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中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結構、制度與戰略

編輯推薦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和規模的擴大，特別是經濟發展階段和內生條件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疊加的“新常態”。本書稿是上海財經大學產業經濟與發展學院策劃主編的《產經文庫》叢書之一，本書收錄了干春暉教授及其團隊成員近年來在國內高水平刊物發表的產業經濟領域論文，研究內容涉及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轉型、策略性行為與政府規制以及制度環境與產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采用了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範式解釋中國的產業經濟問題。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干春暉教授及其團隊成員近年來在國內高水平刊物發表的產業經濟領域論文，研究內容涉及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轉型、策略性行為與政府規制以及制度環境與產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采用了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範式解釋中國的產業經濟問題。具體來說，產業結構與經濟轉型篇關注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產業結構的關聯效應、產業結構的演進動因；策略性行為與政府規制篇關注不對稱信息市場的產品定價、企業合謀行為以及公用事業管制；制度環境與產業發展集中討論了要素資源配置與產業績效、政府治理與產業效率等。

作者簡介

干春暉，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海關學院副院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曾任上海財經大學產業經濟繫主任、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上海財經大學科研處處長等職，曾獲“上海市十大青年經濟人物”稱號，曾於1998-1999年在美國雷鳥國際管理研究生院（THUNDERBIRD）作訪問學者，曾應邀到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法國蒙皮裡埃大學、意大利威尼斯大學、加拿大女王大學訪問。主要研究領域為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中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高速增長階段經濟轉型升級研究》和《“十二五”期間加快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兩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升級》和《“十一五”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的自主創新戰略研究》兩項，其他各類項目30多項；在《經濟研究》、《中國工業經濟》、《學術月刊》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80餘篇，論文《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產業發展報告》（2006-2016）繫列年度報告主編。

總序１

序言１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8

轉型期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和制度效應——基於一個隨機前沿模型的研究29

中國產業結構的關聯特征分析——基於投入產出結構分解技術的實證研究45

中國地區經濟差距演變及其產業分解66

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演進與生產率增長研究——對中國1978—2007年“結構紅利假設”的檢驗84

制造驅動還是服務驅動？——基於中國產業關聯效應的實證研究102

產業結構演進的需求動因分析——基於非競爭投入產出模型研究124

制度環境、政治網絡與創業：來自轉型國家的證據143

規制分權化、組織合謀與制度效率——基於中國電力行業的實證研究163

中國構建動態比較優勢的戰略研究173

中國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實證研究——基於馬爾科夫鏈的方法192

銀行部門的市場化、信貸配置與工業重構213

地方官員任期、企業資源獲取與產能過剩240

適宜技術、制度與產業績效——基於中國制造業的實證檢驗260

關於金融集聚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理論研究——基於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繫統和消息衝擊的視角278

中國工業生產績效：
1998—2007年——基於細分行業的推廣隨機前沿生產函數的分析300

簡政放權、政治關聯與企業績效316

前言

序
一
“以史為鋻，可知興替”。根據著名經濟史專家安格斯·麥迪森對耶穌誕生以來2000多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總量的估測，清嘉慶二十五1820年），中國GDP總量已經高於當時的西歐，居全球首位。然而，當時的中國大而不強，之後，在世界的經濟地位開始迅速滑落。要理解這一現像，僅關注經濟總量會模糊問題的本質，還應關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農業經濟時代，經濟總量往往與人口和國土面積有關，總量往往會掩蓋了經濟結構內部的問題。清嘉慶年間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經濟結構以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在國際貿易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主要是茶葉、絲綢、瓷器等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而當時西歐在國際貿易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不再是農產品，而是用化石燃料作為動力驅動機器生產的工業制成品。更為關鍵的是西歐各國開始擁有強大的火炮、滑膛槍和艦艇制造能力，擁有了要求其他國家打開國門，與之進行“自由貿易”的武裝力量。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等歷史事件加快了中國經濟地位的滑落，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繫列的努力也未能阻止中國經濟下滑的總體趨勢。序
一
“以史為鋻，可知興替”。根據著名經濟史專家安格斯·麥迪森對耶穌誕生以來2000多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總量的估測，清嘉慶二十五1820年），中國GDP總量已經高於當時的西歐，居全球首位。然而，當時的中國大而不強，之後，在世界的經濟地位開始迅速滑落。要理解這一現像，僅關注經濟總量會模糊問題的本質，還應關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農業經濟時代，經濟總量往往與人口和國土面積有關，總量往往會掩蓋了經濟結構內部的問題。清嘉慶年間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經濟結構以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在國際貿易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主要是茶葉、絲綢、瓷器等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而當時西歐在國際貿易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不再是農產品，而是用化石燃料作為動力驅動機器生產的工業制成品。更為關鍵的是西歐各國開始擁有強大的火炮、滑膛槍和艦艇制造能力，擁有了要求其他國家打開國門，與之進行“自由貿易”的武裝力量。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等歷史事件加快了中國經濟地位的滑落，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繫列的努力也未能阻止中國經濟下滑的總體趨勢。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五年計劃”、“大躍進”等都體現了中國在短期內改變落後面貌的迫切願望，但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上升並不顯著。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纔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後，通過一繫列的改革開放措施促進經濟發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纔得以迅速提升，直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高速增長，經濟年均增速達97%，增長速度不僅快於主要發達國家，即使與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的其他金磚國家相比，也十分突出。但近年來，中國經濟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階段逐漸結束，正在進入一個經濟增速在6%—7%之間的中高速增長階段，雖然這在全球範圍內仍是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與此前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相比，中國經濟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二
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會從高速進入中高速的“新常態”？為什麼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要轉型、產業要升級？這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地位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出了新要求。現在的全球貿易形式已發生很大變化，大部分是產品內貿易，而不完全是終產品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雖然中國是貿易大國，貿易總量非常大，但實際上，中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和為全球商品創造的價值部分並不是很大。總體來看，大部分的中國制造仍處於“微笑曲線”的底部，從事低附加值、低技術的加工組裝工作。改革開放初，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當時國際貿易的格局是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進口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十億條牛仔褲換一架波音飛機”。現在的情況有所改變，從海關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數據中可以發現，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在中國的機電產品、成套設備的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如服裝、玩具出口的比例則有所下降。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沿海地區部分傳統制造企業倒閉，部分企業向中西部和東南亞轉移，部分企業開始做品牌，提高自身附加值，原來的生產加工模式正在改變。在貿易結構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工業為特征的加工貿易占比迅速下降，一般貿易的比重上升。不可否認，中國通過對外開放獲得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數億農村勞動力進入沿海地區的工廠，提高了收入水平，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應滿足於低端的加工工廠角色，甚至被長期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技術、低附加值的低端環節，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的升級是其必然的戰略選擇。
第二，要素價格的上升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倒逼中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影響中國制造業成本的主要是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土地和物流等要素的成本。近年來，中國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比較快，已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由於工資具有剛性，工資水平下降非常困難。如果沒有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導致產業的競爭力下降，尤其是缺乏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競爭力的下降；從能源和原材料的角度看，中國是世界制造工廠，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其價格變動對中國制造的成本影響非常大，近年來，以鐵礦石和原油為代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市場價格激烈動蕩，使中國利潤微薄的制造企業經營遭受很大的影響，這種以低成本作為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模式亟須轉變；從土地價格角度看，商業服務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價格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連年快速上漲，極大推高了生活成本和商務成本；從環境污染角度看，據國家環保總局估測，中國2012年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是GDP的23%左右，而以前的值曾超過3%，“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走不下去了；從物流成本角度看，中國物流成本相當高。作為大國影響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物流成本已經成為阻礙中國制作業發展的“梗阻”。據估測，中國當前物流成本與GDP的比值高達16%，遠高於美國近10個百分點。高成本不僅推高了產品的價格，降低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且嚴重擠壓了企業在研發、銷售等方面的投入，影響了產業鏈上下遊的聯動發展。過去十幾年，中國制造在全球的競爭力，主要源於成本優勢。隨著大部分要素成本上升，尤其是勞動力成本不可逆轉地上升，中國低端的制造業必然會在全球失去競爭力。如果要維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必須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第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2，而到2015年達到了79，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經濟增長效果卓著。盡管如此，學術界對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爭議。許多學者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人認為可能性超過50%，但另一些學者考察了世界上100多個從低收入邁入高收入的經濟體，通過比較研究發現，中國若按照6%—7%速度再增長10年，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經濟總量基數較低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現在已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經濟總量很大，兩位數的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會放緩，但仍然屬於比較高速的增長。因此，“新常態”下中國仍具有較高的潛在增長率，依然處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是，中國必須不斷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戰略，不斷破除束縛經濟增長潛力發揮的各種制度障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構建新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纔有可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國的快速崛起給其他國家帶來了與中國政治經濟關繫的適應和調整問題，當然，中國本身也需要及時調整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關繫。中國隻用了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就從世界上較貧困的國家崛起成為人均GDP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國家，許多國家並不適應，可能還來不及重新確定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並制定相應的戰略，再由此調整與中國的經貿關繫。例如，美國意識到中國迅速崛起的現實和可能超越美國的長期趨勢，便開始傾向於使用遏制中國的戰略，除了在地緣政治和軍事方面對中國采用更多遏制措施之外，在經濟、貿易、投資等領域，也有開始從合作走向競爭與遏制的取向。同時，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與美國除了在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之外，還在價值觀、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明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與差異，因此，同樣需要探索如何有效消除或建設性管控與守成大國之間的分歧和衝突，實現合作，從而避免陷入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伯羅奔尼撒戰爭那樣的衝突，即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終構建起新型大國關繫，實現和平崛起。

三
面對經濟發展的新挑戰，需要根據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獨特優勢制定新的戰略，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注入新動能，纔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的升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推動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的基本戰略。未來成功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道路隻要通過分析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功之路就可以得到，那就是改革開放。中國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動力來自改革開放，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引進外資、允許勞動力在地區和產業間流動、加入WTO、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提高和加強等改革開放的措施，以改革開放激發經濟增長潛力，成果顯著。但是，近年來，這一輪改革所帶來的改革紅利正在遞減，要解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問題，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改革。同時，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也意味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初期，可以學習和模仿的對像比較清晰，通過行政力量指定產業發展的技術路線、做出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並加以實施可能比較有效，但現在的中國經濟發展更多地需要創新驅動，這時政府的職能就需要及時調整，把保護知識產權、為創新主體提供有效激勵和穩定的預期、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作為主要的任務；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推動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降低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的進入壁壘，放寬市場準入條件，激活市場，提高投資效率。也就是說，推動改革開放的20版，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基本戰略。
第二，充分發揮中國的大國綜合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從人口、國土面積、經濟總量來看，中國都是世界上很大的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采用了類似東亞的出口導向模式，靠出口拉動國內經濟，使企業走向世界。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很低，國內市場尚未啟動，沿用東亞模式有其合理之處。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人均GDP開始達到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國內市場不斷發展壯大，這從中國遊客在全球驚人的購買力可以反映出來。與小型經濟體不同，中國作為一個大型經濟體，還可利用自身大市場的獨特優勢，通過滿足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驅動經濟持續增長，這是東亞其他小經濟體無法做到的，亞洲“四小龍”也無法僅靠本土小市場拉動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要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占領全球技術的制高點，實現趕超，一定要充分發揮大國的綜合優勢。以高鐵產業為例，發展高鐵等高技術產業前期需投入大量研發費用，研發活動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性，巨額的研發費用可以通過大市場進行分攤，這使得高昂的先進技術研發在技術和經濟上成為可行。大市場也有利於使用“市場換技術”戰略來獲得海外的先進技術，擁有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可能願意通過向中國轉讓先進的高鐵技術來獲得分享中國市場的機會，中國企業則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占領全球技術制高點。利用國內“大市場”的優勢，那些研發費用大、技術難度大、需要有國家工業實力作支撐的產業，有可能實現技術升級從而占領全球產業技術的制高點，從而實現產業升級。
此外，對於技術變革特別快的行業，中國的國內大市場也有助於中國企業實施“彎道超車”的非對稱戰略。一些行業，如移動互聯網行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性，並且中國的產業發展水平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要小一些，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有機會“彎道超車”，培育全球領先的大企業。國內成功的互聯網企業背靠市場大、消費者多的中國市場，其產品和服務在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推廣和獲取收益。在與終消費者密切相關的產業中，中國的大國市場具有極大的優勢。按這樣的邏輯，中國就可以憑借大市場優勢大力發展其他與消費者相關的產業。當然，目前中國的這些行業仍存在很多管制和問題，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除了市場規模大，中國的另一個特征是地區間的“異質性”。中國的人口和資源不是均勻分布的，中國地圖按照騰衝璦琿縣黑河的“胡煥庸線”分為兩塊，在這條線的兩側不僅人口及其他各種資源分布不均衡，經濟發展水平也有明顯的差異和梯度。中國內部的差異性有利於中國產業的升級和梯度轉移。東南側的許多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城市，如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放慢，這些地區不適合傳統的制造業，但可以轉移至“胡煥庸線”的西北側，和當地的要素稟賦相結合，繼續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產業在國內梯度轉移後，東南側地區騰出資源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第三，積極構建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為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注入新動力。中國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未來幾十年中國哪些產業具有全球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從數據來看，中國的勞動力增長速度近年來在下降，每年勞動力增長率不到05%，但是勞均資本及其增長率在增加，發明專利申請授權量增長很快，R&D研發經費占GDP比重逐年提升。人力資本總數雖然基本不變，但是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增加，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
從出口商品的結構來看，過去二十多年資源密集型產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斷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歷了先上升後下降的過程，而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從20世紀80年代的不到20%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超過50%。這反映了中國的資源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喪失優勢，而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則逐步形成競爭優勢，現在中國對外出口中成套設備、機電產品所占的正在提高，如果這種增長勢頭繼續保持，將會為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
從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是不斷變化的，經濟的增長需要注重動態比較優勢的培育。首先，必須培育有效市場，促進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破除各種要素壁壘和產業限制，培育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培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其次，是針對不同比較優勢產業，實施差異化產業政策。對於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要進行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降低先行者的風險，減少交易成本。對於領先型的產業，應鼓勵其開發適合國內市場的新產品、新技術，政府則利用采購、稅收、標準等政策給予支持。對於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則實行退出型產業政策，政府幫助企業轉移生產環節，幫助產業工人轉移到其他產業。
第四，積極從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轉變為治理者。國際貿易已由產業內分工發展到產品內分工。例如20世紀末一個典型美國服裝品牌的全球價值鏈一般可能是“意大利設計印度采購面料韓國采購輔料中國臺灣采購配件中國大陸生產加工中國香港檢驗包裝出口美國銷售”，中國大陸的加工企業僅能獲得微薄的加工收益，美國公司是這條價值鏈的實際建立者、控制者和治理者，能獲得價值鏈所創造的絕大部分收益。中國企業現在需要向價值鏈的兩端延伸，做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尤其是在原有的生產加工基地失去成本優勢時，將生產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後，中國需要從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轉變為治理者，而不是被鎖定於某一個低端環節。

四
近年來，我們對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問題作了一些思考，主持了一些研究項目，包括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如《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升級》和《“十一五”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的自主創新戰略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如《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研究》和《“十二五”期間加快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研究》，並撰寫了一批研究報告，部分子課題還被我的博士生作為畢業論文選題，近年來，他們以此為主題完成了十多篇較有價值的博士論文，其中《國際外包承接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一文還獲得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稱號；另一些想法和研究工作則體現在數十篇工作論文之中，這些工作論文陸續發表在《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中國工業經濟》、《學術月刊》等刊物上，有些內容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和肯定，例如《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一文中提出來的研究方法和相應結論被比較廣泛引用，這篇文章還獲得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一等獎。本書是一本論文集，收錄了已經發表的一些文章，現集結成冊，重新出版，以便於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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