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全球治理體繫的“G20”時代
二十國集團（G20）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1999年9月25日，八國集團與其他12個重要經濟體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正式成立非正式對話機制，該機制旨在推動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經濟金融議題進行開放、有建設性的討論、研究和合作，以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二十國集團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GDP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90%，貿易額約占全球80%，人口約占全球的7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G20正式被升級為領導人年度峰會機制，此後被明確定位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這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繫已經進入了“G20時代”。
形成這個全新的機制，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二戰”結束後的70年來，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基本框架一直屬於戰後初期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繫，即包括七國集團（G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均為布雷頓森林體繫下的合作機制。而這些機制的突出特點就是代表著西方主要大國對全球治理的看法與行為方式。
20世紀80年代中期，G7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曾達80%以上，當時的G7有能力進行全球經濟治理。此後，G7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的合作中如果沒有像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這樣的金磚國家參與的話，必將是無效的。
到20世紀末，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逐漸超過一半，並且持續上升。此時，原先的全球治理框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現實發展明顯滯後了。因此，在世界經濟現實發展需要的帶動下，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對話的機制需求日益迫切，G20機制應運而生。
2008年，美國華盛頓召開首次G20領導人峰會，共同商議危機應對方案。2009年，美國匹茲堡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提出了“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框架”，為G20這一機制確立了持續推進的行動綱領。2014年，澳大利亞布裡斯班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行動綱領被發展為“綜合增長戰略”，並確定了“到2019年使G20整體GDP在現有預期軌道上再多增長2%”的目標。布裡斯班峰會還建立了全球基礎設施項目庫和全球基礎設施基金，這是為全球經濟治理搭建的新的執行平臺。
2015年，G20主辦國土耳其提出“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執行力（Implementation）和投資性增長（Investment
for growth）作為實現增長目標的支柱，使G20的治理功能更為具體化、可操作化。
2016年，中國正式接棒G20峰會的主辦權，將會議召開地點確定為美麗的旅遊城市杭州，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領銜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對中國來講，如何剖析全球經濟的變局，把握增長點和風險點的方位，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目前全球治理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劇增。金融改革和經濟治理依然是G20為關切的問題。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以及各經濟體之間相關性日益緊密導致的政策效果負面外溢，對全球經濟穩定的影響不斷凸顯，G20更加有必要推動金融繫統的改革和治理，防範未來可能出現的繫統性風險。G20想要成為更加有效、負責任、有影響力的機制還需要綜合考慮全球格局當中的新變化和新問題，這是G20作為真正的頂層設計平臺必須要面對的。同時，落實綜合增長戰略、實現G20承諾的增長目標是當前全球經濟政策的主題。
其次，開放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凸現。當今世界，各地區、各國之間的聯繫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應當培育全球大市場，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應該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新的全球性機遇和挑戰，這符合正在形成的新的全球秩序的趨勢。
後，全球創新經濟增長的方式日益迫切。在全球經濟走出危機之後，我們還要防止全球經濟走向平庸的泥沼。G20正在為全球經濟增長探索良方，創新的發展方式可以適應不同國家的國情，解決世界經濟新形勢下的問題。G20要為這樣的發展方式提供國際上的機制保障和支持，統籌中短期和中長期經濟要素的關繫，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率，以期推動新的產業革命形成。同時，確保政策有效執行也是G20發揮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G20就是在面對上述使命過程中，把接力棒交到了中國手上。應該看到，中國完全有能力、有信心與國際社會一道，走出一條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2008~2014年，中國貢獻了約39%的全球新增GDP。在國際金融體繫表現出“脫實向虛”的傾向之時，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相對穩定，中國應對危機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金融發展必須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要。我們認為，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與金融業共同發展，應該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價值。我們希望各方都能限制金融過度的虛擬化，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同時努力推動國際新興產業合作，積極培育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充分依靠科技進步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使全球經濟走出危機，實現共同繁榮。
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一度成為西方治理思想主流。“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繫已成為“人類社會的終形態”，西方理論界對國內治理的“無目標、多主體”主張，造成對金融衍生化發展趨勢的放任，終演化成2008年的金融危機。“文明衝突論”則認為，國際秩序中的主要矛盾已變成不同文明間的衝突，由此帶來的政策後果是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美國自身陷入中東泥潭無法自撥，而它的一些對手卻發展成今日“伊斯蘭國”這樣的組織形態，給全球治理帶來更大挑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都陷入困境，西方各國疲於國內事務“救急”，無力提出新的繫統性的治理思想。
而中國完全有能力提出更加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思路。中國國內治理的“四個全面”總體思想，如果借鋻到全球治理上，就是統籌目標、手段、保障、主體四大要素，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為2016年G20的主席國，中國需要為一繫列重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探索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新道路，進一步改革國際經濟治理體繫，完善全球基礎設施，創新貿易與投資方式，實現更具包容性的發展等。這就需要在峰會的議題、組織和活動安排上都有創新。
首先，構建新的經濟增長框架。G20要在歷年峰會的基礎之上提出整體性的、更具有可持續性的新的增長框架，以此應對低增長、高債務、高失業的全球難題，這既需要扎實的經濟金融和國際政治理論作為基石，也需要有廣泛的國際合作作為支撐。
其次，制定全球經濟協調體繫。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決不僅僅是各國政策的集合，而是運用全面協調的戰略，融合競爭與合作，能夠產生綜合效力的成果。這要求G20各成員國增進互信，深入了解，集思廣益，這是一個1 1大於2的方案。
後，治理合作機制。以G20為基礎發展起來的B20（G20商業峰會，Business20）、T20（G20智庫峰會，Think tank20）、C20（G20公民峰會，Civil socie ty20）以及W20（G20婦女峰會Women20）等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臺。G20需要常設的秘書處，這樣纔合作機制為G20提供更多、更全面、更合理的政策建議，以有力地促進全球治理機制更加扎實的發展。
本書共分六章和6個附錄，總體結構大致可以看作前三章是G20的“介紹”，後三章是G20的“思考”。具體來說，章從“歷史”的角度介紹了G20的前世今生，第二章則從“共識”的角度介紹G20的各項主要議程，第三章介紹G20的機制建設及其在全球治理體繫中的作用。後三章“思考”部分中，第四章是對“全球經濟治理”這個根本大背景的思考，第五章是對“G20的全球治理工作”的思考，第六章則是對“2016年G20與中國關繫”的思考。為了增加全書的參考價值，我們還特別制作了6個附錄，分別是G20各國國情、歷屆峰會公報、G20的政策承諾與落實情況、G20的組織架構、對G20一些專門術語的解釋以及國際智庫對2016年中國G20峰會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