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Contents

緒言“硬著陸”去哪兒了/

風雲陡變，中國經濟的好日子消逝了嗎？

常態化發展時期的到來/

新增長時期/

新分配時期/

新長波周期/

常態化發展時期/

中國經濟巍然屹立/

經濟真有那麼悲觀嗎/

利潤兮歸來/

當前經濟增長的堅實與脆弱/

開創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季/

進入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季/

終結廉價出口時代/

微觀均衡重建與企業信心增強/

收入增長相對加快，寒潮中的融融暖意

中國分配格局重大轉變/

分配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

艱難的零點一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轉折之年/

收入增長相對加快阻擊“硬著陸”/

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的較大可能及意義/

收入相對加快與“收縮性結構優化”/

收入增長和GDP增長能同步嗎/

消費崛起是中國經濟的自我救贖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消費主導格局/

消費作用曾被嚴重弱化/

消費崛起是必需的/

消費增長正在阻擊“硬著陸”/

消費主導應同時滿足三個條件/

消費崛起是中國經濟的自我救贖/

消費崛起是轉型期的階段性特征/

消費崛起是有源之水/

消費這匹小馬駒兒/

路邊梳頭女孩與消費主導戰略/

外向型經濟的輝煌成就/

中國經濟逐漸遠離它的人民/

路邊梳頭女孩/

轉向消費主導戰略/

中國經濟挺住的草根奧秘

資本困惑及其行為轉變/

資本張狂與資本消極/

資本活力與資本節制/

資本收益與資本信心/

內心堅強應對多重制約/

企業家品性決定企業發展/

企業家的內心修煉和轉型/

基於知識智慧和勇氣的創業再出發/

重建企業生產經營均衡/

晚秋慈溪行/

企業利潤增長的憂和喜/

小毛巾背後的大故事/

關注中小企業對省內經濟逐漸增強的支撐作用/

民間投資，經濟發展的關鍵/

投資一位數增長的較大可能/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憂慮/

著力民間投資轉型/

城市化，愛恨難舍的冤家

浙江城市化四部曲/

風起九裡松/

像霧像雨又像風/

滿天星鬥/

多聲部合唱/

都是城市病惹的禍/

舊城保護的糾結/

失憶的城市/

小城大堵/

何時了/

改革市縣體制/

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是偽命題/

產城融合純屬瞎扯/

浙江城市化向何處去/

重塑世界名城群/

“村級市”未嘗不可/

推進鄉村空間轉型發展/

轉型升級進行時

加快“世界工廠”提升轉型/

中國仍是“世界加工裝配車間”/

本土化制造業優勢/

加快邁向“制造強國”/

增強國有科研活力/

推進經濟轉模式/

從制造產品到創造價值/

從外延式發展到內涵式發展/

從草根創業到精英創業/

從制造業資本向金融資本拓展/

傳統產業出路何在/

傳統產業絕不至於萎縮/

歷史經典產業的機遇和轉型/

跨界轉型與創新/

都市服務業引領未來/

當前經濟困窘的兩面性/

高齡農民工駕到/

富孩子不願接班是窮孩子的機會/

企業且留下/

區域經濟，改革中堅與戰略轉變

地方改革的難點和著力點/

“上面等下面的實踐，下面等上面的精神”/

兒子大了可否不走/

政府要當好大車店的“店老板”/

破解溫臺困局/

溫臺警示/

溫臺受阻/

溫臺凝滯/

溫臺轉型/

溫臺重振/

區域戰略貴在新招奇招/

自在普陀/

尋夢菇鄉/

天下大潮/

龍遊生龍子/

特色小鎮驚艷全國/

日本特色小鎮借鋻及超越/

天上飄下一朵雲/

走向更寬闊的藍海/

政府，您請擔待著點兒

請政府改革一馬當先/

淡化政府增長意識/

改革前置審批/

征稅強度提高的憂慮/

民營快遞崛起看國企困窘/

積極促進政府與民間經濟共同轉型/

林毅夫產業政策的悖論/

林毅夫產業政策的“二律背反”悖論/

政府產業意志並不一定體現為產業政策/

個喫螃蟹的企業家應由政府激勵嗎/

戰略型產業難道非得由政府扶持嗎/

審批經濟是產能大幅過剩的重要原因/

土地與戶籍政策向何處去/

實施常住地登記制度/

土地城市化稍快是正常現像/

設立土地銀行/

小葉家的“死地”與“跨省地票”/

確立民營經濟競爭性領域主體地位/

民營經濟方針重大演進/

民營經濟方針困惑/

民營經濟是自主創業的產物/

科學認識民營經濟所有制性質/

新一輪回升，您準備好了嗎？

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季分析/

為什麼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勞動相對價格不同變化的積極作用/

借鋻日美/

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季喜憂參半/

著力全面深化改革與加快科學發展/

“發展寶典”再造/

書記與聖誕老人合影所展示的開放自信/

“賺錢寶典”失效以後/

“發展寶典”再造/

內陸農村發展思路/

經濟築底及“淺V”回升/

經濟築底分析/

“淺V”回升猜想/

堅定信心及加快轉型/

發掘中國經濟第五桶金/

中國經濟第四桶金的終結/

發掘第五桶金的關鍵是知識生產/

培養和積極培育知識生產力/

緒言“硬著陸”去哪兒了

    “硬著陸”陰影曾籠罩著中國經濟。2013年下半年，鋻於中國經濟若干主要指標斷崖式回落，境外一些重要研究機構，以及境外主流媒體，包括高盛、《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紛紛認為中國經濟將“硬著陸”。2014年上半年，國內少數大牌學者也開始提出這一觀點。

    當時中國經濟形勢確實異常嚴峻，“硬著陸”有相當大概率，說人“唱衰中國”並不公允。2001—2011年計算，中國商品出口年均增長21.7%，2011年後連續多年負增長；1998—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長33.3%，2011—2015年的年均增速猛然降至0.9%(見圖1)。

    霎時間，種種令人沮喪的信息鋪天蓋地，網上更是一片悲情。企業遭受煎熬，一些金融機構出現巨額壞賬，地方政府焦頭爛額，宏觀經濟表現堪憂，各方預期一派悲觀。

圖1商品出口增速斷崖式回落與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平均增速斷崖式回落

    對於這種陡然由熱轉冷的經濟形勢，全球範圍內很少有經濟體能經受得住。委內瑞拉因出口受挫，國內經濟一塌糊塗，本幣大幅貶值，人民水深火熱。

    然而，中國經濟頑強挺立。特別是2016年，工業好轉已是不爭事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一些主要財務數據，持續數月全面好轉。如虧損企業累計增長數，2016年11月同比增長僅0.2%，比2015年猛降17.2個百分點。這數據也許不一定準確，但比2015年同期低17.2個百分點的假，恐怕是造不出來的。

    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穩步上升。2016年11月累計同比增長4.4%，比上年上升3.3個百分點。這一指標未受2015年基數高低影響，真實性更高一些。當然，2016年下半年生產者價格開始上漲，但即使去掉這一因素，上升趨勢也比較明顯。

企業庫存增速開始回升。這一數據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反映了企業生產經營的重要行為特征，或可說是企業信心指數。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自2014年8月以來，存貨累計增速持續下降。撇開價格因素不說，大致是典型的“去庫存”過程，也是信心下降的過程，對宏觀經濟有很大不利。因為根據經驗，去庫存將拉低GDP增速0.5～1個百分點。然而2016年6月，存貨累計增速在降到－1.0%的水平後，開始上升，至2016年11月累計同比增長3.1%，比10月上升1.7個百分點，比2015年同期上升2.3個百分點。這裡有價格因素的影響，但上升趨勢明顯。

    工業利潤增速開始上升。2015年，中國工業利潤負增長。2016年1、2月份同比增長4.8%，至11月累計同比增長9.4%。更重要的是，這同樣未受2015年基數影響。浙江工業利潤2016年至11月累計增速，更是達到16.3%。

    “硬著陸”去爪哇國了！如果沒有小概率突發事件，如果金融體繫，以及債市、彙市和股市，能有大致的穩定，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陰影，應已經或正在消散之中。

    是什麼因素使得“硬著陸”陰影消逝或正在消逝？總的來說有四點：
一是改革造就的民企崛起；二是加入WTO帶來的開放活力；三是近40年快速發展積累的人力和物質資本；四是黨中央和國務院應對有方，若干政策成功等。但客觀地說，基本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

消費崛起。消費崛起是由居民收入增長相對加快推動的。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大致已從2011年的41.4%，上升到2015年的44.5%，上升了3.1個百分點。這就使得在出口投資等指標斷崖式下滑的情況下，消費增長率直至2015年，仍堅實地保持兩位數。即使消費增長率在2016年有所下降，11月累計增長實際仍達9.2%。

    草根韌性。有人會說，居民收入增長相對加快，難道不是增加企業成本嗎？兄弟，常識會騙人的!中國經濟長期粗放外延增長，“遍地是黃金”。據我調查，僅一個美容足浴行業的毛巾洗滌專業化、社會化，就可以為店家每年開支1。勞動成本上升壓力之下，企業強化精益管理生產等，省下的錢有可能超過勞動工資增長。更重要的是，如勞動者收入長期低下，占GDP比重長期很低，商家的東西賣給誰去？草根韌性決定了民間有很強應對能力。

    積極收縮。當中國商品出口從年均增長20%多，降到負增長時，絕大多數企業懵了。這好比準備了20人的酒席，卻隻來了不到10人，這宴席看來是辦不下去了。其實的應對辦法很簡單，縮小宴席規模，請已來的客人痛飲，浙江民間企業用的就是這招。相當一部分企業這幾年積極壓低庫存、減少負債、減少用工，由此導致低水平下的生產經營新均衡。典型者如杭州一家專營出口家具尾單的企業，果斷關閉3家門店，集中精力擴張和做好旗艦店，在經濟寒風中取得較好業績。

    創新強化。這裡既包括積極推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發育，更包括致力於新品開發和加快技術進步。蕭山一家占全國水泥廠土建施工市場份額1/3的企業，積極向酒店業“一站式”全產業鏈服務拓展，促進了企業轉型。名列“中國建築業競爭力百強”中民營建築企業首位的中天建設集團，積極發展工廠化生產，努力向建材行業拓展，其氟硅產品逆勢而上，生產經營穩健增長。浙江工業投資2014—2016年雖有較大回落，但技術改造投資年均增長仍達14.6%，比全省工業投資年均增長高1倍。

    “硬著陸”之圍或將暫解，當下應積極探討如何促進經濟回升的問題。本人已觀察到了一些重要跡像，提出了“淺V”回升判斷。如何積極促進這一回升？本書在這方面花費了較多筆墨，如能回答讀者心頭一些疑惑，是本人榮幸。

現在的問題是堅定民間信心。法治現狀不容樂觀，生命尚如此脆弱，更何況財產權；全面深化改革仍有較多阻力，重大改革缺少顯著進展；全球化驚現逆流，“二戰”後的美好時光或正在終結；金融體繫等存在較多風險，經濟運行仍需高度審慎。未來中國走向如何，未來發展或有較多不確定性，相當一些人迷茫不安。

    不過，我們應清晰認識到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具有堅實支撐的典型“三明治”結構。上層是國企，中間層是政府，底層是草根經濟。國企效率相對較低，尤其是經營或有一些問題，如2016年年底杭州市拍賣商住用地，樓面價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4，據總部在杭州的好地網分析，出讓金的2/3來自國企。政府居於中樞，但也比較為難。利益集團如堅冰般難以破除，傳統價值仍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進展較難令人滿意。草根經濟，是中國經濟當下一股積極健康和活躍的力量，他們正從2011年以來的打擊中恢復過來，競爭力正在恢復重構。

    草根經濟的選擇就是好好干活。小區外新開的粢飯小鋪，小夫妻倆從早上6點干到晚上8點多，臉上始終堆著微笑。這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小孩的未來幸福，父母的寄托，讓他們沒有半絲理由可以懈怠，而這正是中國東南沿海民間經濟一個縮影。所謂草根經濟，當然還包括改革開放後迅猛壯大的眾多民間大中型企業，如低調的中天建設集團、桐廬快遞幫、深圳華為等，他們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別看一些企業家似乎玩世不恭，言語消極，其實他們像叢林中的狼一樣機敏地等待著任何一個可能出現的商機。

    希望在民間，希望在千千萬萬民間企業家當中。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政府依靠他們，形成了快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現如今也必須緊緊依靠他們。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處境有一點點艱難。財產權總是像達摩克利斯劍那樣高懸於他們頭頂，以前錢少無所謂，但現在資產是他們的價值體現，產權問題凸現；企業稅費加重，中產稅負也不輕，被稱為“智囊”的大牌學者隻與西方比較，不做國內的縱向比較，認為宏觀稅負不高，指責別人跨界不懂，更讓人特別不好受。

    當務之急是企業減負，強化民間產權保障，增強民企信心，優化提升信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而當下，仍存在著有人歡喜有人愁的結構性困境，以及壓指標和片面追求數字好看，一些地方收過頭稅等較多問題。雖然經濟已有“淺V”回升跡像，但仍面臨著較多困難和壓力，如何真正形成微微向上的實際增長曲線，唯有上下齊心，共同努力。

    祝福中國經濟！

                                                           卓勇良

                                           2017年1月7日於杭州城西餘杭塘河畔

新增長時期

中國經濟進入新增長時期的重要標志，是商品出口增速大幅放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商品出口連續兩年一位數增長的情況僅出現過兩次：
次是1998和1999年；第二次是2012和2013年，比2000年以來的出口增速回落了10餘個百分點(見圖2)。

未來我國出口或仍有階段性的較快增長，但類似於2000—2010年，年均20.3%的持續、迅猛增長，應該不會再出現了。2012和2013年或將成為終結中國商品出口狂飆突進式增長的分水嶺。

圖21980—2010年中國商品出額及比上年增長比率

改革開放初期，“出口”這個詞常和“創彙”連起來使用，被稱之為“出口創彙”，具有相當神聖的色彩。“文革”時期，我家邊上有一家冷凍廠，每到大黃魚捕撈旺季，我們就可以買到這家工廠銷售的黃魚頭，因為加工後的黃魚肉出口。外彙是當時國家的稀缺資源，1978年，全國外彙儲備僅1.6。坊間甚至有鄧小平出訪美國零花錢的故事。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出口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尤其是1999—2011年，全國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達20.9%，比1978—1998年期間高7.9個百分點。中國外彙儲備也終於逐漸占到全球的2/3。現在偶爾聽到“出口創彙”這個詞，我已經會不由自主地覺得迂腐可笑。

然而出口主導的局面不可能長期持續，這是中國經濟遲早會出現的一個重大轉折。商品出口增長從兩位數向一位數回落，在10%上下波動，這應該是趨勢性的常態化狀況。這裡主要有成本、需求和市場轉移三大因素在起作用，當前已出現三方面狀況。

首先是出口增長的自我收縮。人民幣升值，要素價格上升，以及環境保護形勢嚴峻等因素，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力下降。根據WTO公布的全球商品進出口價格指數，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中國出口商品綜合價格指數上漲了16.3%，比全球同期高11.6個百分點。國內相當一部分企業因人民幣持續升值，國內成本上升，出口利潤趨低，經營日益困難。

其次是出口增長空間逐漸受限。中國商品出口在2013年已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達11.8%，相當一部分商品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相當高。2012年，中國服裝出口占全球的37.8%，紡織品出口占全球的33.4%，辦公和通信設備出口占全球的32.3%。2012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已占美國進口的18.5%；對日本的出口，占日本進口的21.3%。雖然中國對歐盟出口占其進口比重仍較低，2012年為6.3%，但這部分是因為歐盟成員國之間貿易占其進口的2/3比重，中國商品向歐盟出口難度較大。隨著中國出口份額大幅躍升，多種形式的貿易壁壘和貿易糾紛不斷出現。

第三是新興國家和地區工業品出口的崛起。全球近3年商品出口增長率高於中國的有1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越南比中國高10.4個百分點，烏克蘭比中國高6.5個百分點，印度比中國高3.2個百分點。2000—2012年，全球服裝出口年均增長率高於中國的國家和地區有5個，其中：
越南年均增速18.6%，比中國高5.4個百分點，其服裝出口占全球份額從2000年的0.92%上升到2012年的3.31%；同期全球有13個國家和地區辦公和通信設備出口的增長率高於中國。

中國商品出口內在動力弱化跡像亦正日益明顯。“南方企業家＋中西部農民工”，構成了這30多年來中國商品出口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2012年，南方沿海9省市商品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0.2%。然而南方企業家的發展激情正受到一繫列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未來創新動力堪憂；農民工供給也正在從“技工荒”“普工荒”，演變為青壯年勞動力的全面短缺，一場持續30餘年的中國商品出口快速增長盛宴，正在徐徐拉上大幕。

商品出口增長回落對於中國經濟具有全方位的深刻影響，中國經濟將重啟內需主導的新增長時期。壞消息是中國經濟增速將因需求缺失而有較大回落，投資增速亦將相應降低。好消息是這將增強經濟增長與諸方面的多層面聯動機制，倒逼改革，讓浮躁的心態變得踏實，促進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轉型期陣痛是當前面臨的較大問題，所謂“乍暖還寒時候，難將息”。由高速向中低速轉變將令一些企業生不如死，一些基層政府不知所措。不過情況可能未必如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嚴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自2012年9月開始，出現穩健經營趨勢，存貨、產成品資金增速慢於主營業務增速，資產負債率有所下降，利潤增速加快。當前關鍵是積極增強企業信心，妥善處理好債務、環境及產能過剩等問題，加快形成新的增長格局。

新分配時期

2014年春節前公布的2013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榜單，大致沒有偏離我的預期，喜憂參半。喜的是收入增長跑過了GDP增長，國民經濟分配結構繼續優化；憂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較大。

2013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扣除物價因素，比上年增長9.3%。這一數字不算低，但與2010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持續兩位數增長相比，首次出現一位數增長，比2012年回落1.4個百分點，比2011年回落2.1個百分點。而201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則相對較為緩慢，僅比2012年增長7.0%，繫2001年以來，比2012年大幅回落2.6個百分點。

城鄉人均收入增長繼續快於GDP增長。加權計算表明，2013年城鄉人均收入比2012年增長8.1%，比GDP增速高0.4個百分點，比人均GDP增速則約高0.9個百分點。即使考慮到城鎮人口比重的高估因素，2013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長也仍快於人均GDP增長。

收入占GDP比重繼續提高。根據計算，2013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達到44.4%，比上年提高1.0個百分點，這一狀況已持續兩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曾在1983年達到過歷史的62.6%，意味著每GDP，城鄉居民能拿到6，這大致相當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分配水平。但在隨後近30年，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2011年落到歷史點的41.4%。每GDP，城鄉居民隻能分配到4，是全球範圍內較低水平。這兩年收入分配占GDP比重每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國民經濟分配格局趨於優化，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領域。當前分配格局的重大變化，主因是勞動供求關繫發生轉折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次出現下降，比2011年減少345萬人，2013年繼續減少244萬人。當前農村雖然仍有剩餘勞動力，但青壯年勞動力已出現短缺，這使得農民工工資增長較快。根據人口預測，2012—2026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每年減少577萬人，會形成長期的工資上漲，以及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的趨勢。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近若干年內，勞動在與資本博弈的過程中，或將階段性處於弱勢地位。其影響因素，一是出口增長回落，降低了對於勞動的需求；二是資本以技術進步應對工資上漲，增強了自身談判地位；三是高端崗位增長不快，中低層次白領收入難以較快提高；四是農村仍有相當部分剩餘勞動，緩解了勞動總量短缺的矛盾。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翻番能否如期實現。分析結論是有一定難度，但總體能實現。由於前些年已有較好基礎，往後的2014—2020年，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隻要年均增長6.7%，農村人均純收入隻要年均增長5.8%，就能實現10年翻番的目標。如果往後7年，全國GDP增長能保持在7%左右，收入翻番應該不會有較大問題。

再一個問題，是浙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能否繼續跑贏全國。浙江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2013年為7.1%，比全國高0.1個百分點，是這一指標連續6年低於全國之後的重新超越；浙江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速，2013年為8.1%，是這一指標連續3年低於全國之後，再次比全國低2.2個百分點。浙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進行加權計算後，增速再次低於全國。考慮到往後浙江經濟增速或將持續處於全國靠後位次，收入增長跑贏全國可能有一定難度。

新分配時期可能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收入增長慢於前期，但快於GDP增長的趨勢則應該比較穩定，並且占GDP比重將穩步提高。相對於GDP增長的減速而言，城鄉居民的實惠將相對增多，資本節制則有所增強。

新長波周期

2014年年初，就在中國經濟公布增速放慢成績單的時候，歐美經濟卻開始轉好。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經過5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發展中國家和高收入經濟體的增長率終於逐漸走出谷底。新興市場國家近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因其對全球經濟總體影響較少，總的判斷沒有變化。

這對中國經濟當然是好消息，然而也帶來了一個疑問。在中國經濟增長達到快速度的那幾年，全球經濟卻出現了種種問題，發達經濟體哀鴻遍野；而當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慢，進入中速增長時，發達經濟體卻紛紛走出谷底，全球經濟看好。中國因素難道真的就成為全球經濟毒藥了嗎？就在校對本書書稿的2017年3月，美國《華爾街日報》連續登載了關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回暖的報道。如3月6日《全球經濟回暖，大宗商品多頭謀反攻》，3月15日《全球主要央行料將暗示貨幣政策風向已變》，3月18日《經濟學家調高今明兩年美國經濟增速預期》。

中國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中國經濟在極大地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同時，直接導致一些國家和地區出口增長大幅放慢。以美國為例，2000年從中國的進口總額，占其全部進口總額的8.1%，2013年上升到19.3%，上升11.2個百分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他國家占美國進口份額的下降(見圖3)。2013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口比重，從12.0%下降到6.2%，加拿大從19.0%下降到14.7%，歐盟從18.0%下降到17.1%，英國從3.6%下降到2.3%。

圖31978—2013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趨勢

中國因素在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的同時，亦因發達國家自身等因素，帶來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性失衡等影響。中國的“南方企業家＋中西部農民工”，讓發達國家的一些出口企業苦不堪言，歐美制造業大批東移，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於2011年降到了歷史的11.9%；同時，美國房地產和股票價格持續走高，美聯儲連續17次調高利率；中國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換來了占全球2/3的外彙儲備，國內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環境、資源等問題日趨嚴峻。

2008年發生的全球二戰以來猛烈的一場金融危機，或可認為標志著一個增長時期的結束。如果把二戰結束後的頭10年作為恢復期，則全球經濟在1955—2007年，形成了長達52年的相對較快增長(見圖4)。在這段時期，全球經濟僅在1958年出現過零增長，沒有出現過負增長，年均增速達到3.6%。而根據麥迪森的研究，全球經濟在1820—1992年，年均增長率為2.2%，比1955—2007年這段時期低1.4個百分點。

圖41950—2010年全球GDP增長速度

戰後恢復時期結束以來這段長達52年的持續繁榮，剛好形成長波周期。長波周期這個概念，是十月革命前後都很活躍的俄國學者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來的，康氏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全球經濟的大量統計數據，發現發達商品經濟中存在著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動。

這一輪長波周期具有三大此起彼伏的發展動力，即戰後振興、石油繁榮，以及微電子技術和中國因素結合的繁榮。微電子技術如果缺少中國因素，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發展。這一輪長波周期的後20年，是美國高科技和中國制造共同支撐推進的。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論，長波周期是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現在也可以說，全球金融危機後，新一輪長波周期已漸次展開。

這將是一輪中國因素常態化下的新長波周期。“南方企業家＋中西部農民工”的中國因素注定是階段性的，長期低工資支撐的低成本制造絕不可能持久。這也奠定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堅實力量，成為全球新一輪長波周期的堅實支撐。

首先是中國經濟的直接帶動。2013年，中國GDP是日本的2倍，達到約9.2，即使按當前彙率計算，亦已占全球12%多，如果往後年份中國經濟年均增長7%，將每年帶動全球經濟增長0.8至1個百分點。

其次是中國經濟的結構優化。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固然不是好事，但其內生動力開始起主導作用，經濟增長與各方面的聯動及促進作用增強，國民經濟分配出現優化趨勢，城市化堅實推進，服務業發展加快，節能減排增強，這對發達經濟體及全球經濟都是有利的，促進發達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結構優化，反過來又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第三是發達經濟體趨於堅實。中國因素雖然加快了全球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金融衍生產品過度發展，杠杆率過高，發達經濟體去制造業化等問題。然而這些狀況在新一輪長波周期中，或將有較大改善。中國出口放慢，對一些國家和地區無疑是福音，有利於其實體經濟發展和出口增長。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2012年已比2009年上升0.6個百分點。

新一輪長波周期經濟增速或將低於上一輪。前期技術支撐可能弱一些，微電子技術全面滲透各個領域的深度開發，是這一時期重大技術主題；中期有可能出現生物技術的重大突破，高端生物技術或有可能繼微電子技術之後，大規模進入尋常百姓家；後期或有可能出現核聚變技術的重大突破。當然，全球經濟的持續繁榮更需要多邊互信協調與持續的全面和平，國內經濟必須切實增強自主創新、生態保護、社會活力等方面的舉措。

當前應保持充分的增長自信。經濟增長回落1至2個百分點，不但是正常的，更可能是一個有利因素，正好可以讓長期繃緊的弦適當松弛一點，促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扎實一點，各方面比例關繫更優化一點。企業內部的積極因素也在蓄積，抗御增長波動的能力正在增強。

常態化發展時期

資本的美好時光式微，是中國經濟進入“三新”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近一段時間關於企業日子不好過的消息不絕於耳，然而這絕不是由於企業的鼕天來臨，而是因為超常態發展時期結束，常態化發展時期開始。

曾有一段時期，企業利潤飛快增長。以1998—2008年為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速高達35.6%。這是什麼概念呢？是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的3.2倍，是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的4.3倍。

原因就在於出口主導下，產品銷售按國際市場定價，勞動等要素按國內市場定價，資本具有持續的高回報。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一份資料，我國國內勞動力工資僅為美、德、日平均的2.3%。雖然一段時期內，出口價格因國內企業競相壓價而不斷下降，但企業效率提升更快，工資則因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而長期較低。

就在這樣一段輝煌歲月中，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南方企業家”作為一個積極的群體大顯身手。他們用與國外企業一樣，甚至以比國外同類企業更先進的技術裝備和工藝，付出隻有國外企業零頭的工資、社保、地價、污染費用等成本，形成了狂飆突進式的創業潮和出口潮。

在世界經濟史的記載中，創業大都是比較艱難、比較小眾的行為。可是在中國這段特殊時期，創業成為中國南方沿海一帶高回報的大眾行為。隻要有膽魄，敢闖，拉起一面大旗，招聘一大幫中西部農民工，就能賺錢。2000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比上年增長速度，達到了極為誇張的92.0%。2008年年末，根據第二次經濟普查，浙江法人單位達到56.0萬家，平均每萬人口108.1家，遙遙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高於日本相同發展時期水平。

在出口主導格局下，國內經濟關繫相對簡單，發展障礙相對較少，除了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外，宏觀和微觀，政府和企業，一派歡欣鼓舞。盡管1990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走低，GDP增速卻持續走高。企業生產經營可以不理會國內誠信低下、司法不公、流通障礙、金融不力等不利因素而一路高奏凱歌。地方政府可以在收入大幅提升下，忽視改革滯後的種種弊病，快速推進各項建設發展事業。

然而這場增長狂歡，亦即超常態發展，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當然，更不能以這些狀況來評價當前經濟形勢，這樣隻能得出悲觀失望結論。當前有三方面狀況正在較快變化：
一是出口市場飽和；二是勞動力變少變貴，對此前文已有敘述；三是南方企業家錢多了以後，激情弱化，行為變化，而在隨之出現的邊際收益遞減中，國內經濟發展的素質性、制度性和資源環境等制約因素開始逐漸凸顯。在這一繫列變化之下，中國經濟逐漸從超常態發展，步入常態化發展時期。

常態化發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增長放慢。這裡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政府收入大幅放慢，全國財政收入在1998—2008年，年均增速高達20.0%。而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僅比上年增長10.1%，中央財政收入僅增長7.1%。政府債務風險逐漸凸現，政府行為能力開始弱化，一些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增大。

常態化發展的再一個特點是經濟與社會的聯動關繫增強。原本政府比較忽視且影響也較小的城鄉居民收入，現在開始對GDP增長發生較大甚至決定性影響，而直至“十一五”規劃，全國連續多屆五年規劃提出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都比GDP增速低兩三個百分點。就政府而言，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領域，收入再分配則缺少政策工具。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快，國內消費增長受限，進而GDP增長放慢，並影響投資增長。同時經濟增長對於國內制度變遷提出更高和更緊迫的要求。

常態化發展的第三個特點是創新需求凸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技術引進以拿來主義為主，且收益較高；隨著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縮小，尤其是在若干傳統產業領域，國內企業已幾乎具有同等技術裝備水平，技術引進難度增加，收益下降，想要加快發展必須更多依靠自主創新，以及開闢新的發展領域。未來，如自主創新未能及時跟上，新的領域未能開發，不僅經濟增長放慢，且因債務問題而存在著通脹的較大風險。

經濟發展難度增加。這是常態化發展時期與超常態發展時期相比而導致的邏輯必然。原因就在於超常態發展時期的一些習慣做法，甚至是經典的做法，不一定完全適用於常態化發展時期，有些甚至將產生副作用。經濟社會發展理念，區域發展戰略、發展舉措等，或均需較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