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經濟問題
第一章歷史傳統與當代中國經濟
為討論這個問題，我參考了臺灣大學林滿紅教授發表的《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征》一文。此外，我還提出了其他一些相關問題，供大家思考。
林滿紅的文章討論了以下問題：
(1)中國傳統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當今生產活動的影響。
(2)戰國時期土地私有制度是怎樣發展起來的，該制度和西周時期的井田制有什麼區別。
(3)中國的家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家族成員間的協作如何影響當代中國經濟。
(4)商品貿易的發展歷程，其中關於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我主編的《羅德裡奇中國經濟指南》一書中的一章有關。商品貿易的發展包括不同的貨幣形式、伴隨著貿易擴張發展起來的工業生產、城鄉經濟關繫、商業組織、聯繫與溝通、融資、政府企業和國際貿易、政府的商業政策等內容，這些對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5)歷史上各朝各代政府都是如何管理經濟活動的，包括為基礎設施建設招募工匠(如修築長城和開鑿大運河)以及在特定時期為貧困的農民提供貸款等。
(6)道德和價值觀的形成過程，及其對當今中國工人工作態度和工作習慣的影響。
(7)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激勵和社會福利制度。
另外，我也想提出以下問題，供讀者思考：
(1)中國的歷史傳統如何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和民主發展？
(2)中國的歷史傳統是如何影響當代中國司法體繫的建立的？清朝滅亡後的司法體繫目前仍在中國臺灣地區沿用。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建立的法制體繫如何影響傳統的商業活動中“關繫”對交易的影響？
(3)1978年經濟改革前後的經濟發展規劃有沒有其歷史淵源？比方說和修築長城、開鑿大運河有沒有聯繫？
(4)中國歷史如何影響當代家族制度？包括生育、親子關繫、婚姻以及退休父母和子女的關繫。
(5)林滿紅教授的文章提到，政治是決定經濟繁榮與衰退的主導因素，歷朝歷代之初，政府都能很好地管理國家，後來就退步了。但我們還需要考慮經濟因素的影響，包括稅收等政策對產出的影響。
(6)在中國歷史上哪些企業是國有企業？
(7)在中國歷史上哪些機構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中國在歷史上是如何鼓勵或限制私營企業發展的？
(8)當代中國人民強調“致富”、重視財富的社會環境有何歷史淵源？
從歷史的視角考慮這些問題，能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當今的中國經濟。
第二章中國貿易順差發展的趨向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直存在巨大的貿易順差。這有助於擴張國內的總需求，推動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但這也引起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因為貿易順差產生的外彙被轉化為人民幣，增加了貨幣供給，造成了通貨膨脹。減少順差有如下好處：①減緩中國的通貨膨脹；②有利於對中國出口的國家增加總需求和提升GDP增長，從而對世界經濟復蘇做出貢獻。因此，當中國的出口順差減少時，中國和其他對中國出口的國家都能從中受益。為了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可允許人民幣彙率升值，使得其他國家購買中國產品更加昂貴，而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更加便宜。
近年來，中國允許人民幣逐步升值，從2005年年中升至2012年4月18日。人民的升值情況見圖2-1。人民幣的升值和近期中國貿易順差的數據能告訴我們關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什麼情況呢？我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國際貿幣基金組織(IMF)剛發布了一篇報告，這篇報告提出了同一個問題。
圖2-12005年人民幣彙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彙率走勢
雖然如圖2-1所示，人民幣升值明顯，但近期的IMF報告說要斷言人民幣是否仍然“明顯低估”還為時尚早。隨著世界經濟增長恢復，中國的出口順差也將會恢復。IMF正在向中國尋求更多的資金以擴張自己的資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大幅降低了其對中國外貿順差的長期預測值，這個舉動能幫助中國針對美國關於人民幣“明顯低估”的觀點辯護。中國的外貿順差從國際金融危機前2007年占GDP10.1%的高點下降至2011年的2.8%，IMF把它描述為“比預期的更猛烈和更持續的”下降。但IMF說，它仍然處於評估人民幣彙率是否已經接近市場均衡。
為了判斷人民幣彙率是否已經接近均衡，我們可以觀察圖2-1的走勢。圖中顯示，自2010年年中開始，彙率持續升值，且升值較快，比2008年年中至2011年年中更快。近期的趨勢表明，彙率將繼續升值，並未達到均衡。如果允許彙率繼續升值，貿易順差將逐漸減少。從這個趨勢看，IMF預計中國的貿易順差會持續減少是對的。
另外，IMF展示了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樂觀預期。我也同意這一點：在它的展望中，IMF指出了人民幣的升值，並斷言人民幣繼續升值以及執行國家“十二五”規劃政策將保證近期外貿順差下降的狀況持續下去。持續到2015年的五年規劃包括提高居民收入、促進國內消費和提振服務業等一繫列政策。國內消費的增長可以通過增加進口而實現。增加中國的進口能幫助對中國出口的國家提高總需求，促進世界經濟復蘇。
第三章中國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運作依靠亞當·斯密“無形之手”的推動：雖然每個社會成員都忙於追逐自己的利益，但是市場能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實現社會發展。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社會成員自發形成的合作精神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這種精神所包含的一部分內容植根於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文化中。
我在中國長大，從小就學著和家人、鄰裡互敬互愛，對我來說，這是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間的事，對這篇文章的大多數年輕讀者而言，這一傳統應延續至今。這一精神也適用於公司治理，因為企業是由人組成的，也應具備對其他社會成員的責任感。這裡可以列舉兩個我親身參與的例子。
福特基金會等機構的行為，讓每個在美國生活的人實實在在地了解到什麼是企業社會責任。福特基金會不僅使美國社會受益，也推動了其他國家的發展。從1985年到1996年，該基金會曾在中國設立經濟教育與研究委員會。在1985—1996年間和1988—1993年間，這個委員會分別資助了兩個經濟學培訓中心，一個在中國人民大學，另一個在復旦大學。委員會每年的預算大約為一，我和黃達教授任主席。黃達教授由中國教育部任命，代表中國的7所大學。
同樣，過去的一兩年裡，通過觀察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積電）的經營，使我幸運地了解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很多讀者都知道，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制造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有英特爾和三星公司。這家公司認為它的社會責任包括對客戶、股東、雇員、供貨商和社會大眾的責任。在履行對社會大眾的責任方面，臺積電在中國臺灣地區設立了一家資助文化活動的基金會，同時它還注重保護環境，開設的工廠比其他企業的工廠都節能環保。在環保領域的貢獻讓臺積電多次獲得當地政府的獎勵。本文的靈感部分來自2012年12月14日這家公司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則新聞。
2012年12月14日中國臺灣地區有一則新聞，報道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