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中國經濟增長回顧
姚洋
1. 偉大的成就/ 003
2. 增長驅動力/ 005
3. 結構變化/ 015
4. 展望/ 021

第二章增長收斂與發展前景
王勛 
引言/ 026
2. 開放對增長收斂的重要意義/ 027
3. 理論背景與相關實證研究/ 035
4. 數據和分析框架/ 038
5.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預測：2015—2050/ 040
6. 結論與政策含義/ 051

第三章老齡化與社會政策
白晨  雷曉燕 
背景：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老化/ 066
2.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與特征/ 068
3. 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與挑戰/ 074
4. 政策應對與建議/ 078

第四章綠色經濟轉型
姜克雋  田欣  徐晉濤 
1. 引言/ 086
2. 從環境角度描述中國的增長模式/ 091
3. 綠色經濟轉型/ 093
4. 結論和建議/ 096

第五章建立現代金融體繫
黃益*
1. 引言/ 102
2. 金融改革和發展的獨特模式/ 105
3. 金融抑制的正面和負面效應/ 109
4. 原來的方法不再奏效/ 111
5. 建立現代金融體繫/ 114

第六章公共財政改革
林雙林
1. 引言/ 120
2. 改進稅收體繫/ 121
3. 優化政府支出結構/ 125
4. 改革養老保險體繫/ 127
5. 醫療保險體制改革/ 130
6. 控制地方政府債務/ 133
7. 調整央地財政關繫/ 136
8. 總結/ 138

第七章居民消費
王敏  俞秀梅
1. 過去40年的居民消費/ 144
2. 我國不同人群的消費特征/ 146
3. 中國2049年消費預測/ 153
4. 結論及政策啟示/ 161

第八章產權改革
李力行
1. 引言/ 166
2. 國有企業改革的簡要歷史/ 169
3. 近期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 173
4. 新的挑戰：2019—2049/ 176
5. 競爭中性：一個被廣泛認可的原則/ 178
6. 政策建議/ 179

第九章人工智能與勞動力市場
褚高斯  周廣肅
1. 引言/ 186
2. 2049年人工智能實際替代概率計算/ 189
3. 未來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到2049年)/ 197
4. 結論和政策建議/ 204

第十章創新能力
鄭世林  莊芹芹  汪勇
1. 引言/ 210
2. 中國創新事業的發展歷程/ 211
3. 中國與創新型國家創新能力的比較分析/ 215
4. 中國2049年主要創新指標預測/ 220
5. 中國提升創新能力面臨的挑戰/ 223
6. 總結和相應政策建議/ 226

第十一章政府角色與產業政策
王勇
1. 產業升級面臨的主要挑戰/ 232
2. 如何制定合適的產業政策/ 239
3. 中美關於產業政策的分歧/ 240
4. 未來30年，我國應當如何調整產業政策/ 243
5. 結論/ 246

第十二章對外開放
餘淼傑  鐘騰龍
1. 引言/ 250
2. 廣度開放階段(1978—2000)/ 251
3. 深度開放階段(2001—2016)/ 255
4. 全面開放階段(2017年至今)/ 262
5. 促進高水*全面開放的政策建議/ 264

第十三章經濟外交
査道炯  董汀
1. 討論框架的界定/ 269
2. 中國經濟外交的“兩位一體”/ 270
3. 未來議程/ 276

第十四章國際技術競爭
彼得·佩特裡(Peter Petri)
1. 創新時代的中國/ 286
2. 不斷追趕的中國/ 287
3. 開放式創新：理想的方式/ 297
4. 對競爭的管理和管制/ 301
5. 超出競爭之外的政策/ 306

第十五章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繫中的角色
埃斯瓦爾·S. 普拉薩德(Eswar S. Prasad)
1. 引言/ 314
2. 資本賬戶開放/ 315
3. 人民幣的國際使用/ 318
4. 儲備貨幣/ 319
5. 金融市場發展和改革/ 321
6. 成為“避風港”貨幣需要制度改革/ 323
7. 中國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 324
8. 結束語/ 326

第十六章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角色
杜大偉(David Dollar)
1. 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和世界貿易組織/ 330
2. 多邊開發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 334
3. 國際金融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341
4. 結論/ 345

2049年的中國(代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聯合課題組
姚洋   〔美〕杜大偉   黃益*
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此後，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對這個目標做了具體的安排，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清晰地擘畫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目前的進程看，我們達成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是一個大概率事件，2010—2018年，年均GDP增速達到7.4%，而且到2020年，中國將徹底消滅貧困。但是要達成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中國還面臨許多挑戰與不確定性。
1978年，也就是中國剛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人均GDP隻有2，是全世界貧窮的國家之一。到2018年，人均GDP上升到9 7，進入了中高收入水*國家的行列。改革開放這40年間，GDP*均增速達到9.3%，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作者團隊的預測，如果按購買力*價計算，目前中國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彙率計算則是15%左右)，到2049年這個比例可能上升到三分之二。但是，從中等收入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的路徑可能與之前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所走的路徑很不一樣，上面這個預測是基於一繫列假設條件而做出的。要讓這個預測成為現實，還需要相對良好的內外部環境，特別是一些關鍵領域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分析未來30年中國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進程中將會面臨的新挑戰，從第二章開始的十五篇文章分別考察了中國經濟的不同部門與不同方面可能將經歷的轉變。雖然每篇文章的結構各有差異，但它們會嘗試回答下面三個共同的問題：首先，什麼因素促成了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其次，中國經濟在進一步崛起的過程中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後，政府應該采取一些什麼樣的政策與策略以保障中國*穩地走向世界經濟強國？
一、經濟成就的貢獻因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政府采取了一繫列的戰略舉措推動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包括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城市工業化。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間，盡管中國一度也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但當時的計劃體制在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此，政府在1978年決定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因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改革開放的頭30年，中國年均GDP增速達到9.8%，有的學者將這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譽為“中國經濟奇跡”。
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2049年的中國(代序)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重要的因素應該就是改革政策，或者說從中央計劃體制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過渡。這個轉型極大地改善了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在全國推廣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保留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將農業生產的剩餘索取權賦予農民，這樣農民的努力就直接與回報掛鉤，這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期內大幅提高了糧食與其他農產品的產出。再比如，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短時間內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為城市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擴張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持續擴張。在中國1996—2015年間的GDP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占到了40%。
與改革政策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開放政策，即中國快速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繫。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好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同步發生，這使得中國經濟能夠深度參與國際勞動分工。依賴低成本優勢，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全球重要的出口大國之一，特別是在全球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市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例從1978年的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37%。並且，在1993年之後的近20年間，中國一直是全球接受外國直接投資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不僅大幅降低了貿易與投資壁壘，還大大加速了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總之，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要獲益國家之一，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出口市場、大量的投資資金及先進的生產技術。
其他一些因素對中國經濟的成功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一是有利的人口結構。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歷了兩個“人口紅利”階段：個階段(1976—1990)正好與改革政策同步，而第二個階段(2000—2010)則恰好與加入WTO同步。二是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改革開放時期的高儲蓄率可能與一些因素高度相關，比如，如生命周期假說所指儲蓄率通常與經濟增長率成正比，有利的人口結構即不斷降低的撫養比(被撫養人口與勞動人口之比)，東亞共同的文化與習慣，以及因社會福利體繫的缺失而形成了預防性的儲蓄等。而高儲蓄率直接導致了高投資率，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的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三是穩定的宏觀與金融環境。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比較成功地保持了宏觀經濟穩定，具體反映為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與外部賬戶失衡等指標的低波動率。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中國是一個沒有發生過繫統性金融危機的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穩定的宏觀與金融環境提高了投資者信心，改善了經濟效率。四是改革前建立的經濟基礎。盡管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中國的經濟表現不盡如人意，但在那段時期建設的基礎設施、所形成的完整的城市工業體繫、普遍提高的教育水*及實現的男女相對*等等因素，都為1978年之後的經濟發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礎。
二、理解改革政策
在實現驚人經濟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確實也還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現像。在經過40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制度與成熟市場經濟體相比，仍然存在十分明顯的差異。比如，雖然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從改革初期的80%下降到目前的20%，但它們仍然在一些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部分服務業和上遊產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依然在幾乎所有的金融領域實行政策性干預，包括利率、彙率、資金配置及跨境資本流動。在2015年有數據的130個國家與地區中，中國的金融抑制指數(反映政府干預程度的一個指數)排在第14位。與自由市場經濟相比，中國的政策干預更為普遍，這類干預常常被一些學者認定為經濟低效的根源，甚至被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實際上，政策干預也是目前中美貿易衝突的焦點問題之一。
那麼，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選擇以更快的速度消除政策扭曲、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呢？要理解這些干預政策的動機，必須首先回到改革初期所采取的改革策略上來。蘇聯與東歐國家轉型采取的是所謂的“休克療法”，即在改革的起點，徹底取消中央計劃體制並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不幸的是，這個策略往往導致改革初期的產出崩潰甚至社會混亂，原因就在於一個經濟無法在一夜之間一步到位地走向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成熟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與之相對應，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期間所采取的是“雙軌制”的漸進的改革策略，即繼續支持國有企業，同時也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寬松、更有利的環境。這一策略可能會帶來一些效率損失，因為國企的效率要低於民企，但它卻能夠保證轉型階段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穩定。
這個“雙軌制”改革策略派生出了中國特殊的“不對稱的市場化”格局：一方面，產品市場幾乎完全放開，農產品、制造品和服務的價格都是隨行就市，由供求關繫決定。另一方面，在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土地和能源市場，依然存在大量的政策干預。這些干預的目的是為了變相地補貼國有企業，保證“雙軌制”改革策略的落地。國企效率比較低，需要外部補貼，但財政沒有多餘的資源補貼國企，政府就通過干預要素市場，比如國有商業銀行將大量的廉價資金配置給國有企業，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補貼。這是理解市場化改革期間仍然存在大量政策干預的一個重要邏輯。
有意思的是，這些看上去會造成嚴重效率損失的政策扭曲，並沒有影響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一方面，這可能是因為在改革開放期間，政策干預的程度實際上是在不斷降低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隻是速度比較緩慢而已。比如，中國的金融抑制指數從1980年的1(完全計劃體制)降到了2015年的0.6(表明金融市場化大致走完了一半的路程)，與之相對比，俄羅斯的金融抑制指數從1990年的1降到了2015年的0.4。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干預甚至還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比如，在特殊情況下，國企能夠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幫助政府穩定宏觀經濟。實證分析還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抑制性的金融政策讓中國GDP的增速提升了0.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通過有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支持投資者信心實現的。與實行“休克療法”的轉型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表現要好許多，原因就在於，如果市場機制還不成熟，那麼適度的政策干預可能是利大於弊的。
這個中國經驗揭示了一條重要的啟示：不要帶著教條主義甚至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待政策干預。事實上，任何政策都是既有正面效應又有負面效應的，政策分析與決策的關鍵是實事求是地看成本效益分析。政策干預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存在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的現像在轉型國家更為常見，因為市場機制的成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難想像，如果中國政府在1978年就徹底放棄對金融體繫的政策干預，那麼在過去40年裡中國一定會經歷很多次的金融危機。即便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失靈”現像也絕非罕見。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時刻記住，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成功的根本的推動力量是“市場化改革”，而非政策性干預。如果簡單化地將中國過去的經驗解讀為“干預是個好東西”，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過去40年間，中國經濟一直在穩步地向市場經濟靠攏，隻是在不同的階段往前走的步伐不一樣。另外，政策干預的成本效益也會發生動態改變，因此決策也要與時俱進，制定靈活的政策來應對。比如，實證分析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抑制性金融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由正轉負，這表明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與金融市場化已經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
三、新的經濟挑戰
考察過去40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表現，就會發現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保持了基本金融穩定，同時也形成了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但在2008年之後，經濟增速持續下降，金融繫統性風險不斷上升，而經濟結構卻實現了再*衡。有的專家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的表現歸納為所謂的“經濟新常態”，當然這個轉變還在進行之中，也許還將延續幾十年。“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現像，但關鍵的啟示十分清晰：未來的經濟發展軌跡將會顯著不同於過去。這個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繫列關鍵性的新挑戰所決定的。
個挑戰是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投入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在改革開放的頭幾十年，中國經濟一直擁有顯著的低成本優勢。隻要大量的勞動力持續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的勞動成本就會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城市制造業就可以不斷地擴張。但問題是，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接近枯竭，人均GDP也達到了中高收入水*，因此，現在隻能依靠產業升級支持經濟持續增長，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隨著中國喪失低成本優勢，出口占GDP之比與工業占GDP之比已經雙雙下降。將來的增長隻能靠創新與產業升級。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中國有創新能力嗎？
創新能力的提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個因素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雖然中國的大學每年都培養數百萬的理工科大學生，但兩億多農民工的*均文化程度隻有初中畢業，這在將來可能造成十分嚴重的勞動市場供求不匹配的問題。一方面，越來越精細化的產業需要越來越多的高技能人纔，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民工都是低技能的勞動力。第二個因素是與創新匹配的金融服務。當前的金融體繫似乎更擅長支持粗放式的、低端制造業的擴張，因此，金融必須實現轉型，有效支持輕資產、小規模的創新型民營企業。第三個因素是知識產權保護。如果知識產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創新就會失去動力，而這也是目前中美貿易衝突的焦點問題之一。第四個因素是好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可能是必要的，但當前常用的包括大量的補貼與直接挑選勝出者的做法，效果並不好，有時候甚至還起反作用。
第二個挑戰是人口老齡化。大概在2010年前後，第二輪的人口紅利開始讓位於人口老齡化，當時的人口撫養比大概是36%。勞動人口的減少與人口撫養比上升，應該也是2010年以來GDP增速持續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人口老齡化的過程纔剛剛開始。根據我們的預測，到2049年人口撫養比可能會上升到66%，“老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會大幅提高。2019年到2049年，勞動年齡人口起碼會減少1.7億。人口老齡化特別是“未富先老”可能會帶來一些重大問題，包括勞動供給減少、消費需求減弱、儲蓄率下降及養老金缺口大幅擴大等。
本書指出了一些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策略。目前正逢第四次工業革命之際，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起碼可以替代2億以上的勞動力，基本抵消勞動人口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機器替代人的過程不會是一個*衡的過程，對於女性、老年和低技能工人的衝擊會更大一些。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潛力，鋻於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大概是農村居民的兩到三倍，如果目前56%的城市化率能夠在2049年提高到80%，那麼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消除老齡化造成的消費疲軟綽綽有餘。老齡化造成的難以應對的可能挑戰是養老金缺口。根據本書的分析，目前養老金缺口已經達到GDP的2%，如果現有模式不改變，這個缺口很可能會在10年內達到10%。因此，政府、企業與個人需要采取主動的措施收窄未來養老金的缺口。
第三個挑戰是逆全球化趨勢。雖然在過去40年，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未來30年，中國經濟增長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支持。一方面，中國已經從小國經濟上升為大國經濟，這意味著不管中國做什麼，都會對世界市場造成很大的“溢出效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所以，中國的政策將面對其他國家的反應方程。未來不可能長期保持過去20%—30%的出口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些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美國，出現了逆全球化傾向，出臺了很多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初可能是因為雖然全球化帶來了普遍的效率提高與收入改善，但一些特定領域、家庭卻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了衝擊，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補償。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全球市場的開放度不會再像過去那麼高。
當前的中美經濟衝突還包含一個新的維度，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國際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開放，特別是開放服務業。中國雖已兌現了當年加入WTO時所做出的市場開放包括金融開放的承諾，但不可否認的是，考慮到中國不斷提高的經濟發展水*以及經濟規模，經濟開放度確實明顯偏低。中美貿易衝突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將會變得更加開放還是走向相對封閉？二是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包括WTO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也在推動落實自己的一些政策意圖，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一帶一路”倡議等。其實，為關鍵的問題是，中美是將達**的合作共識，還是將走向更為全面的衝突甚至對抗。中美雙方的大多數專家都認為可能的情形是“局部脫鉤”，而不是全面冷戰。問題是，“局部脫鉤”可能不是一個穩態均衡，比如高科技脫鉤很可能延伸到金融脫鉤甚至原材料脫鉤。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挑戰，中國經濟在未來30年還將面對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其他矛盾，其中之一是環境與氣候變化的挑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期，實際采用的環保標準一直比較低，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經濟增速。隨著經濟不斷開放，一大批污染相對比較嚴重的企業搬到中國來生產，形成了所謂的“污染天堂”現像。在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幾年間，出口、污染及碳排放都呈現了加速增長的態勢。有經濟分析表明，環境破壞與資源枯竭所造成的經濟成本可能已經達到GDP的10%，水與空氣的污染還嚴重危及健康。所有這些都會在未來幾十年裡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造成顯著影響，包括增長速度、增長結構及增長質量。對此的政策應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
對創新依賴程度的提高、老齡化、世界經濟的開放度降低及對綠色增長模式的追求，都意味著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不斷放慢，增長模式需要徹底轉型。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間所積累的許多經濟技能也許就不再有用，過去做得好的很多行業現在已經難以為繼。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與投資兩駕馬車，消費一直比較疲軟，現在這個增長格局已經無法持續。
四、預測與政策建議
根據我們的預測，到2049年，中國的GDP增速可能會放緩到2.7%—4.4%。但這實際是一個相對樂觀的預測，因為到那個時候，按照購買力*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GDP可能會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按市場彙率計算的人均GDP之比可能會略低一些)。如果這個預測大致準確的話，那麼在2019年至2049年之間，將會發生一繫列重要的事件：
 中國可能會在2025年前後達到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從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按以市場彙率計算的GDP總規模來看，中國大概會在2030年前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體；
 到2049年，中國很可能將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從而順利地實現中央所提出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這個預測的一個直接含義是經濟增長減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並非像有的學者判定的是純粹周期性的波動。將來增長速度還會波動，但不可能再次大幅反彈並持續保持在8%的水*。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政府主要依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穩增長，應該說那些反周期措施一直是十分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雖然政府依然在采取各種反周期措施，但增長速度已經從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這個下行過程還將持續，決策者也好，企業家也好，都應該對未來增速持續下降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持續下行的增長軌跡，也不可能自動達成，而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做出艱苦的努力。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以後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永遠無法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連經濟發展的優等生日本也一度經歷了“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8年以後急劇下降。我們上述預測是基於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開放政策、有效應對老齡化等挑戰的一繫列假設而做出的。中國要持續崛起、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個關鍵的指標是生產率必須不斷地提高。也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近政府將經濟政策的重心從需求端的周期性調控轉向了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根據我們的預測，到2049年，中國的GDP增速可能會放緩到2.7%—4.4%。但這實際是一個相對樂觀的預測，因為到那個時候，按照購買力*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GDP可能會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按市場彙率計算的人均GDP之比可能會略低一些)。如果這個預測大致準確的話，那麼在2019年至2049年之間，將會發生一繫列重要的事件：
 中國可能會在2025年前後達到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從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按以市場彙率計算的GDP總規模來看，中國大概會在2030年前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體；
 到2049年，中國很可能將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從而順利地實現中央所提出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這個預測的一個直接含義是經濟增長減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並非像有的學者判定的是純粹周期性的波動。將來增長速度還會波動，但不可能再次大幅反彈並持續保持在8%的水*。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政府主要依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穩增長，應該說那些反周期措施一直是十分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雖然政府依然在采取各種反周期措施，但增長速度已經從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這個下行過程還將持續，決策者也好，企業家也好，都應該對未來增速持續下降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持續下行的增長軌跡，也不可能自動達成，而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做出艱苦的努力。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以後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永遠無法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連經濟發展的優等生日本也一度經歷了“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8年以後急劇下降。我們上述預測是基於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開放政策、有效應對老齡化等挑戰的一繫列假設而做出的。中國要持續崛起、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個關鍵的指標是生產率必須不斷地提高。也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近政府將經濟政策的重心從需求端的周期性調控轉向了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為了在未來30年讓中國經濟保持穩健的增長步伐，作者團隊提出了一繫列政策建議，比較重要的可以歸納為如下八個方面：
(1) 終結“雙軌制”的改革策略，盡快減少甚至消除政策扭曲，真正實現“競爭中性”，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雙軌制”改革是一個過渡性的策略，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穩過渡。這個策略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遺留了不少問題。終結“雙軌制”可以以深化國企改革作為核心。首先，政府應該明確國企的作用與範圍，除了一些特殊的領域比如國防產業，應該堅持一條原則，就是凡是民營企業可以做好的行業，國有企業就沒有必要去爭奪市場與資源。其次，政府應該盡可能地為國企和民企創造公*的競爭環境，特別是在進入、競爭與退出等方面，可以將同等的資金成本與同等的投資回報作為衡量公*競爭的標準。政府應該盡量避免直接要求國企承擔政策責任，如果需要，也應該用市場化的條件購買企業的服務。後，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應該盡量優化資本管理與企業監督。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國有資本的投資回報，而不是企業的日常管理上。
(2) 主動、積極地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衝擊，取消生育限制，建設良好、充裕的老年與幼兒護理設施，加強對婦女的職業保護，鼓勵生育。
目前看來，老齡化已經無法避免，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盡可能地緩解甚至逆轉老齡化所帶來的影響。，積極鼓勵生育，除了盡快取消對生育的各種限制，還應該提供經濟支持，增加幼兒園，提高醫療服務質量，以及改善育齡婦女的職業保障等。第二，大力增加對教育、培訓和醫療的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三，完善養老金制度，建立一個更加全面、完整的養老繫統，適當延遲退休年齡。第四，可以考慮更為長期的可持續的養老模式，包括家庭養老與社區養老服務等可能更為中國老人接受的方式。
(3) 保護知識產權、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改善諸如補貼與國產化率等產業政策工具，建設基礎設施，消除政策障礙，支持創新與產業升級，並充分重視對國際市場的溢出效應。
未來30年，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基本上就取決於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首先，人力資本積累變得更加重要，這不僅指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員的培養，也包括對低技能勞動人員的培訓。其次，需要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研發繫統，增加公共與民營部門在研發上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獎勵科學家，更好地將創新轉化為規模生產能力。後，要重新設計產業政策，把重點放在克服市場失靈、鼓勵創新上。產業政策應該推動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發展，而不是背道而行，更多地利用減稅手段，盡量減少補貼，避免行政性地“選撥勝出者”，放棄“國產化率”這類容易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擔憂的做法。將政府的資源集中配置到克服創新的障礙方面，比如增加基礎教育與科研投入、改善基礎設施。
(4) 公共財政的重點應從支持經濟穩定轉向提高經濟效率與改善收入分配。通過增加劃撥國有資產、推遲退休年齡等措施*衡養老金賬戶的總收入和總支出，縮小不同退休人群養老金的差別。
中國需要從多個方面進一步推進公共財政改革。一是財政開支的重點應該從過去的經濟建設轉向社會福利，稅收收入的構成需要調整。比如增加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比例。迫切需要引進諸如房地產稅等新稅種，支持收入再分配與基礎設施建設。二是通過劃撥更多的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適當延遲退休年齡和盡可能地縮小不同退休人群養老金差別等手段，降低社保基金缺口的壓力。三是積極化解部分地方政府過度負債的問題，除了限制各類預算外收入的收取，中央政府也可以采取直接的措施來*衡地方財政的收支，緩解債務壓力。四是進一步推動高度集中的央地財政關繫的分權，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
(5) 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大力推進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傳統金融機構的改革，改革監管體繫，*衡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繫。
經濟創新必然呼喚金融創新。資本市場在支持創新活動方面有先天的優勢，因此未來30年應該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不過在可預見的未來，直接融資的比重不太可能出現爆發式的上升。因此，支持創新的重任還是要落在間接融資渠道的肩上。因此，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的轉型將是提升金融支持經濟能力的關鍵。首先，需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保證金融交易中實現市場化的風險定價。其次，也需要支持各種創新，適應創新型企業融資與居民投資的需求。商業銀行已有一些比較成功、值得推廣的做法，比如深耕模式、信貸工廠、投貸聯動等。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一些網絡銀行利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做風控模型，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進一步完善與推廣。後，金融監管也應該與時俱進，*衡創新與穩定之間的關繫。
(6) 徹底打破城鄉長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戶口制度，改革農村土地的產權安排，支持農民工市民化，努力提高城市化水*。
城市化將是未來30年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如果城市化率可以從56%提高到80%，就可以創造許多新的消費與投資需求，緩解甚至完全抵消人口老齡化給經濟增長造成的減速效應。到目前為止，大部分農民工進城，支持城市經濟發展，但將他們的家庭成員留在了家鄉，這不僅造成了諸如留守兒童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也遏制了消費與投資的增長。現在是時候考慮徹底取消戶口制度了，這項改革很可能會產生類似於恢復高考和農村實行大包干等的全局性效應，既可以改變不公*的城鄉分隔局面，也可以大力增加城市居民消費需求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不過，城市化的重點應該是更好地發展大城市，而不是建設更多的中小城市。當然，城市化需要以一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繫為基礎，農村應該進一步推進土地制度的改革，讓進城的農民有財富、有資產，而不是一貧如洗。
(7) 采取市場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征收污染稅與實行碳排放交易，讓中國經濟走上綠色與低碳排放的發展軌道，提高生產與生活的質量。
政府已經在環境保護與氣候變化方面采取了許多舉措，效果不一。不過，如果現行的努力能夠堅持下去，未來環境改善、減少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可能會好於預期。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的再生能源技術的生產者。2018年，政府引入了環境稅，並在再生能源領域啟動了拍賣機制。我們的主要政策建議是環保政策要從行政性施政走向市場化施政。2018年全國展開的環保風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政策的動機非常好，但運動式的執行直接導致了一些地區的經濟崩盤。這樣的舉措過於激烈，容易造成很大的震蕩，不利於經濟穩定，當然後也很難有效達成初的政策目的。
(8) 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開放政策，明確進一步開放的承諾與時間表，構建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在與國際經貿體制的互動中，靈活處理發展中國家地位議題。
當前中國的國際經濟政策決策受到外部貿易衝突的嚴重干擾，我們認為政策的關注點還是應該放在獨立自主地建設高質量的經濟開放的新格局上。客觀地說，外部衝突的原因之一在於，與大部分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的開放度比較低，而中國已經是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因此，下一步對外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應該是與主要經濟伙伴重建互信，一個好的做法是單方面地明確進一步開放的步驟與時間表。中國可以考慮在適當條件下主動放棄國際貿易政策框架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因為進一步開放是與開放新格局的既定方針一致的，而且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很快就將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當然，在開放的過程中，也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經濟與金融的穩定。毫無疑問，開放的創新體繫是選擇，但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下，需要未雨綢繆，防範“供應鏈”產生新的風險。中國當然也應該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包括建設性地參與WTO和IMF等國際組織，同時基於友好、合作的精神，推動一些自主的國際倡議，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