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大蕭條時代

編輯推薦

歷史總是驚人的會重演，並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今天重新研究它是為了更好的駕馭它。

內容簡介

本書企圖再現1929年開始的那場金融瘟疫的來龍去脈、發病周期和病程。作者從社會的各個角度進行了觀察和描述：從身處繁華都市的失業工人，到逃離“塵土盆地”的受災農民，從孤苦無依的老人，到飽受剝削的童工，從貧困的中西部佃農，到東海岸的知識精英……全面展現了經濟危機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經濟危機中人們自身的療救過程。

作者簡介

狄克遜·韋克特(DixonWetter，1906-1950)，美國亨利·亨廷頓圖書館的歷史學者，美國文學的研究者。著有《美國文明的改革範式》、《美國英雄》、《美國社會傳奇：社會理想記錄1607—1937》等多部著作。同時，韋克特也是研究馬克·吐溫的佼佼者，編著有《馬克·吐溫致費爾班克斯》、《馬克·吐溫情書集》等。

第 1 章從富足到寒酸 1
第 2 章新的生活設計 25
第 3 章換帥 41
第 4 章百日新政 61
第 5 章公民及其政府 81
第 6 章行進中的工會 105
第 7 章變革中的城鄉 121
第 8 章老地區和新區域 151
第 9 章尋找機會的年輕人 173
第10章尋求保障的時代 197
第11章新有閑階級 215
第12章閱讀、寫作與革命 243
第13章消費與科學 275
第14章與命運約會 297第 1 章從富足到寒酸 1

第 2 章新的生活設計 25

第 3 章換帥 41

第 4 章百日新政 61

第 5 章公民及其政府 81

第 6 章行進中的工會 105

第 7 章變革中的城鄉 121

第 8 章老地區和新區域 151

第 9 章尋找機會的年輕人 173

第10章尋求保障的時代 197

第11章新有閑階級 215

第12章閱讀、寫作與革命 243

第13章消費與科學 275

第14章與命運約會 297

縮寫對照表 321

人名、地名譯名索引 322

前言

1929年10月中旬，展現在一個中產階級普通美國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繁榮興旺的遠景。上一年，剛剛走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總統曾一本正經地宣布：征服貧窮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我們尚未達致目標，但我們有機會沿襲過去8年的政策，繼續向前，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這是一項莊嚴的經濟許諾，其中混雜著很快就會被通俗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夢”的那種東西。更加自鳴得意的是，歐文·費希爾和其他洞悉華爾街秘密的經濟學家們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證：他們正在凝望一個繁榮的“永久性高原”。這塊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贊美詩所珍愛的“樂土”更切實——看上去應該是一場始於內戰時期的工業大發展的終勝利。美國近這場戰爭的結果，已經出現在大規模生產的力量中，混合著新技術的奇跡。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總統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場，亨利·福特正在主辦“電燈發明50周年慶典”，以紀念愛迪生和白熾燈的50歲生日。摩托車、浴缸、電冰箱、收音機，都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時尚和廣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頭不亞於潮的模特兒。營銷手段帶來的壓力，甚至慫恿人們購買雙份的奢侈品——每間車庫裡兩輛汽車——在消費市場上，已經顯示出過度的征兆，這倒不是因為所有美國人都在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為購買力的不均衡。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與繁榮的中產階級緊密糾纏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觀察者寫道：“郊區社群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群體。”某些組織——共濟會、商人午餐俱樂部、退伍軍人協會之類——的團結和友誼所面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龍聯盟這樣的組織所面臨的道德麻煩，導致了嚴格的管制，他擔心，這預示著“滋生未來法西斯黨的群體，如果真有法西斯黨的話”。巴比特①沒準脫掉了他整潔的綢衫、換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對一致性——就其對物質成功的促進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頓·馬瑟、本傑明·富蘭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裡利想必會懂得這個時代的精神，即使喫苦耐勞、集腋成裘的古訓似乎已經被快速致富的捷徑所取代。 1929年1月，這十年有活力的周刊《時代》（Time）雜志向沃爾特·P. 克萊斯勒歡呼致敬，推選他為“年度人物”，因為在過去12個月裡，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車介紹給了公眾，以1.買斷了道奇兄弟公司，並開始建造“世界的摩天大樓，一幢68層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現了小威廉·裡格利的面孔，接下來連續幾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臉的是：哈裡·R. 古根海姆、伊瓦·克魯格、塞繆爾·英薩爾和托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華爾街崩盤之前的後一期《時代》周刊登載了新創刊的《財富》（Fortune）雜志（以“的一年的價格”）長達3頁的宣言，宣稱“人們普遍同意這樣一句老生常談：美國的偉大功績就是商業”。另外幾幅大廣告是巴布森的《報告》（Reports）（“——你是否在連續而有效地工作？”），漢密爾頓牌手表（“你能告訴一個成功的男人他實現成功的時刻麼？”），羅伯特·I. 沃肖的新書《華爾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這些巨人正從本書的字裡行間闊步走過，……就像中世紀的冒險家一樣。……丹尼爾·德魯、吉姆·菲斯克、傑伊·古爾德、範德比爾特、希爾、哈裡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們的豐功偉績令舉國震驚”），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產時留下了數百萬未付債券的投資公司S. W. 施特勞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穩妥可靠的優質證券中”）。它們代表了連續不斷地擊打普通讀者心靈的刺激物。大多數在1918年的“自由公債”中購買自己平生筆債券的美國人，都轉向了更具投機性的股票。廣告誇耀的是高價格，而不是便宜貨——從派克大街上價值45,0的公寓和配備“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質器具”的浴室，直到價值2.的口紅和價值50美分的剃須刀——為掙錢容易的一代人設定節制消費的標準。在這場向永久性繁榮高地攀登的比賽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場是顯而易見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國有29,609個股票經紀人，十年的時間裡，這個數字躍升到了70,950人。人們普遍注意到，大多數市民不再閱讀報紙的頭版，而是手忙腳亂地翻到金融專欄。小報和內情通報向缺乏經驗的外行們提供建議。廣播電臺裡汨汨流淌的是“老顧問”的聲音，像教堂執事一樣四平八穩，吟誦著塞繆爾·英薩爾自己的經紀人的智慧。關於商業周期的神話，公眾的興趣不斷增長。左右商業周期的，究竟是生產過剩，還是生產不足，是銀行的運作、方法的創新，還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裡，抑或是太陽黑子，這些並不清楚。猜測披上了預言的外衣，希望搶先於計劃。樂天派相信，老的經濟規律已經失靈；另一些人則勉強承認，困難的日子可能回來，但每一場暴風雨過後，天空總歸還會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陽光的一面的話，正如這個季節流行的歌曲所告誡的那樣。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榮無需解釋，它既非所謂有閑階級的壟斷，也不為共和黨人所獨享，盡管他們總是竭力要把這一切歸到自己的名下。一個人如果每周存下，投資於優質普通股，並讓紅利和股權不斷積累，那麼，20年後，他將至少有80,0，來自投資的收益大約是一個月4。他會闊起來。因為收益能讓他闊，我堅定地相信，任何人不僅能闊，而且也應該闊。1929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 拉斯科布是這樣聲稱的。雇員被鼓勵投資於老板的股票和債券——這一制度，被有點含糊地視為美國的職工分紅、甚或是社會保障的等價物。

在線試讀

很多這樣的股票都是以保證金買來的，這意味著，投資者（包括現金很少、但希望卻很大的小孩子）隻需拿出約為價格四分之一的現錢。經紀人通過向銀行借錢來預付剩下的部分。經紀人借款這種不穩定的信用結構，在1929年2月搖晃了起來，當時，聯邦儲備委員會下令其成員銀行，不得為此類投機目的而貸款。但是，由查爾斯·E. 米切爾領頭的私人銀行家立即為投機而打開了他們的保險櫃，釋放出了數，給大牛市以及它賴以構建的信心時代以進一步的刺激。這導致了另一次活動的痙攣，沒有任何諸如消費需求之類的切實保證，生產效率的增長或股票的真實收入都是有問題的。當富人越來越富的時候，千百萬收入微薄的芸芸眾生正掏空他們的儲蓄，降低他們的購買力，為了投機而抵押他們的未來。有人估算，20世紀20年代的這些市場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與其說是長期投資，還不如說是賭博冒險。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經濟控制中的一場變化發生了，從早期的產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對投資者的剝削，以及會計賬目中的頻繁欺詐，都屬於新秩序中不那麼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紀晚期“托拉斯”這條已被殺死的惡龍的化身——如今非常興旺。它允許一小撮股東控制一個分散在四面八方的連鎖帝國，甚或是關繫松散的利益集團，比如塞繆爾·英薩爾在公用事業領域3的領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權力（尤其是在公用事業領域）常常跟它的規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於身為總統的富蘭克林·D. 羅斯福形像地把它描述為：“一隻96英寸的狗搖著一根4英寸的尾巴。” 這些公司有時候層層疊加在一起，巴別塔伸向天空，底座卻在顫抖。它們有時被用來掩蓋公司財務的真實狀況，以逃過監管當局或公眾的法眼，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有一家被稱做“合眾國銀行”的紐約州立銀行，1930年1月，幾乎就在它轟動一時的破產導致將近50萬存款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一年之前，為了隱瞞它日漸增長的虛弱，而投資1，創立了一家傀儡公司，買賣這家銀行變戲法似地變出來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榮的假像。局外人被這場一本正經的鬧劇所欺騙，後來慢慢纔懷疑這座表面有很多花崗岩和大理石的建築成了一個債臺高築、賬目不靠譜的空殼。華爾街病癥的另一個發展，是所謂的“信托投資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迅猛增長，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給它們的錢拿來投資，並向它們的股東和受益人派發純收益。有些公司是“剛性的”，即：其投資局限於一份受限制的有價證券清單，但很多公司是“軟性的”，這意味著對投資證券的選擇很寬泛。實際上，他們比賭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這樣的賭博公司裡，就連天真的顧客也不會把自己的賭金委托給一個胡亂選擇的賭伴，而是交給賭臺管理員——當然，他們主要是代表“賭場”的利益。據說，有450萬美國人把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積蓄交給了信托投資公司，後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說損失總金額高達3。信用的過度膨脹，是1929年接下來那場災難的主要原因。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一個不計後果的融資繼續加速的過程。在這一背景上，隱約出現了美國長期債務的龐然大物——33的公債（聯邦的、州裡的和市縣一級的），1,00的公司和個人債務——要成功地維持，就需要不斷擴大的市場和全世界的繁榮。購買力的稍稍降低，或者價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動傳遍整個山脈。龐大的信用運作——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經濟學家把這一力量比做物理學的原動力——依然沒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些人魯莽地濫用著。1929年，普通的美國人對特大規模的信用沒有什麼概念，比方說，國際金融的增長，依靠持續不斷地把信用從富國注入到窮國，就連華爾街在其1929年9月3日空前高峰時所記錄的8的信用（以經紀人貸款的形式），他們也全無概念。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類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脹。打垮“銷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當中的購買力不足——的激烈戰鬥，導致了購買汽車、衣服、洗衣機、電冰箱、家具、珠寶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輪擴張。實際上，它是生產者借給消費者的一筆貸款，因為後者缺錢，而前者急需銷售自己的產品，比起通過降低價格、增加工資來提高民眾購買力這種頗為費勁的辦法來，他們更願意選擇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運氣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萬的人。在大蕭條的強光之下，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誇大的價格、過高的分期付款利息連同對產品的歪曲等等，將會變得再清楚不過了。某些州（像紐約和肯塔基）的法律，設下了一個更惡毒的圈套（在30年代發展起來的），憑借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個債務人的全部工資，直到他的欠賬結清。與此同時，重要的商業企業集中在更少人的手裡。遍及全國各地的連鎖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亞於近的汽車工業的大合並。集中化的產業，讓每一座都會都成了地區網絡的中心，每一個這樣的網絡，都適合制造、銷售和分配產品的全國模式。大陸的經濟從來不曾這樣高度整合過，其均衡也從來沒有這麼敏感。邊境、農場、鄉村和中心集鎮，終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沒。城市工業主義發號施令，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約占勞動人口的一半，如今，他們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種老式美國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賴，成了基本的經濟事實。工業生活和團體生活的結構，結合了工會和勞動立法所強加的組織結構，不知不覺地把放任主義的靈活性轉變成了某種更剛性、更難對付的東西。這些範圍廣泛的變革，幾乎沒有進入普通百姓的意識。在他們的腦海裡，對個人主義及不受妨礙的個人奮鬥的信條的忠誠，莫過於1929年。理論與實際的衝突，就像勞資間的潛在摩擦一樣，依然是幾乎感覺不到的，隻要國家的經濟機器還在以繁榮作為燃料運轉著。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並非始終如一地健康。從後來的情況看，它類似於發燒帶來的面紅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臉色紅潤。農業依然在為它1917～1918年間浮腫般的過度擴張而呻吟。連同煙煤礦和紡織品一起，它也屬於被稱為“生病產業”的臨床病房。產業劇變的確很大，一種對飯碗的不安全感出現了好幾年。甚至早在1926年，據估計，失業者就有15萬之眾；到1929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80萬以上。樂天派們沒有注意到，在美國，失業和貧困已經成了長期的社會問題——既不是短暫的危機，也不容易通過個人慈善的努力來應對。為這一目的而籌集的個人基金和公共基金，當公共救濟開支逐步攀升的時候，其比例在逐漸縮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業上的錢是15，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銀行業務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盤之前的6年時間裡，銀行破產以每天將近兩家的速度發生，但由於違規者都是一些較小的機構（主要在小城鎮），因此就缺少公開。商品出口跟生產能力不成比例。這個國家至少20%的資源沒有得到利用，導致國家收入損失了大約15，占它正在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四分之一。然而毋庸置疑，美國經濟的主要缺點不在於生產，而在於消費。1929年初秋，報紙的金融版面已經在為汽車和無線電的“沉重”、建築業的不景氣、沿著航空新邊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臉。美國很多的生產努力，近都進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領域，如果沒有緊迫的日常需求，對它們的購買就會被延期。早的風暴警報過後，這些商品就會堆積在倉庫裡，導致機器停止運轉，以及失業大軍的出現。這就是1929年接下來的那場大蕭條為什麼空前地嚴重而持久的原因。甚至在1929年，美國人的購買力就已經顯示出了嚴重的失衡，人們很快便引用卡萊爾的一句短語“豐裕中的貧困”，來強調這一反常。1923～1928年間，投機收益從100增長到了410，工資指數僅僅從100增長到了112。自然而然，用於消費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資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場、流入為未來生產購置新的固定設備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滾滾洪流，實在太少了。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十年，國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額被存下來用於投資，也從未有過當前生產如此壯觀地超過當前消費。“潛在生產能力全國調查”後來把1923～1929年這段時期描述為“富人當中的存錢狂歡”。全國三分之二的儲蓄是年收入超過10,0的家庭存下來的。那些年收入低於1,5的家庭（占總人口的40%），實際上入不敷出。600萬個家庭（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以下。當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未雨綢繆就顯得不切實際了。年收入在5,0以下的美國家庭要花掉絕大部分收入纔僅僅維持溫飽。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當中，十家有九家幾乎別指望有可觀的積蓄。布魯金斯研究所在介紹他們對經濟光譜的兩端所作的一項研究時指出，1929年收入超過100,0的24,000個家庭，其總收入是600萬個窮家庭的總收入的3倍。頂層群體的平均收入是底層群體的630倍。正統的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儲蓄導致更多的固定設備和更高的效率，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價格，以及大多數人更大的購買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清楚了，這就是：這條因果鏈發展出了薄弱環節。大眾的購買力並不能消化全國的產出，不隻是因為工資增長的幅度相對較小，而且還因為零售價格在1922～1929年間實際上沒有下降。技術進步所實現的，並沒有以更低價格的形式傳遞給消費者。它們被轉化為紅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獎金。各種形式的壟斷，像采礦業和制造業中偽裝起來的托拉斯、聯合、兼並，有助於維持價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機器、更好的生產方法和“效率專家”們提供的服務在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裡把全美國的勞動產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業（比如汽車業），據說生產效率提高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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