪平了道路。在清朝統治的前兩個世紀，基於地區的或血緣的社會衝突已經超越了階級界限且較為普遍。馬立博認為，當中國在19世紀下半葉融人世界資本市場之際，農民道德經濟的良性影響逐漸削弱，階級衝突重新出現。雖然馬立博強調了經濟變遷的一些重要社會結果，但我自己的研究顯示他誇大了農民階級內部的團結性和傳統社會道德經濟的穩定性。正如乾隆年問產權的激烈爭端充分地表明，在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前，圍繞產權的爭鬥引發了階級內部以及階級之問的暴力衝突。
黃宗智的著作提供了一個更為發人深思的、頗具爭議的關於長期經濟變化和農民革命的考察。通過追溯研究帝國晚期和民國時期到北、山東兩省的經濟社會發展，黃宗智對從清朝到共產黨革命過程中的中國農民和農業變化作出了一個更為詳細的解釋，強調農戶和農村經濟的多維度特征。黃宗智描述了農民社會中各個階層，以說明經濟變化的復雜影響以及這些變化對農業社會中每一階層帶來的不同社會政治結果。例如，黃宗智論證了雇工的出現實際上是鄉土中國蕭條經濟環境的表征，而這被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引述為農村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證據。根據黃宗智的研究，“內卷化及社會分層的雙重壓力而缺乏經濟動態增長的出路”創造了共產黨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在對1350～1988年間長江三角洲的更為晚近期研究中，黃宗智再次主張，基於西方經驗的農村發展研究的概念不適用於中國。黃宗智指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他所稱的“內卷化增長”是中國經濟的商業化的獨特之處。黃宗智的著作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批評。特別是李伯重關於江南的近著有力地駁斥了1850年前的內卷化增長觀。然而，黃宗智重新審視中國經濟史的嘗試是對過去研究有意義的背離，無疑引發了對這一領域不無裨益的活躍的討論。從觀念上講，他的研究理路對中國農民經濟發展史提出了新視角，承認了農民社會的多重關繫、經濟變化的不同影響、西方發展模式的有限效用。
盡管方法與解釋各異，但從總體上講，前面所討論的著作至少可以使有關前現代的中國經濟和社會處於停滯或靜止狀態的觀念壽終正寢，並使文化差異能很好地解釋中西方所走的不同道路的理論黯然失色。然而，西方的歷史經驗遮蔽了理解中國經濟史的學術努力。近來，經濟史學家試圖使這一領域擺脫工業革命對觀念的束縛。在《循環增長》一文中，埃裡奇•瓊斯將集約型經濟增長定義為長期的人均增長，並將其與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一晚近的形態相區別。瓊斯認為，雖然工業革命代表了經濟史進程的深刻轉變，但集約型經濟增長試圖“吹起蔚為壯觀的集約經濟的增長面團”並不是次。瓊斯把經濟增長作為人類的“基本和活躍的特征”，有力地論證了阻礙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大半應歸咎於政治經濟制度結構。放棄把工業革命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可以讓學者自由地按其自身方式審視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前工業時期強勁的經濟增長。李伯重關於江南的著作提供了惠澤於這一研究路徑的很好例子。如前所述，為了“取消歐洲國家建構和資本主義作為普遍化主題的特權地位”，王國斌采用了新方法比較中國與歐洲的經濟政治變化，不是為了確定差異，而是以之為“認識其相似和關聯的更大計劃”的組成部分。王國斌的著作釐清了中華帝國晚期經濟變化的長期軌跡，還發現了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增長的經濟作物的種植、手工業和貿易體現了斯密動力，但並不必然導致持續的人均收入增長。這樣，中華帝國晚期經濟的活力和意義就能夠被承認，不會因為它沒有引發工業革命而被貼上失敗的標簽。
面對錯綜復雜的結果，社會史學家探查了社會不穩定的經濟根源，而經濟史學家則提示了經濟發展的社會結果。同樣，近來的學術研究表明，將社會衝突和經濟變遷置於晚期中華帝國研究的核心是一項艱難任務。進一步深化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衝突和經濟變化的理解，我們需要大量關於社會衝突的數據以及一個經濟史的結構和變化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應能夠將來自市場模型與道德經濟模型的觀察認識結合起來。而與土地糾紛有關的刑科題本為研究社會衝突提供了大量的繫統數據。把這一數據與經濟歷史結構和變化的理論結合起來，可以為闡明18世紀中國社會衝突與經濟變化之間的關繫奠定基礎。
經濟變遷與財產權：一個理論框架
如前所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道格拉斯•諾思已經詳細闡述了一種經濟史的結構與和變化的理論，強調政治經濟制度的中心地位。根據諾思的研究，要理解歷史經濟變化，我們必須廣泛地考察經濟與政治制度。“制度是設計來控制個體行為的一套規則、服從的程序、道德和倫理的行為標準。”憲法規範包括“明確規定了財產權利和國家控制的基本結構”的根本性法律；操作規範包括財產權和制度安排明確規定了憲法規則框架內的交易規範。倫理行為規則包括廣義上的意識形態，是旨在使憲法規則和操作規則合法化的行為準則。由於他們構成了18世紀農村經濟操作層面的經濟制度，本書將主要考察財產權的變化和支配土地交易及使用的倫理行為規則。
雖然新古典理論對於解釋經濟運行及廣泛的人類行為來說是一個有力的工具，但是諾思還是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學領域的兩個問題：除了市場之外沒有組織和制度；經濟變化是通過與交易成本無關的相對價格的變動發生在非人格化的市場中。基於羅納爾德·科斯的早期著作，諾思指出價格導向市場有效的運作要求有易於實施的、設計精細的財產權，以便於商品和服務的交換，這個前提在歷史上從未獲得。基於這一原因，在不考慮政治經濟制度和促其形成的歷史因素的條件下，不能解釋經濟史的結構和變化。在論述傳統生產關繫時，諾思堅持認為生產成本包括了土地、勞動力和交易資本相關的——如商品財產權的界定、保護和實施——以及改變某一商品物理屬性的相關投入。
交易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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