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財團投資高潮興起於1918年前後,投資規模逐漸擴大,依恃雄厚的資本優勢以及特權保護,至1920年代初期已形成覆蓋大部分工礦業門類,各類金融形式的龐大資本群體。1920年代中期以後,華北財團因政治經濟形勢變化逐漸出現分化,京津地區官僚家族企業多因北京政府政治失勢,特權喪失向普通私人資本轉化;東北奉繫資本集團則因政治地位穩固而愈益膨脹,且呈現公私混同,以私控公的發展趨勢;晉繫資本集團因閻錫山公營思想逐漸向官辦方向演化。
研究發現,華北財團對北方民族資本主義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貢獻率均在60%以上,成為北方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導資本形式,為北方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提供必要的資本積累。同時,華北財團投資領域集中於金融、工礦及大型輕工業企業等普通私人資本不具備投資能力的領域,與普通私人資本投資在空間上形成互補關繫,排擠作用有限。依恃資金優勢與特權保護,企業經營聘用新式經營管理人纔,購置新式機器,采用先進技術,對北方經濟近代化轉型起到推動作用。而其依靠特權保護獲得超市場經營優勢,某種程度亦可視為民族企業以“不法”方式對於不利市場環境的一種修正與自我保護。在外國資本壓制,市場與法規機制不健全,政府缺乏必要保護的環境下,孱弱的民族資本很難獲得發展空間,華北財團依恃特權,獲取稅收減免與其他經營便利,方能獲得與外商資本接近平等的競爭環境。但另一方面,華北財團依恃特權甚至強權強占市場的行為,本身又形成對市場健康發育的破壞,對普通私人資本形成排擠,從而形成對北方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影響,其中經驗教訓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