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秩序變動中的國家整體力量建設

國際經濟危機對西方霸權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對西方世界的“華盛頓共識”提出重大挑戰。在2009年9月尚處在國際經濟危機深淵的匹茲堡G20峰會中，各參與國達成一項重要共識，即由G20取代G8成為今後國際經濟領域的主要協調與治理機制，並一致同意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緊接著2009年10月初於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與會各國再次重申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重要性。2010年4月世界銀行通過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由2.77%提高至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同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準改革方案，中國所持有的份額由3.72%提高至6.39%，投票權從3.65%提高至6.07%，成為居美國和日本之後的擁有第三大表決權的國家[ ]。但是“西方仍在竭力維持現有全球治理體繫中的主導權，而非真正改革國際金融組織。這在2011年的IMF總裁更替和2012年的世界銀行行長‘換屆’中都得到具體細致的反映。歐美分別‘衛冕’了IMF和世界銀行的領導權，預示著在未來5年西方主導世界經濟治理的局面仍將持續。”[ ]在全世界呼吁改革不合理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中國確實應該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改革與建設。正如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G20）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強調的那樣：“中國倡導的新機制新倡議，不是為了另起爐灶，更不是為了針對誰，而是對現有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目標是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範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後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但當前更為迫切的是，抓住國際經濟危機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強化國家整體方面力量建設。後危機時代國家整體力量建設涉及綜合實力建設的諸多方面，本文僅涉及其中的部分內容。
，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的儲備體繫調整。步入工業化以來，以石油為主的能源和各種金屬非金屬礦產資源在國家經濟增長中起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與日俱增的能源消費缺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瓶頸和事關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鐵礦石和糧食）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焦點和國際政治交往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各種（包括具有官方背景）投機資本追逐的重要目標。
遵循著這一邏輯，霸權國家通過影響甚至操縱大宗商品價格來主導全球生產體繫。一方面，經濟霸權國家通過產業調整與升級將高能耗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通過操縱大宗商品價格來打壓競爭對手日益成為強勢國家的重要取向。以石油為例，冷戰期間，美國就曾經通過在較長時期內壓低石油價格，來遏制產油大國前蘇聯的發展。霸權國家主要通過強勢資本控制上遊石油開采公司的股權；通過先進技術控制下遊的煉油產業；通過石油運輸、銷售渠道控制石油的終流向的策略性持續貶值，則是深層的因素。可見，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分配與流向成為霸權國家追求操縱國際經濟秩序、主導國際分工和全球生產體繫的主要手段，發達國家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響的能源地緣格局，便是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嚴重影響甚至威脅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談判能力和發展勢頭。
的、富有彈性的大宗商品儲備制度，有助於我國在重大戰略機遇期實現更多的國家利益。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客觀上加重了對大宗商品的依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承接了發達國家轉移的加工制造產業[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下以生產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為特征；加上我國已進入消費升級階段，對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呈現明顯加速的狀況。
我國參與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競爭的根本意義，在於爭取國際市場的定價權，以及市場交易、交割規則的制定權，擺脫國際資本的控制和操縱[ ]。因此，可借鋻美國做法，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動和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將部分外彙儲備轉化為實物資源儲備[ ]，有助於克服外彙儲備過於龐大或大規模證券幣種轉換的負面影響。我國是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全球買家。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場的金融屬性或投機屬性的張揚直接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給世界經濟尤其是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平穩增長帶來了巨大威脅。據《中國證券報》的報道， 2011年，隨著4萬億投資的效應出現，我國多進口了1500萬噸原油，但由於在大宗商品領域缺乏定價權，為此多付出近90的巨資。不僅是2011年，因原油市場定價權缺失而滋生的“亞洲溢價”，每年吞噬中國數以百億的寶貴財富[ ]。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國外彙儲備餘額達3.44[ ]。而另有資料顯示，2009年3月，我國黃金儲備隻占外彙儲備的0.9%，而同期美國的這一數字是78.9%。
高額的外彙儲備是一柄“雙刃劍”，除去外彙管理部門的管理難度和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財務成本增加外，因彙率變動造成儲備資產彙兌損失也相當驚人，更不用說由於金融體繫的動蕩而造成的經濟社會發展代價策略性貶值的總體趨勢下，儲備越多，儲備資產縮水幅度越大。與此相對應，世界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因歐債危機而持續盤整，尤其是黃金價格已較上年有顯著回落。盡管實體經濟復蘇依然存在不確定性，但當實體經濟真正走出低谷，對稀缺性大宗商品的需求終將呈剛性增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揚，意味著我國外彙儲備資產的機會成本不斷增大。如果能在底部區域有選擇地對大宗商品建倉，增加能源和資源儲備，不僅有助於避免彙率波動造成的金融資產貶值，而且能完善我國的戰略儲備體繫，為持續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另一種有效的思路是加快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建設，逐步增強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談判能力和定價能力。
借鋻國外“主權財富基金”運行模式，以部分外彙儲備設立“主權財富基金”，拓展境外投資渠道。“主權財富基金”目前大約占全球投資的1/8，而且這一數字還在增加。有學者將這一蓬勃發展的現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繁榮，“隨著自由市場浪潮的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一種國家在其中扮演經濟主角並主要為牟取政治好處而利用市場的體制。這一趨勢已經激起新一輪全球競爭，但不是在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之間，而是在競爭的經濟模式之間。隨著政治介入經濟決策，一批完全不同的贏家和輸家正在脫穎而出……越來越多的政府不再滿足於僅僅調控市場。相反，它們想利用市場鞏固它們的國內政治地位。……主權財富基金承擔著重要任務。它們像蓄水池一樣把商品或制成品出口賺取的外彙彙聚起來。……像所有投資基金一樣，主權財富基金期望收益化。但是對國家資本家來說，這些收益可能是經濟的，也可能是政治的”[ ]。我國的類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成立於2007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已經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2008年，正值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彌漫並即將演變為經濟危機之際，尚處於探索階段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資的新增額度僅為4，全球組合資產中現金比例保持在87.4%以上，顯示出較為謹慎的姿態，且投資業績一般。盡管如此，中投公司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直接的財富增值上，更多地成為提高國際經濟交往上的話語權的一種方式。例如，在經濟危機爆發前，歡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資的國家很少，而在經濟危機爆發後，幾乎所有國家都表示歡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資，從中可見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價值。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大國形像與國際經濟秩序重構。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國際化，不僅能夠帶來鑄幣稅收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降低彙率風險等諸多收益，同時也是近代以來主要國家謀求經濟大國乃至經濟霸權地位的重要方式。更值得關注的是，一旦一國成為國際貿易、國際儲備的關鍵貨幣之一，該國就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參與甚至左右國際金融秩序和國際經濟格局，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
彙率變動，既反映了國家間經濟實力的變化，也是國家間利益鬥爭、博弈的結果。“布雷頓森林體繫”形霸權主導下的中心—外圍框架。&ldqu這種制度工具，實實在在有著對於其他國際制度和文化‘侵入’的味道”[ ]。盡管冷戰的結束確保了美國成為世界強勢的國家，但近霸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美國經濟優勢被逐漸削弱，例如國內連年來高額的外貿逆差，歐盟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對美國挑戰，金磚四國/五國的超常規發展等，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采來結算。這些變化讓美國寢食不安。二戰以來的國際貨幣體繫演變可知，美國經常利用歐洲和東亞國家經濟的脆弱性，迫使後者調整其本的彙率，以轉嫁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在全球資本流動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國已經很難確保其宏觀政策的自主性，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繫呈現出中心—外圍的格局，經濟霸權國家的宏觀經濟可以很容易地傳導至外圍國家，在中心國家出現國際收支失衡的時候，外圍國家將被迫成為中心國家危機的瀉洪區[ ]，彙率對後發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甚至比戰爭更為深遠和重大。盡管學界對“廣場協議”的動機及其後果存在著爭議，但“廣場協議”後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衰退，導致日本對外淨資產的彙率損失累計約為3.5，而美國實現了1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此後，1991年蘇聯解體，盧布暴跌；1992年英鎊遭到襲擊，被迫退出歐洲貨幣體繫；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號稱的“四小龍”、“四小虎”被席卷一空、貨幣暴跌；199從誕生伊始就出現暴跌；2008年全世界同時掉進美國次貸危機的驚天陷阱[ ]前言。在現行的&ldqu本位”的世界貨幣體繫中，“布雷頓森林體繫”的解體與黃金之間的可兌換關繫不復存的供給量可以說完全取決於美國的意願，實際上各主要國家的貨幣的彙率水平由美國所操縱，真正意義上的均衡彙率亦取決於美國的意願。美歐貨幣的交替貶值對人民幣形成了圍攻之勢。從當前的態勢來看，美國的金融攻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國家財富巨額縮水，企業競爭優勢大面積受到擠壓。當前全球分工格局是，我國生產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實體財富，卻由於金融業的相對弱勢，在全球財富分配上一直處於被剝削的地位，始終無法擺脫處於全球價值鏈的底端的困局。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在不斷上升，中國的GDP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民幣的金融資產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比以及國際貿易計價中的占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是非常不對稱的[ ]。
金融危機的震蕩給其他貨幣提供了擴大談判能力的機會。堅挺的人民幣有助於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像，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新秩序的重構，爭取各大國際金融組織的話語權。以中韓本幣互換、我國某些地區與周邊地區貿易以人民幣結算、與香港特區的貨幣互換等為標志，金融危機在客觀上加速了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步伐，有助於解決當前我國的內外失衡問題。我國正逐步放開外彙管制，有步驟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應當從人民幣在部分周邊國家和香港地區流通的事實中尋求地區國際化的成功經驗，進而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在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前提下促使人民幣成為亞洲地區各國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終實現世界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與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當然，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應當是分享而非的地位，或者說一道國際貨幣的責任，同時也分享其世界鑄幣稅的利益。
與人民幣國際化同樣重要的是，應利用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增大的契機，加大力度推動特別提款權成為終國際儲備手段。當前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和依存度逐漸增強，基於國際貨幣體繫的缺的嚴重投機性、侵略性作為世界各國首要的儲備貨幣，將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均衡建立在美國出於公心[ ]、美國經濟平幣值的穩定基礎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事實上也存在極大風險，世界財富流動將受的操縱。推動特別提款權成為終國際儲備手段，可以減少各國央行儲備的衝動，有助於避免彙率的強烈波動和世界經濟運行的失衡。有學者認為，應當重新考慮上世紀70、80年代曾經提出但未能推行的改革方案，即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創設一個替代賬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終成為國際借貸者，促進全球金融穩定[ ]。由世界各國的代表通過一個機構（例如聯合國和IMF）來控制世界貨幣的發行，而非像現在那樣由美聯儲來掌控，的模式，通過條約締造來創設類似於世界中央銀行的機構來管理世界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SDR(特別提款權)超主權貨幣，這一事件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座裡程碑。未來，人民幣將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儲備經理的資產配置中占據更多比重，有助於人民幣成為國際金融交易貨幣[ ]。
第三，“走出去”戰略、海外資產並購與民族企業國際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出現了加速發展趨勢，國際分工模式和產業鏈發生了深刻的重構，貿易、投資一體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以縱向分離和網絡協同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產體繫逐漸形成。跨國公司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活躍、重要的因素。經濟霸權國家通過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集中度的提高，以及對某些產業部門的壟斷控制，在全球生產體繫中已經占據了支配地位。不僅如此，強勢（霸權）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資本流動直接擴大了國際金融活動，控制了全球性的金融網絡。
在跨國公司的“中國攻略”逼迫下，我國民族企業普遍處於不利局面，其後果便是產業控制權的弱化和財富分配權喪失，嚴重威脅國家安全。以日化用品為例，美國寶潔公司利用其品牌優勢和稅收優惠，基本擠垮了國內洗滌品企業，十大民用洗滌劑品牌幾乎全線敗北，僅寶潔旗下的飄柔、海飛絲、潘婷、沙宣4個品牌，就壟斷了60%以上的國內市場。在外資企業獲得了巨大市場份額，甚至壟斷我國某些產業的同時，國內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卻進展緩慢，甚至在一些產業內形成了嚴重的技術依賴，外資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日趨加強[ ]，民族企業迫切需要思考新的發展空間。
金融危機為民族企業低成本跨國並購海外資源類企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跨國並購通常具有顯著的周期性，通常與全球經濟的活躍度保持同步，這些反復出現的並購浪潮表明並購活動隨著世界經濟的周期波動而表現出周期性。令世界矚目的是，在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公司並購行為急劇減少情況下，2008年以來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步伐明顯加快。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恐慌情緒以及經濟衰退使得目前的資產價格被普遍低估；同時為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歐美國家不得不降低對外國企業的投資門檻，美國能源部高官曾公開表示，歡迎中國對其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進行投資。中國企業對外並購的阻力陡然減輕。
反周期的海外跨國並購，符合中國推行“走出去”戰略，是培育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跨國公司，維護產業安全的重要嘗試。金融危機為民族企業低成本跨國並購海外戰略性資產和資源企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鼓勵有實力的民族企業利用金融危機導致的海外資產價格變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積極開展海外跨國並購，不僅有助於開拓市場空間，獲取戰略資源，優化產業結構，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而且有助於盡快融入全球生產體繫，謀求戰略性資源的定價權和關鍵產業的控制權，適時淘汰落後產業，實現國家產業安全；更重要的戰略價值在於，有助於增強我國在革新全球生產體繫和重構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從而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謀求和實現更多的國家利益。
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歐美主要國家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海外投資的安全和收益難以估測，更何況多數國內企業尚不真正具備跨國並購和經營的實力，加上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投資動機存在著顯著差異[ ]，因此，在國家層面，國資委應嚴格的中央企業投資規範，以並購海外戰略性資產（如先進的裝備制造業）和資源類企業為主，限制央企投資風險，尤其是對海外金融衍生品這類“金融鴉片”的投資；產業意義上的戰略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是收購的重點。在企業層面，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海外並購的風險評估體繫，做好長期戰略資產配置，制定積極靈活的應急預案，相機而動，從容應對市場波動；並且，跨國並購隻是海外擴張的步，但遠非重要的一步，消化吸收、戰略整合和為我所用纔是決定成敗的關鍵，通過跨國並購提升產業競爭力，謀求產業控制權，有助於維護產業安全。
第四，安全戰略構建中的文化軟實力建設。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曾經告誡道：“今天國際舞臺上的權力之爭不僅是對軍事優勢和政治統治的爭奪，而且在特定的意義上是對人們思想的爭奪。這樣國家的權力不僅依賴於外交的技術和武裝的強大，而且依賴於它的政治哲學、政治機構和政治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 ]203從蘇東劇變時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到前蘇聯獨聯體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再到2011年初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相繼爆發“茉莉花革命”，雖然具體情況有所差別，但異曲同工，都是美國發動文化軟戰爭攻掠全球地緣戰略要地[ ]。文明衝突背後實質上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衝突與對立；但另一層面，文化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日益增加，許多學者從文化角度探討安全問題，其中以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應的安全文化理論。卡贊斯坦認為，安全是規範、文化與認同的結合。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規範與認同，對安全利益的認識也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