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001

章 “一帶一路”建設引發新興經濟體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新思考001

節 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的動機與效應研究——傳統國際投資理論的補充001

第二節 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聯動發展——後進國家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新視角004

第三節 出口促進與對外投資的互動——貿易競爭力理論的新視角006

一、貿易促進與對外投資的聯動機制006

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聯動效應”008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反向效應”研究010

第二章 “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中國對外經濟關繫發展的新階段013

節 “一帶一路”建設的提出與發展歷程013

一、“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建設的歷程與階段性規劃013

二、“一帶一路”倡議形成與推進的歷程015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推進國際合作的空間格局016

四、對“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貿易增長與金融開放的預判017

第二節 “一帶一路”建設啟動以來取得的主要成果019

一、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多邊與雙邊國際協定成果019

二、以項目合作促進設施聯通020

三、以“投資—貿易”聯動實現貿易暢通022

四、依托金融合作與人民幣國際化的資金融通023

五、推進當地社會與民生事業，深化民心相通025

第三節 “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中國對外開放新階段027

一、從區域割裂型開放到全方位開放027

二、從內向集聚型開放轉向雙向擴展型開放028

三、從本國目標主導到發展戰略對接028

第四節 “一帶一路”開啟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新格局029

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況030

二、貿易促進在沿線不同地區的差異化格局032

三、對外投資規模與領域拓展041

第三章 “一帶一路”倡議下產業國際化發展探索新道路045

節 “一帶一路”建設助推中國對外投資進入新階段045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態勢045

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總體情況及趨勢051

第二節 “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國培育產業國際競爭新優勢062

一、產業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內涵062

二、中國產業國際競爭面臨的新環境063

三、中國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優勢的新領域066

第三節 “一帶一路”建設開拓“中國制造＋中國服務”發展新空間067

一、沿線國家投資格局中的“服務短板”068

二、中國服務業國際化發展獲得契機068

三、服務業國際化對接中國區域經濟轉型升級069

四、依托雙邊政府合作機制的“制造—服務”聯動072

五、中國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新契機073

第四章 “一帶一路”與中國跨國產能合作與互補發展076

節 “一帶一路”對中國與沿線國家產能合作與互補的機遇與挑戰076

一、國際產能合作提出的背景與目標定位076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性077

第二節 “一帶一路”建設下發展國際產能合作與互補的新途徑078

一、產能合作型投資取代資源獲取型投資078

二、技術向下遊國家轉移中自主構建區域、全球價值鏈079

三、組團式投資（園區模式跨國復制）中的產業配套081

第三節 “一帶一路”建設以來推進跨國產能合作的成果與趨勢083

一、國際產能合作取得的初步成效083

二、國際產能合作的機制建設成果085

三、當前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面臨的挑戰087

第五章 “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國區域合作發展新模式089

節 “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中國區域經濟合作新載體089

一、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發展歷程089

二、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政策體繫092

三、境外經貿合作區發展的規劃與階段性成果094

四、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的國際影響100

第二節 “一帶一路”建設提升中國參與國際治理的主動權105

一、“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沿線國家多邊合作機制105

二、“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區域國際合作論壇發展活躍105

三、“一帶一路”建設規劃中國與沿線國家自由貿易區建設105

第三節 “一帶一路”建設重視中國對外經濟援助112

一、對沿線國家經濟援助的主旨112

二、對沿線國家對外援助的新使命113

三、經濟援助對沿線國家中資企業營商環境的積極作用114

第六章 “一帶一路”建設助推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新探索116

節 中資企業在沿線國家並購對當地經濟轉型升級的意義116

一、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跨國並購的發展態勢116

二、並購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意義118

第二節 “一帶一路”建設助推中國企業海外基建投資合作模式創新120

一、中國企業海外基建投資的發展進程120

二、“政府—企業”合作模式保障海外基建投資項目122

第三節 “一帶一路”建設支撐中國本土跨國公司發展124

一、“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本土跨國公司發展帶來土壤124

二、中國企業抓住“一帶一路”發展契機推進國際化經營水平126

三、企業依托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規劃繫統的“走出去”布局126

四、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所需的創新激勵機制建設129

附錄一 “一帶一路”主要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現狀131

一、“一帶一路”參與建設國的總體概況131

二、“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化格局133

附錄二 “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當地營商環境主要特征及對華合作情況137

參考文獻153

後記157

總 序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不發達國家援助力度，促進縮小南北發展差距。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報告還明確指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強調“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這一重大判斷不僅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態度和信息，也進一步明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科學內涵、重大意義和實踐路徑。實際上，“一帶一路”建設既對引領新型全球化發展、推動全球治理體繫完善、加快中國全方位開放發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對促進世界經濟理論、國際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和重要啟發。

“一帶一路”建設與新型全球化發展 

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體復蘇緩慢，全球結構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別是一些大國經濟貿易政策調整，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世界經濟增長再次出現新的不確定性因素。筆者認為，從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及其發展，到近兩年來出現的反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後折射出的圖景則是：上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資本轉移等帶來空心化、實體經濟衰退、虛擬經濟過熱，進而引發發達國家內部出現諸多發展不平衡問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參與全球化歷史進程中，同樣也是內部出現結構性失衡，且和發達國家之間也出現嚴重的結構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國內部以及不同國家之間均出現失衡。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場化機制推動的全球化的增長邏輯，雖然帶來了全球經濟發展和繁榮，但的確產生了很多弊端。客觀來說，這種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必然結果。但是問題在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這種失衡和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更加嚴重；危機從外部衝擊視角，進一步加劇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們把注意力逐漸轉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從傳統的國際分工體繫、產業分工體繫逐漸轉向全球價值鏈分工、產品內分工發展以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加入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國際分工體繫的位置、角色在本質上取決於一國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而非必然由傳統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來決定。經濟全球化內在機制發生的這種變化，既使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也造成全球化發展進一步失衡。面對全球化發展失衡，需要通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繫，為全球發展注入新的公共產品、發展動力、治理手段、治理規則。

在這種現實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建設，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選擇和新的全球化發展機制，對於推動全球化再平衡、修復失衡以及促進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開放的方向發展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也為引領新型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一帶一路”倡議秉持包容性發展新理念，強調推動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發展。中國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和進步，推動一個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時代。無疑，“一帶一路”倡議必將使國際資本流動和貿易增長加快，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化朝著更加健康的目標發展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如果能夠使順周期下形成的巨大產能和建設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線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於穩定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由此，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建設堅持開放發展理念，推動沿線國家地區相互開放發展，融開放於創新發展之中，實現開放與創新融合發展、聯動發展，為加快創新世界經濟增長方式，推動世界經濟更加開放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權衡：《“一帶一路”開闢全球》，《經濟日報》，2017年5月13日，第8版。在筆者看來，與以往全球化發展和全球化治理機制不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一是堅持合作共贏，隻有合作共贏方可扭轉傳統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隻有合作共贏，方可體現世界經濟“相互依賴性”規律和趨勢；二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體現了共商共建中的開放與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傳統治理機制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真正體現了新型的全球公共產品新趨勢和新特征。因此，面對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不確定性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受阻，面對全球化發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體制機制的完善，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有助於推動和引領新型經濟全球化，有助於推動世界經濟更加包容、開放、普惠和平衡發展。

“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全面開放發展 

從中國國內改革開放與創新發展的時代要求來看，“一帶一路”建設也是新時代中國開放經濟發展升級轉型的重要路徑，是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對外開放再出發的必然選擇。過去40年的發展，開放經濟對中國發展的歷史性變革產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響。從四個特區試驗到沿海沿邊開放發展，再到保稅區開放發展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中國開放經濟已經走過了40年的實踐探索和創新發展。中國開放經濟的創新發展不僅為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中國經濟自身的改革創新提供了重要動力和源泉。中國積極引進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開拓國際市場，逐漸與國際化、全球化發展的通行規則對接，有力地推動了國內體制機制改革與創新發展。開放型經濟發展在中國改革創新發展40年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對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和新趨勢，面對中國發展的新時代和新要求，中國開放經濟亟待轉型升級：一是中國要從國際經貿規則的遵守者向參與者、制定者轉變，通過主動提出新議題、新方案，反映發展中國家新訴求，體現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動企業從低成本制造向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轉變，特別是隨著勞動力資源供求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傳統產業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依靠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產業亟待向依靠創新、升級的新興產業發展和轉型；三是要從以要素參與國際分工向全方位參與價值鏈合作轉變，順應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繫變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轉變、比較優勢向創新競爭優勢轉變等新趨勢，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創新，提高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繫中的位置，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營銷”“中國質量”“中國品牌”的轉型；四是要從東部沿海引領開放向沿海、內陸、延邊協同開放轉變，推動構建陸海聯動開放、東西互濟發展的全面開放新格局，從而增強開放型經濟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一帶一路”建設正是從中國開放性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面臨新問題出發，引領中國開放經濟升級轉型、推動中國開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抉擇。“一帶一路”建設，有助於推動中國開放經濟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加快要素雙向流動與開發戰略升級轉型；有利於推動對外投資發展，提高中國國際投資影響力，實現投資強國戰略，提高中國國際經濟地位；有利於擴大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優化國際貿易結構，提高貿易競爭力，實現貿易強國戰略；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使中國成為金融強國，提升中國國際金融地位和影響力；也有利於中國東、中、西部區域經濟開放聯動，推動不同地區市場開放、規則對接和區域一體化發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把中國巨大的區域經濟發展與周邊地區和國家發展有效銜接，相互開放，有利於為中國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新格局。“一帶一路”建設通過加速中國與國際經濟的“聯通”，將有效提升中國在國際規則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效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有效提升中國國際營商環境，有效提升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的核心競爭力，進而推動中國開放型經濟邁向更加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一帶一路”建設將引領中國對外開放走向更加公平開放、雙向開放、全面開放的新發展格局，將推動中國開放型經濟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

“一帶一路”建設與理論體繫構建問題 

“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相比較近幾年“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研究還是相對滯後。而且，現有的理論體繫和理論準備還不足以支撐和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和要求。“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繫統性工程，涉及的理論問題十分復雜，和許多學科都有關繫。這就需要我們堅持理論創新的思維，從經濟學、國際投資、貿易、金融、國際關繫、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許多學科和領域出發，深入繫統地研究“一帶一路”的理論體繫問題。這應當包含兩個方面的理論體繫：一個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經濟學理論體繫、國際經濟學理論體繫、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理論依據、國際關繫等理論體繫和理論基礎；另一個是“一帶一路”建設對現有的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世界經濟理論、國際投資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金融理論、全球公共產品理論、國際體繫與全球治理理論等各方面可能帶來的創新和發展。這些都是“一帶一路”理論體繫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問題。

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及其拓展問題；

二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分工理論體繫拓展及全球價值鏈理論問題；

三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貿易理論創新及其拓展問題；

四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金融理論創新及其拓展問題；

五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投資理論創新及其拓展問題；

六是“一帶一路”建設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理論及其創新問題；

七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創新發展問題；

八是“一帶一路”建設與發展中國家崛起及其與國際體繫關繫問題；

九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全球公共產品理論及其創新問題；

十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全球經濟治理理論及其拓展問題；

十一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全球地緣政治理論及其拓展問題；

十二是“一帶一路”建設與新型經濟全球化發展理論問題；

十三是“一帶一路”建設與發展援助實踐和理論問題；

十四是“一帶一路”建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繫及其理論問題；

十五是“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繫及其理論創新問題；

十六是“一帶一路”建設與政府和市場關繫及其理論創新問題；

十七是“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經濟學前沿發展與創新問題；

十八是“一帶一路”建設與發展經濟學前沿發展與創新問題；等等。

以上隻是初步考慮的一些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體繫問題。應該說，隨著實踐的發展，“一帶一路”建設還會有更多值得從理論上思考和探討的問題。而且，這些理論問題不會是某一個單一學科或者理論，例如僅僅從國際貿易理論、國際投資理論、國際金融理論等進行簡單分析。“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個龐大的國際性繫統工程，必然需要從多個學科甚至交叉學科和理論出發，需要跨學科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來進行分析和解釋。這個過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也是深入推動理論創新和發展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和實踐發展為豐富國際經濟學、國際關繫理論等重大學科和理論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源和重大機會。“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一個貢獻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國理論、中國思想對人類文明思想及其創新發展提供的一個絕佳機會。我們對此拭目以待，充滿信心。

也正是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專門組織各研究室組建團隊進行集體攻關。對於重大專題進行集體攻關研究，是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優良傳統。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我們決定把2018年集體攻關的主題鎖定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並將整套叢書定名為“‘一帶一路’建設理論與實踐研究叢書”，發揮各研究室專長，分別從金融、貿易、投資、全球治理、大國合作等八個方面對“一帶一路”建設的不同領域進行研究闡述，形成了《“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階段》《“一帶一路”建設與沿線自由貿易區發展》《“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新方向》《“一帶一路”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新機遇》《“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帶一路”倡議與大國合作新發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中國—東盟經貿新合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區域合作新機制》幾部專著。

現在將上述專著呈現給各位讀者。我們期待這套叢書能夠對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和理論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共同為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和理論體繫研究做出當代學者應有的貢獻。

是為序。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權衡

2018年5月4日於中央黨校掠燕湖

章 “一帶一路”建設引發新興經濟體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新思考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對外經濟關繫發展的裡程碑，是中國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新階段，全面推進了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的廣度與深度。這一偉大的實踐也為國際經濟理論帶來了新的空間，向以新興經濟體為主的沿線國家的投資，與傳統對外投資理論解釋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動機和效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於相關理論而言構成了投資動機與“投資—貿易”聯動維度上的新認識，對於豐富國際投資理論具有非常大的意義，也是中國開放型經濟戰略理論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

節 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的動機與效應研究——傳統國際投資理論的補充 

伴隨著新興大國在對外投資中的活躍表現，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和新興跨國公司（EMNC）的研究成為目前國際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關於新興經濟體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研究大多把這個投資背後的動因歸結為企業追求某些經濟利益，主要表現為企業從海外謀求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稀缺資源。相關研究通常把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歸納為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資產尋求型四類。在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意圖和動機的研究中，目前研究者們仍將爭論集中於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究竟是資產尋求型還是資產利用型不同於發達經濟體跨國公司自身技術發達和母國制度較為完善，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大多缺乏現成的、可以利用的所有權優勢，企業往往需要通過海外擴張來獲取所需要的競爭優勢，因為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更多以資產尋求為動機通過資產尋求型海外擴張，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獲得了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經驗等構建自身競爭優勢的要素，從而為實現企業的全球戰略打下了良好基礎。很多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作為企業海外擴張的一個起點（Mathews，2006）。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資產尋求目標使得企業能通過海外擴張克服技術差距帶來的初始資源不足，並在國際市場中逐步消除這些由資源不足而導致的劣勢。

傳統西方國際擴張模式中，典型的基本假設是企業已經擁有了技術與產品的相關知識，通過海外擴張的方式利用現有的知識存量和所有權優勢在海外開闢新的市場（Dunning，1988）。因此企業的對外投資被視為一種將企業的知識跨邊界轉移的過程，無論這些知識是以技術、生產、營銷為基礎，還是以其他活動為基礎。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既與企業自身的能力和所處的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又受到政府行為、企業與政府間關繫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林毅夫（2003）認為新興經濟體的後發優勢來源於自身要素稟賦的結構性差異。孫黎等（2013）認為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杠杆比較優勢塑造競爭能力上的結構差異性或者異質性，終表現在企業資源和能力上超越競爭對手的所有權優勢。裴長洪（2010）認為新興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多的重要因素是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不斷吸引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與。起初這些企業作為東道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作為供應商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或全球價值鏈，通過技術外溢等渠道，不斷積累自身優勢，時機成熟時就走出國門，成長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母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埃德溫（Edwin）等（1993）發現民營企業的管理者通過參與或影響政策法規的制定謀求有利於市場環境的政治策略。對於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政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和支持作用，這種企業與政府間的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聯結也構成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

齊曉飛等（2015）分析了企業所有權性質對於企業對外投資目標的影響。國有企業更多地要實現國家的目標，即進行對外投資和國際化經營，企業的目標有時是兼顧的，有時可能有所犧牲，因此存在較高的企業和國家目標的一致性；民營企業則更多地顧及企業本身的利益，有可能實現某種程度的國家目標。經營方面，中國對外投資季度報告（2015年第2季度）總結了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對外投資的特征，發現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局域集中度低於私營企業，但行業集中度高於私營企業，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占據主導地位，此外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失敗率要高於私營企業。

政府對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方式，主要有制度環境的影響與政府的直接影響。Li（2015）指出，在研究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制度因素的影響應該得到重視。羅（2007）也認為，東道國的貿易壁壘與母國的制度限制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決策的重要因素。此外，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通過補貼、財政支持方式鼓勵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將業務拓展至全球，也是新興市場國家企業進行海外擴張的重要影響因素（Cai，1999）。Li和Zhou（2011）分析了聯想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上海汽車收購英國羅孚、TCL收購湯姆遜電視三個典型中國跨國公司案例，認為利用國家層面的制度優勢，借助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非市場推動”因素而推進中國的海外跨國並購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此外，帕那多（Pananond，2007）的研究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後的泰國本土跨國公司發展過程為對像，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方式受到所在國家制度環境變化的影響，金融危機作為外部的衝擊，短時間內導致國內資本市場、監管制度等企業經營的總體制度環境發生突變，從而改變了跨國公司原有的海外擴張模式，投資企業母國的宏觀經濟體制與營商環境對於企業國際化模式是一個顯著的影響因素。

總結上述文獻，中國產業國際化理論發展得到的啟示包括：其一，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的動機是多維度因素結合的結果，企業開拓境外市場與獲得戰略性資源都是企業對外投資的目標。因此，新興經濟體當地企業在成長為跨國公司（新興跨國公司）過程中的對外投資行為相比傳統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其投資動因更具多重目標的特征；其二，企業所在地的國家制度環境是影響企業對外投資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國家與投資目的國之間的雙邊協定對於大型項目投資構成了國家信用保障，同時國家對投資主體提供的融資便利化等條件也是保障投資項目順利進行的有利條件。中國作為資本雙向流動的大國，已經邁入了對外投資大國的行列，目前從投資主體看，國有企業在規模上占多數，反映了對外投資作為國家對外經濟戰略手段的現狀；近年民營企業對境外投資的發展活躍，從企業數量上看，對外投資總金額構成中來自民營企業的投資超過一半，但是企業多借助香港的國際融資服務實現海外市場的經營，這反映了中國企業目前的綜合跨國經營能力還有待提高，本土跨國公司尚未在國際上獲得認可。而以海爾、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取得的成功是新興跨國公司的典型代表，其發展歷程對於總結新興跨國公司發展的理論具有參考價值。

第二節 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聯動發展——後進國家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新視角 

中國對外投資自從2008年以來進入高速發展期，相比發達國家，中國本土企業對外投資興起的動因相對復雜，不同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一般規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特殊性。中國從2015年起對外投資超越利用外資，成為淨對外投資國家，這一新階段對於中國開放型經濟的實踐與理論均有重大意義。

在現有文獻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動因的解讀中，學者較多地從外商直接投資（FDI）區位選擇理論來闡述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趙春明、何艷（2002）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與投資區位之間呈現相互依存的關繫，符合企業利益的投資區位選擇可以提高對外投資所在產業的比較優勢。

趙春明（2004）的研究提出中國企業總體上是處於產業國際分工體繫的中遊，這一角色決定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隻有流向總體產業競爭力低於中國的國家纔能獲得競爭優勢，纔可以發揮中國在食品、服裝、冶煉等產業的比較優勢，因此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應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對像。張娟（2007）認為企業在按全球資源稟賦豐富程度布局的同時，應該充分考慮集聚效應帶來的比較優勢。丹尼斯（Denni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