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劉易斯轉折點——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

內容簡介

在長期經濟發展之後，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開始出現重要轉折。按照發展規律，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就意味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對於結構和經濟體制雙重轉換中的中國經濟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這個轉折的成功意味著一個嶄新發展時期的到來，另一方面，這個轉折期間充滿了嚴峻的挑戰。本書開創性地把發展經濟學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相結合，揭示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及其挑戰，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

蔡昉，1956年9月生於北京。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研究領域包括“三農”問題、就業與勞動力流動、經濟改革和發展、收入分配和貧困等。著有《窮人的

篇
章人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節中國的人口轉變
第二節“未富先老”
第三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
第四節“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
第二章農村剩餘勞動力變化
節農村勞動力轉移
第二節農村剩餘勞動力估計
第三節重新認識“三農”問題
第三章城市勞動力市場形勢
節勞動力市場改革“滯後論”
第二節城市勞動力市場改革
第三節勞動力市場衝擊篇
章人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節中國的人口轉變
第二節“未富先老”
第三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
第四節“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
第二章農村剩餘勞動力變化
節農村勞動力轉移
第二節農村剩餘勞動力估計
第三節重新認識“三農”問題
第三章城市勞動力市場形勢
節勞動力市場改革“滯後論”
第二節城市勞動力市場改革
第三節勞動力市場衝擊
第四節就業的擴大與結構變化
第四經濟發展新階段
節劉易斯轉折點的發展含義
第二節經濟發展
第三節發展階段性特征與轉折點
第四節傳統增長方式的終結
第二篇
第五章長期增長與宏觀經濟
節宏觀經濟學的短視
第二節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內在根源
第三節從長期視角反思宏觀經濟政策
第六章轉折點與宏觀經濟周期
節怎樣對待傳統理論
第二節轉折點與經濟周期
第三節符合發展階段的政策選擇
第四節如何做到“有保有壓”
第七章參與全球化：平衡與失衡
節理論神話與全球經濟現實
第二節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窗口
第三節全球化怎樣惠及普通勞動者
第四節為什麼會有全球經濟失衡
第八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職能
節“劉易斯之謎”
第二節中國特色的政府職能
第三節轉折點的政治經濟學
第四節政府職能轉變的轉折點
第五節政府職能轉變的著力點
第三篇
第九章庫茲涅茨轉折點
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節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
第三節擴大就業與初次分配
第四節通過勞動力流動縮小差距
第五節再分配的優先序和切入點
第十章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
節發展階段與勞動力市場演進
第二節戶籍與相關制度改革
第三節勞動力市場規制與立法
第四節關於《勞動合同法》的爭論
第十一章自然失業與勞動力市場匹配
節“奧肯法則”與中國經驗
第二節自然失業現像
第三節政府促進就業的職責
第十二章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節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簡史
第二節未完成的改革任務
第三節政策抉擇中的兩難處境
第四節國際經驗：共識與多樣性
第五節深化改革的路線
第十三章增長方式與減排激勵
節環境的政治經濟學
第二節發展階段與增長方式
第三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第四節更高的政策優先序
第十四章十字路口的中國農業
節轉折點上的農業階段特征
第二節農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第三節開放條件下的糧食安全
第四節比較優勢與價格激勵

在線試讀

章入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改革開放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傳統的定義，即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目前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開始下降，數量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開始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就將不可避免。這意味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到來和一個重大變化的發生。同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提出了挑戰，即在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比較優勢依然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高速經濟增長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勞動力供給，以保持增長的可持續性。應對好勞動力短缺的局面，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節中國的人口轉變
各國都經歷過或者預期經歷一個完整的人口轉變，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獨特的。其獨特性主要在於，所有理論上預期對人口轉變會產生影響的因素，在中國的這個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也就是說，在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中，不僅有普遍存在的常規因素的作用，也有非常規的制度安排產生的巨大影響。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人口轉變的成功完成。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也相應打上了這個人口轉變的烙印。本節從介紹影響人口轉變的一般因素入手，討論中國特有的人口政策，以及各種常規和非常規因素對於這個轉變的相對貢獻，以便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提供分析基礎。
一人口轉變的影響因素
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口轉變通常要經歷一些共同的階段。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從而導致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特征則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低自然增長率。對於早期得到發展的歐美國家來’說，人口轉變是一個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協調的過程，因此，通常經歷了很長的時間。而對於後來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口轉變受到諸多外生因素的影響，與早期的變化軌跡相比，發生了一繫列的偏離。
人口轉變的個階段是與生活質量和社會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聯繫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況下，人口隻有靠高出生率纔能維持自身的再生產。早期發達國家和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上沒有產生什麼顯著的不同特點。章入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改革開放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傳統的定義，即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目前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開始下降，數量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開始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就將不可避免。這意味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到來和一個重大變化的發生。同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提出了挑戰，即在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比較優勢依然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高速經濟增長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勞動力供給，以保持增長的可持續性。應對好勞動力短缺的局面，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節中國的人口轉變
各國都經歷過或者預期經歷一個完整的人口轉變，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獨特的。其獨特性主要在於，所有理論上預期對人口轉變會產生影響的因素，在中國的這個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也就是說，在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中，不僅有普遍存在的常規因素的作用，也有非常規的制度安排產生的巨大影響。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人口轉變的成功完成。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也相應打上了這個人口轉變的烙印。本節從介紹影響人口轉變的一般因素入手，討論中國特有的人口政策，以及各種常規和非常規因素對於這個轉變的相對貢獻，以便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提供分析基礎。
一人口轉變的影響因素
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口轉變通常要經歷一些共同的階段。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從而導致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特征則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低自然增長率。對於早期得到發展的歐美國家來’說，人口轉變是一個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協調的過程，因此，通常經歷了很長的時間。而對於後來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口轉變受到諸多外生因素的影響，與早期的變化軌跡相比，發生了一繫列的偏離。
人口轉變的個階段是與生活質量和社會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聯繫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況下，人口隻有靠高出生率纔能維持自身的再生產。早期發達國家和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上沒有產生什麼顯著的不同特點。
第二個階段是與生活水平初步得到提高、衛生條件改善相聯繫的。但是，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在早期的過程中是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內生結果，而在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卻可以是從外部輸入的。在後一場合，當輸入的醫療技術和衛生條件導致死亡率下降後，生育率下降的反應要滯後很多，造成這個階段的長期存在，不能及時過渡到人口轉變的第三個階段上，以致人口增長率長期處於較高的狀態。
盡管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上述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發生的基本因素卻是相同的，因而，撇開延續時間的長短，人口轉變從過程來說有著諸多的共同之處。下面，我們總結影響人們生育行為的幾個基本因素，人們的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終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經濟發展水平。這個變量與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關。跨越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界限的貝克爾（Becker，1960），率先用經濟學理論分析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他認為，子女通常被父母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消費品，而生育行為則被看作是消費者對子女需求的反應。既然生育、撫養和教育子女像所有的消費行為一樣，需要支出物質成本，因此，家庭的財務預算始終會構成父母對孩子需求的硬約束。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居民收入水平決定的家庭預算約束，即家庭對生育孩子的負擔能力，是制約人們生育決策的重要變量。
其次是社會發展水平。生育、撫養和教育子女的另一種成本是機會成本。一方面，父母把養育子女作為一種消費，其需求與孩子帶來的效用大小呈正相關關繫。另一方面，用於養育孩子的時間、金錢和精力、感情的支出，還有其他的用途，構成生育的機會成本。社會發展水平高低，影響人們的受教育機會和教育水平，也影響社會勞動參與率。這些因素，特別是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水平，既影響孩子對父母的相對效用，也影響到家庭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因而是制約人們生育決策的重要變量。此外，與養老相關的社會保障機制是否健全和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孩子作為未來養老的保障，從而決定孩子的效用大小。
第三是政策和社會規範。政府政策和社會道德規範，在上述影響決策的因素之外，增加了一種導向和外加的激勵。也就是說，這些因素可以通過改變家庭對孩子的撫養能力、養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以及孩子的效用等變量，而影響生育觀念和生育決策。因此，這些因素雖然不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有時卻有足夠大的強度，引導和規範人們的生育行為。人們常常用文化因素來解釋一個社會的生育行為和人口結果，但是，需要認識到的是，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規範或非正式制度安排，是通過增強或減弱其他更為直接的變量的強度，來對生育行為產生作用的。
後是與婦女的生殖健康、兒童的健康醫療保障及避孕技術相關的物質條件。回想一下，在人口轉變的個階段上，正是因為孩子的存活得不到保障，纔形成以高出生率來彌補高死亡率的生命損失這樣的人口類型。而在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上，出生率未能隨死亡率的降低而下降，也與缺乏方便、安全和低成本的避孕手段有關。可見，人們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和政策引導等因素影響所形成的生育意願，能否被轉化成為終的生育決策和行為，歸根結底取決於婦女、兒童的健康是否得到有效的保障，以及育齡人群能否獲得方便、安全和經濟的避孕手段。因此，這個因素是從生育意願到生育行為轉變的物質條件。
二計劃生育政策
早在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議受到批判的時候，即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國政府及其高層領導對人口問題就開始有所認識，但當時並沒有具體的行動與措施，更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在“大躍進”失敗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影響下，中國領導層面對迅猛增加的人口和受挫的經濟發展，開始認真考慮計劃生育的必要性。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口問題在認識上的一次重大轉變。這一文件不僅揭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重要性，而且有一些具體的規定和措施。1970年，中央正式把人口計劃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之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明確強調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經過若干年的計劃生育實踐，在總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l988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現行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以此為標志，中國明確而全面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形成了。
根據政策，國家干部和城鎮職工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外，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特殊困難，包括獨女戶要生育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以後生二胎。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但由有關省或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要求和做法。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重申了既定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要求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隨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按照各地的實際情況，相繼制定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計劃生育條例，並且經各地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後，作為地方法規執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生育有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堅持各級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變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標不變的基礎上，落實計劃生育工作堅持以宣傳教育為主、避孕為主、經常性工作為主的方針，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實現計劃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的轉變，即由單純的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向綜合治理人口問題轉變，由以社會制約為主，向利益導向與社會制約相結合的工作機制轉變，終達到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實現計劃生育工作良性循環、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目的。進入21世紀以來，計劃生育越來越轉向利益導向，堅持以人為本，從制度上探索解決農村計劃生育夫婦的養老問題。
計劃生育在英文中叫“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提倡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出生率。但是，隻有在中國真正形成了制度性的人口生育政策，並且從目標上講卓有成效。雖然人口轉變有其常規的經濟社會動力，即使沒有強制性的人口政策，一個國家終究也會實現這個轉變。但是，利用體制優勢和政府動員力，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的確可以大大加快人口轉變的進程。
與此同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能夠做到與時俱進，從著眼於控制人口數量，逐步轉變為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改善人口生活質量的綜合發展戰略。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計劃生育政策本身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盡管其形成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特征，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職能做出適應性轉變，這一政策的改革和調整完全可以成為一個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過程。
三人口轉變的成效
由於存在著兩類影響人口轉變的重要因素——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沒有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持續徘徊於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上。正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以及同一時期改革開放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使中國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至今，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纔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
目前，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或簡寫為TFR）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後，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為2.1）以下。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於10‰，2003年略高於6‰，2004年進一步降到6‰以下。
在圖1—1中，我們繪出了人均收入水平與生育水平之間的表面關繫。從中可以看到，在一個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區間，即在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達到100之前，生育率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急劇下降。隨後，即在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生育率保持相對的穩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6年中國的人均GDP為68，總和生育率為1.78，在同等的收入水平上，有著比其他國家更低的生育水平。這標志著中國在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過程中推動了卓有成效的生育率下降，從而完成了人類歷大規模的人口轉變。
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在人15轉變階段的起點一樣、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績效迥異的條件下，人口轉變的結果不盡相同。但是，人15政策卻不是重要的因素（參見曾毅等主編，2006）。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影響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決策的若干因素，即在政策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影響生育率的變化。那麼，在影響生育率下降的各種社會經濟條件與人口政策之間，究竟哪個因素對於中國的人口轉變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呢？或者說，各種可能影響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各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從理論上講，如果上面列舉的所有影響生育觀念、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的社會經濟因素，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同一期間，都發生了有利於生育率下降的變化，則至少我們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是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經驗的角度也可以證實這一點。根據一項研究（都陽，2005），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計劃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三種力量都對生育率的急劇下降有明顯作用。但是，在隨後的10年裡，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下降的邊際效果幾乎消失，而其他兩個變量的作用則依然存在。
第二節“未富先老”
隨著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相應地發生變化，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聯合國把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定義為老齡化社會。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l982年為4.9％，1990年為5.6％，2000年為7.0％，2005年上升到7.7％。按照該標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中國已經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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