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跨越幾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時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與私人商業利益之間遊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後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

晚清民國時期富賈層出，為何沒能形成將中國帶入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

研究二十世紀的歷史脈絡，政商關繫問題是*繞不開的，本書運用新發掘的一手歷史檔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這個跨越幾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經歷，對20
世紀中國上半期的政商問題做一貫通性研究。

作為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大約從1940
年代開始，學術界及輿論界對虞洽卿的描述、討論與評價就極多。大致來看，學者筆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財閥、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三種概念標簽，從一開始就被人選擇性地貼在虞洽卿的身上，但無一例外地都與意識形態政治有關。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個人歷史，“政商”也許是適用於他的身份定義。


本書共分為六部分，從1891年-1945年，對虞洽卿及其所經歷的幾代政府的關繫逐一分析，描述這種合作關繫是如何逐漸強化和鞏固，成為近代中國的“潛流”，並建立起一種隱性“政治結構”的。而這種關繫，也深深影響了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為我們提供了讀懂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另一個角度。

前 言

【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變局中的官僚與商人

從洋行買辦到寧波幫領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調人

“二品道臺”的官場交遊

近代商團之濫觴：華商體操會

捉襟見肘的“兩江新政”：南洋勸業會

不同籃子裡的雞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資本、官僚政績與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與江浙光復

從陳其美到程德全：協助上海財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態度

“安慰”革命者：資遣黨人

動蕩時局中的政商經紀人

“革命”、秩序與政商

【第三章】“愛國時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與救國儲金運動

段祺瑞的總商會會長：“五卅干城”

“國家主權”與虞洽卿的商業帝國

民族主義商業戰略的雙刃效應

【第四章】北伐前後的“ 左派資產階級領袖”（1926-1927）

“左派資產階級領袖”與上海次工人暴動

從二次暴動到三次暴動：“民眾領袖”的變化

中共對聯虞政策之爭論與反省

意識形態、政治站隊與商人選擇

【第五章】委員長的代理人： 南京時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為蔣介石募款

“商界領袖”的政治客串

虞蔣關繫的政商回饋

威權政治、代理人與政商

【第六章】戰爭年代之政商現形記（1937-1945）

在孤島上海

回歸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後方”的生意

條子、面子與銀子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政商”這兩個字，在今天的中國非常流行。如果把它填入互聯網搜索引擎，就會發現你面前將跳出數以百萬計的相關信息，其意義也極為蕪雜：或指代官員與商人兩個群體；或被用來說明政治與商業之間互動關繫；或專門指與政客擁有密切關繫的特權商人。當然，這些意義，有時又混雜難分，不管如何，至少說明“政商”這個議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重要。


作為特權商人的“政商”概念，至少在1919年就已在中國被人使用。這一年，上海有名的掌故家許指嚴出版一冊《政商十大秘密案》，揭露晚清民初各地買官賣官橫行，官商勾結，謀求暴利，此前中外辭典向所不載的新型“政商”便躍上歷史舞臺，許認為這種“政商”是社會禍害，其出現不但是士大夫階層之羞恥，也是國家不祥之兆，甚至是造成民眾生計痛苦的淵源。


其實，日本人很早就使用“政商”二字指稱明治維新前後的“御用商人”，這一群體對日本政治經濟演化影響至巨。這種使用更加關注的是商人與政府的特殊關繫，但意義未必完全是負面的。北伐之後，日本的政治評論家，也用“政商”指那些支持南京政府的中國商人。為他們注意的一個政商人物，就是虞洽卿。1929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


所的志村悅郎撰寫《浙江財閥論》，他就直接把虞洽卿稱作“上海著名的政商”、“浙江財閥的泰鬥”。

今天中國人熟知的近代特權商人，可能是晚清的胡雪岩。有關胡氏的“政商寶典”近這些年在市面上很是常見，但在晚清的歷史上，胡雪岩多被時人稱作是“官商”或“紅頂商人”，從未被稱作是“政商”。那麼，何謂“政商”？如果我們把政商視作是一種新的歷史現像，它為什麼發生？對中國歷史造成了何種影響？我們不妨先從虞洽卿的故事談起。

虞洽卿：歷史與形像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彩旗高懸，鼓樂齊天，市商會、納稅華人會、特區市民聯合會等十六團體發起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禮”在這一天舉行。上午十一點整，盛大的萬國商團中華隊檢閱式在跑馬廳舉行，接受虞洽卿的檢閱。之後萬國商團隊伍及虞洽卿禮車、觀禮佳賓出場遊行，從馬霍路一路排至愛多亞路，進入新命名的虞洽卿路。沿途萬人空巷，歡呼若狂，觀眾不下三十萬人。當虞洽卿禮車經過時，爆竹齊鳴，一時間鄰近數條大馬路交通均暫告停止。慶典典禮十一點半在寧波同鄉會開始，中外來賓數千人參加。商會主席王曉籟及工部局總董安諾德（H.E.Amhold）先後致詞，對虞氏服務社會之功績極表推崇。中西來賓數千人，包括各國領事或代表官員、工部局官員均到場致敬。虞洽卿路沿途設置了松柏牌樓四座，上面綴以鮮花電燈，光彩耀目；晚上九時跑馬廳更燃放焰火，觀者如雲。虞洽卿路由西藏路更名而來，是當時公共租界中區寬闊的一條大馬路。此前公共租界並無以華人冠名道路者，故虞洽卿路之命名，是公共租界創立以來，工部局給予華人的榮譽。中央社發布專電，全國各地大報均加以報道。


虞洽卿路之命名，是為了慶祝虞氏七十壽辰及其旅滬五十五周年紀念。1867年6月19日，虞生於浙江鎮海龍山鄉山下村（現屬慈溪市），名和德，字洽卿。父晚峰，長年在外做小本生意，母方氏，生二子一女，洽卿居長。像許多寧波普通人家的少年一樣，1881年，他奉母命隨人到上海學生意，先在端康顏料行做學徒。十年之後，他已被魯麟洋行聘為買辦。虞洽卿以其精明的生意頭腦，以及過人的社交能力，不久就成為上海灘有名的洋商買辦。不但華洋官場均需借重虞氏聲望，上海社會各界亦已開始倚賴其居間調解的角色。民國成立，虞在滬上聲勢越來越顯赫，並介入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其影響也擴展到全國。1924年，虞洽卿就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一職，其在任雖僅二年，卻經歷上海近代歷重要的數件大事：江浙戰爭、五卅運動，及隨後發生的北伐戰爭，虞氏在這些事件中均有極重要的參與。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憑借與蔣介石等人的深厚關繫，虞洽卿成為中國商界有名的人物，其行動更直接影響到上海公共租界外人治權的變化。1941年後他離開上海，但仍對國內時局發揮影響，亦深深卷入戰時經濟變遷，直至1945年病逝山城重慶。


作為近代中國有名的商人之一，至少從1909年開始，有關虞洽卿之傳記報道，就開始出現在中外媒體上。此一報道，盡管簡略，但已將虞洽卿一生特點指出，他之所以聞名上海，一因其“熱心公益”，一因其商業成功，其商業又多與“國家利權”相關。1931年，上海市商會為紀念虞洽卿旅滬五十周年，曾編有特刊一冊，將虞氏一生主要事業均列出，其標題包括四明公所、大鬧公堂、創辦萬國商團中華隊、創辦四明銀行及寧紹公司、辦南洋勸業會、辛亥革命、龍山開埠、三北公司、五卅慘案、加入華董。這些業績後來不斷被提及，構成其個人歷史敘述的主要內容。


不過，外人對虞洽卿之經歷，更關注的是他與上海公共租界發展史之關繫淵源。1936年10 月2 日，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
）在大篇幅報道虞洽卿路之命名典禮時，稱虞是上海工部局的首席華董、租界華人社區領袖。密勒氏評論報編輯的《中國名人錄》稱虞是“商業領袖”(Business
leader)與“公益活動家”（Public welfare worker）。

然而，就普通民眾來說，對虞洽卿這樣的大老板，他們更關注的可能是為什麼他能夠“發財”，因此，有關虞氏個人傳奇軼事一直在市坊間流傳，如“赤腳財神”、“口能容拳”等故事。亦有一些采訪者，將虞洽卿樹為成功人士的宣傳榜樣，把虞洽卿之社會地位與其“美德”聯繫起來，如“
不為己”，“ 耐勞苦” 等。不過，平心而論，無論是褒揚者，還是批評者，通常都肯定虞氏勤勞苦干。

媒體對虞洽卿的報道，有影響的一篇文章，可能算1943
年至1944年上海《雜志》半月刊上連載的一篇長文：《虞洽卿論》。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方騰”，其實是中共著名宣傳活動家惲逸群的化名。惲在上面這篇文章中，指虞是“浙江財閥”
與英美帝國主義的雙重代表，同時他也將虞洽卿形容成兼具買辦與民族資本家雙重身份的商人。

在描述“浙江財閥” 或“江浙財閥”
時，虞洽卿始終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核心人物。這個名詞早是日本人用來稱呼支持南京國民政府的商人。這種稱呼，反映了日人對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理解，也體現了他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看法，當然這種理解或看法都未必正確。後來中國國內的反蔣勢力，亦常采用這個名詞指控南京政府與商人的不當勾結，或暗指此政府背後的階級背景。


對虞之身份定性，無疑是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改變。中日戰爭結束後，隨著國、共兩黨關繫公開決裂，內戰爆發。中共利用輿論力量大力抨擊“江浙財閥”
及“英美帝國主義” 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1927年虞洽卿對蔣介石的協助便成為中外反動勢力勾結的證據。從此之後，虞洽卿便成為“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給蔣介石提供經濟援助的所謂“ 江浙財團”

的代表， 反動的“ 買辦階級”
典型。這種指控隨著惲逸群著《蔣黨真相》與陳伯達著《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廣泛流傳，影響深遠。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地方單位的造反派更將此類說法進一步發揮，稱虞洽卿是蔣介石的“干爸爸”。


1978
年，鄧小平開始提出對外開放政策，允許利用外資。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評價買辦商人，曾成為經濟史學界一個論爭主題，虞洽卿則成為一個標杆性歷史人物。有學者認為仍應將虞定性為“買辦階級”，當時出版的《辭海》也持此論。但丁日初等學者主張應從虞洽卿的主要經濟活動出發將其認定是“
民族資本家” 。1980 年之後， 這個看法漸漸

占據上風， 學者們轉而從“現代化”、“民族主義”、“國家與社會” 等視角來討論資產階級與南京政府之間的關繫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能擺脫“資產階級”
的概念定勢，重新理解這些與政治有密切關繫的商人，或者可以給我們理解歷史與現實問題帶來幫助。我們要給虞洽卿這個歷史人物一個基本的定位，或許“政商”
比其他名詞要更加適合。

政商與二十世紀中國

“政商”一詞，除了用來指稱虞洽卿這種與特權緊密結合的商人之外，在本書中，其實更重要的，也是想通過商人的故事，來討論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開始出現的一種新的政治經濟現像——政商化。也就是說，“政商”可能已經不是個體性的官商勾結這麼簡單，而是通過一些機制，官與商漸漸形成一種穩定的利益結構，或可稱之為政商利益共構網絡。這個詞與傳統的“官僚資本”一詞有一些接近，不過，此處所講“政商化”又不簡單等同於“官僚資本化”。在晚清民國，控制政治資源者，未必一定是官僚，其他擁有或明或暗之政治勢力者，亦能通過與商人的結合，造成利益捆綁，所以“政商”中之“政”，也包括其他不掌握政府權力的政客。近代中國政局動蕩，城頭變幻大王旗，行政體繫的不穩定，以及軍人及黨人權力的重要性，都使得政商化的現像絕不僅限於官僚繫統。從在野到執政，在迅速變化的時局中也很容易出現，因此政客與商人之間便容易造成一種潛在的利益投機結構。


本書使用政商化一詞，也是想表達公共政治與私人商業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繫。尤其指公開政治經濟活動之下的政商利益結合，尤其是指一種穩定的政商利益生產網絡。在政商化之情形下，政商結合日益制度化，官員給商人之支持或商人對政客之支持均呈常規化，甚至以某種制度性辦法來操作進行，當然這也可能造成官僚體繫或政治運作體繫之潛規則。官員之政績生產，往往需要商人輔助配合。無論是招商開發利源，還是合作推動建設事項。但是在此過程中，官員或政客有可能把公共權力尋租，與商人結合共同追逐暴利；商人也有可能以公共利益為合法性訴求，謀求獲得權力的庇護，達到暴利生產的目的。從表面上來看，他們的作為都是為了公共利益（如推動地方經濟建設、挽救國家利權等），但在這層合法性外衣下，私下的政商利益交換便會頻繁發生，甚至形成一種潛在的穩定性利益生產機制。這種利益生產的暴利性，可能會誘導官員（或政客）選擇性地推動所謂“公共事業”。健康的政商關繫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繫並非壞事，然而，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如果出現政商化的發展趨勢，那麼就可能陷入一種超穩定的暴利生產結構，這不但給政、商兩方都會帶來潛在的危險，他們也很難自行擺脫這種機制。或者說，政商化是一種不健康的政商關繫發展的結果。這種政商化結構，可以被看做是晚清以後出現的一種新的歷史現像，並且成為左右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種重要的潛在線索，甚至直接左右了國家政治經濟的走向。需要區分的是，我們所講的“政商化”，不是簡單的個體道德的指控。目前大眾所講的“官商勾結”，多半是從道德層面入手，指其錢財來源的非正義。但政商化，則強調官員與商人都通過這種結構獲得暴利，打倒個別的“奸商”
或懲處違紀官員並不能解決這種結構性難題。為何這種體制性的政商化愈演愈烈，這種政商化的過程是如何產生的？目前學者大多數仍是從所謂“現代化”的理論來討論中國20
世紀的政治經濟轉型，然而，一個力求現代化的國家，怎麼後為政商結構所綁架而不可自撥呢？

為說明這些問題， 以下本書將從虞洽卿的故事入手， 追蹤他個人“ 發跡”
歷史，分析其如何一步步成為近代中國有名的政商人物。其個人的商業帝國，是如何緊緊地與晚清民國時期的政治歷史扭在一起。同時也借此研究政商化在中國如何從萌芽到固化，此一擁有特殊色彩的“
利益結構” 如何左右了政治和商人的關繫， 甚至對近代中國政治變革過程造成深遠的影響。

意識形態、政治站隊與商人選擇

北伐前後，是虞洽卿一生的黃金時代。其個人聲望在這段時期內達到，1924年開始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同年即成為江浙戰爭中調解各方的首腦；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虞更成為當時國內顯赫的人物之一。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產黨在內）均需倚賴與其合作，以達到各自政治目的。雖然中共對虞洽卿在消彌風潮中所起的作用有敵意，但是此次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之後，中共顯然已經清楚了解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個人影響力。為了擴展其勢力，虞洽卿仍成為中共主要爭取的對像，虞洽卿也曾與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於1926
年秋，被莫斯科視為建立上海政權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謂“資產階級左派”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在時局混沌之時，其實也在尋找新的政治結合機遇。這就是中共與虞洽卿合作的來源。

然而，1927 年3
月蔣介石抵達上海後，其與中共及武漢政府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為了在軍事上占據優勢，上海成了他重要的餉源地，而虞洽卿等舊識則成為他聯絡商界的橋梁，同時，蔣也成為虞洽卿擴展勢力的一個重要依仗，就像此前他極力經營與段祺瑞及地方官員關繫一樣。正因為此，虞洽卿在政治上早便站在蔣一邊，被中共視為資產階級右派典型。不過，無論是1926
年的“ 左”， 還是1927 年的“
右”，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終想在這種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中，找到於己有利的合作者。其實，大商人未必就天然地反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究竟對他們有何種影響，是需要通過具體的個案分析來觀察的。從北伐前後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動向，我們看到，為謀求個人的權勢擴張，商人會主動地介入動蕩的時局，嘗試與各種勢力合作，這種合作對像包括了時人眼中的“
赤化派” 。

如果不將從五卅到“四一二”
的歷史聯繫起來觀察，我們無法對虞洽卿的角色有準確的認識。當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數商人的傾向，然而，作為一個喜歡涉足政治的商人，他在北伐前後的表現確實能反映一些中國商人潛在的“政治投機性”，中共之所以將虞視為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為其背後的潛在勢力。這種蜜月式的合作，也為後來中共看到虞洽卿全力支持蔣介石時的憤怒埋下伏筆，我們不了解“
四一二” 前的史事，也就無法完全明白中共後來所講的“ 資產階級叛變革命” 究竟從何而來。

這種說法不僅是針對蔣，也是針對曾經與中共密切合作過的虞洽卿、王曉籟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蘇共對“中國資產階級”
的觀感，以及黨內關於“革命發展道路” 的爭論， 其實均與北伐前後中共與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經驗密不可分。

其實，從北伐前後中共與虞洽卿一派商人合作的歷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內部是很清楚虞、王等人的投機性質，然而，他們在寫報告時，又會有意將其動機“階級化”，這種實際與理論的矛盾與落差，始終困擾著中共黨人。由於中共的整套革命是建築於階級理論上的，現實的鬥爭，又不能與此完全吻合。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用階級理論來描述分析實際時，常常出現前後矛盾，互相衝突的現像。這種衝突也使得所謂的理論沒有確定性，方針隨時都在變動，易變的主義與政策，加上權力鬥爭，便使得中共意識形態嚴重缺乏連貫性。我們研究中共黨史，則可能先要弄清楚，具體實踐與理論闡述之間的差別，並從其實踐入手去重新認識其行動邏輯，而不是依據其表述的“合理性邏輯”，唯有此，我們纔能對中共

革命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此前的研究過分低估商人在政治變動時的主動應對。1927年為何上海的“ 資本家”
要倒向蔣介石，過去學者們習慣從工人運動的角度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對工運感到恐懼，把保護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然而，上海許多工人運動，背後也有商人的影子。尤其1926
年7
月後，與南方政府及反孫傳芳派有聯繫的商人，如虞洽卿、王曉籟等人，便在背後支持工人運動，欲使孫傳芳之後方秩序失去控制，並進而發動軍事行動。

中共的勢力上升與虞、王及杜月笙等人的背後支持本來就有密切關繫。雙方關繫之變化，主要因蔣介石等北伐軍實力派與鮑羅廷、中共及武漢政府交惡，虞洽卿等人必須重新站隊，重新評估其與中共的關繫。當北伐軍進入上海後，罷工的工具性作用就失去，蔣介石等人希望能夠快速控制上海秩序，杜月笙等人在這個過程中便拋棄與中共的聯盟關繫。虞洽卿則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為平臺，承擔起協助蔣介石在商界籌款的重要任務，他以實際行動明確表示和中共分道揚鑣。他必須在政治轉變關頭站對路線，以免其此前的“左傾表現”禍延己身，同時也可以因新的權力聯盟關繫強化其政商地位。

從中共角度來看，其早期與上海商人的關繫也顯示出實用主義的特點，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抱牢教條主義不放的政治團體，當現實政治對他們的發展有利時，中共對所謂“資產階級”的性質的分析也傾向於寬容或“右傾”，其報告中會彈性地對“階級形勢”作樂觀的分析。當商人放棄與他們的合作，一些領導人便可能用嚴厲的語言攻擊“大資產階級”，現實的“階級分析”與此前又完全不同。因此，意識形態敘述其實是緊跟在政治利益之後，又與黨內路線鬥爭相連，這也是不同的中共黨人在不同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

對於比較信奉實用主義的黨人來說，隻要他的權勢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備統戰價值。1936 年8 月14
日，身處陝北的還寫信給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要他在上海好好做上層統戰工作，其對像除了宋子文、孔祥熙、陳誠、胡宗南等國民黨要人之外，毛後特別詢問馮：“虞洽卿、穆藕初有聯絡希望否？”毛把虞看成是中共欲在上海重新打開局面必須注意之大人物，當然是自然之事。這種看法又與此前中共與虞洽卿的合作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