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的農地制度被鑲嵌在我國特殊的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繫之中，所以隨著農村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農地制度日益成為約束農村生產力和農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的桎梏。如何重構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繫、重新確立農民的權利地位、規範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邊界，就成了現階段一個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隨著農村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農村土地制度日益成為約束農村生產力和農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的桎梏，農地流轉日益活躍起來。但是，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關繫為土地流轉設定了某些重要的規定，中國的農地制度被鑲嵌在我國特殊的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繫之中。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繫一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政府角色和功能的轉變，這為地方政府更為積極地干預土地流轉的具體過程提供了動力機制，但是另一方面，這些關繫並沒有發生深刻的變化，國家依然是農村土地的最終支配者，集體依然是農村土地的所有者，農民依然隻是土地的經營者而不具有所有權。在這種國家、集體和農民關繫下，農民往往難以真正支配土地流轉的過程，也難以真正從土地流轉中獲得充分的收益。地方政府往往基於自身的利益強行介入到土地流轉中來，作為集體的村委會也通常會扭曲土地流轉行為，江蘇省的實證調查資料表明，地方政府背離了土地流轉政策中規定的角色和功能，對作為農地流轉中新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調查也表明，這種看似完全基於農民個人自願和農民利益的自治性土地流轉組織在地方政府和集體的介入下同樣與其初衷相背離。因此，在中國，重構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繫，重新確立農民的權利地位、規範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邊界，把國家建設的重心從國家權力的建設轉移到農民權利建設上來，是一個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領導農民通過各種方式普遍地、大量地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同時不廢除一般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采取多種方式加以解決，如：沒收和分配大漢奸的土地；佃農優先購買地主在減租後自願出賣的土地；地主為了能抽回二三成土地自耕而自願給農民以七八成土地；地主出賣土地給農民以償還經過清算鬥爭後對農民的負欠等。至此，農民的土地意識得以提高，並獲得了部分土地經營使用權，中國共產黨的土地路線開始走向成熟。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主持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較《五四指示》相比，《大綱》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在土地分配方式上，“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同時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及債約，一律繳銷。到1949年上半年，東北、華北、西北及山東、蘇北等老區半老區與少數新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勝了大地主大官僚，最終獲得了土地的所有權、經營使用權。
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使農村原有的封建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基於地主土地所有的剝削被徹底廢除。農民與土地的關繫不但在實踐上獲得了成功，並且實現了法律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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