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題，是近年來學術界討論——甚至是爭論——頗多的一個問題：產業政策。褒之者認為產業政策有效地彌補了市場失靈，有利於一個國家實現幼稚產業的成長和新興產業的發展；貶之者認為產業政策是政府對市場機制的粗暴干預，扭曲了要素配置，降低了生產率，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2016年，林毅夫和張維迎作為這兩類觀點的代表學者，在北京大學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然而，此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似乎並沒有而取得明顯共識。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中國政府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的時候，曾經提出要建立以“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作為目標模式的經濟體制，而產業政策一度被認為是政府調控市場的有效手段。從那時候起，很長時間以來產業政策作為對過去國家計劃的替代，在政府配置生產資源、引領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種作用到底是改善還是妨礙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效率？對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和研究傾向認為，應該反思中國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所體現的選擇性意願，並且考慮向功能性方面轉型。
考慮到產業政策涉及到經濟體制的核心：政府和市場的關繫。也考慮到自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提出重啟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於2017年12月召開了以“重塑中國的產業政策”的開放論壇。來自全國各地從事經濟學、政治學和經濟政策研究的眾多學者在研討中充分表達了他們對這一重要議題的看法。
從發言中不難看出，絕大部分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存在認識和研究視角差異，但是也存在非常明顯的共識。大家普遍承認，市場和政府是兩種有各自優勢和不足的資源配置或經濟協調機制，不應該把兩者對立起來。要提高一國經濟的配置效率，首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其次，當市場機制存在失靈情況（或者存在市場機制無法顧及的整體協調效應時），政府應該運用產業政策，緩解導致市場失靈的各種限制因素，這既是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常的做法，也是中國未來產業政策轉型的方向；後，考慮到政府運作機制同樣會出現失靈，以及產業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和市場、社會條件相聯繫，因此，產業政策要提高有效性，需要完善公共治理和優化政策制定實施機制。
收錄到本書的19篇論文，大部分是作者們在本次會議上報告的文章，少部分是編者為了使得本書的內容更完整、視角更全面、觀點代表性更充分而向部分專家另行的約稿。根據文章主題，我們將全部論文分為了四個大專題。
個專題為“從政府與市場關繫理解產業政策”，包括四篇論文。王廷惠從市場與政府協同互補—超越“二分法”的視角，強調市場與政府並非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互替代的簡單關繫。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具備市場競爭過程的知識優勢和發現功能，政府則具有矯正作為優勢和整體協調優勢，其有效作為是處於發展劣勢的經濟體轉後發劣勢為後發優勢的關鍵，實踐展現出二者在產業發展過程的優點疊加、優勢協同。從而實現二者在優勢動態互補基礎上的協作協同。
宋磊認為，產業政策可分為產業結構政策和企業合理化政策，前者即推動特定產業發展的政策，後者即政府在企業層面協助企業改進管理實踐的政策，二者分別對應違背市場機制、政策資金規模較大和遵從市場機制、政策資金規模很小的產業政策。競爭政策可分為限制大企業濫用壟斷地位的政策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因此，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關繫，企業合理化政策實際上兼具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特征，應該成為中國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
黃少卿和郭洪宇從政府和市場的互補關繫角度，強調有效的產業政策應該以增強市場競爭秩序為判斷依據，據此他們重新審視了產業政策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作者尤其強調指出，在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實施反壟斷的產業組織政策關繫到中國未來能否建立競爭型的市場秩序。
胥莉基於對中國零售支付產業的案例分析指出，該產業具有雙邊市場特征和網絡外部性特征的產業，當線上支付和線下支付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線下支付的價格強監管與線上支付的弱監管，使得線上支付迅速向線下滲透。在中國，對支付行業的監管慢於實際發展速度，容易產生很多風險。因此，如果政府能夠推行有效的產業監管政策，就可以和市場機制一起更好地共同推進零售支付產業的發展。
第二個專題為“產業政策制定的程序與實施：國際比較”，包括5篇文章。江飛濤和李曉萍討論了中國產業政策的制定程序與組織機制。他們認為，中國“條塊分割”的行政官僚體繫是主導產業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核心，導致當前產業政策制定過程具有封閉性和不透明性，各部門之間存在利益競爭、討價還價、協調困難等問題，使得中國政策部門制定和延續具有根本缺陷的產業政策。因而，政策程序與組織機制的改革是中國工業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
白雪潔就日本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通過案例分析揭示出，在日本的產業政策發展中，相對於政府，似乎企業更具主導力量。在眾多利益相關方的較量博弈中，產業政策制定主體通產省用誘導性政策手段引導企業，而企業會順從與自身需求相吻合的產業政策、抵觸與企業自主發展意願相悖的產業政策。塑造公平機制的市場環境的功能性政策比選擇性產業政策更重要，實施選擇性產業政策需要全面評估產業的組織特征，企業的競爭傾向等，應更加慎重。
趙靜專門就中國煤炭產業政策的演化給出了一個精彩剖析，她發現，不同階段的政策都反映出政府在煤炭部門實施的是非典型的選擇性產業政策：挑選出貢獻者（pick up contributor），以這方式改變煤炭資源分配和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煤炭產業各個時期的政策都隻為解決當前行業存在的問題，滿足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需求，但是產業治理本身卻始終缺乏全方位的問題梳理和長遠的發展規劃。
孫彥紅詳細介紹了歐盟產業政策的發展歷程與新動向：歐盟產業政策於1990年正式啟動，既是歐盟層面的指導性方針，又是對成員國產業政策的補充，以保持和提升歐盟工業競爭力為目標，以市場導向為基本理念，大致形成了一個橫向政策與部門政策有機結合的整體實施框架。近年來，歐盟委員會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制定了一套包含鼓勵新技術研發與創新、改善市場條件、增加融資機會、培育人力資本與技能轉型的“四大支柱”和旨在清潔生產的先進制造技術、關鍵使能技術等“六大優先領域”的實施框架，使得產業政策的前瞻性更加突出。
黃陽華從美國學派視角討論了美國的產業政策，他指出，美國學派以“生產效率-內部改善-關稅保護”為核心，構建起一個適用於發展中大國快速推進工業化戰略的發展思想與戰略體繫。後危機時代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與美國學派產業政策核心理念一脈相承。研判美國貿易和產業政策應將其放置在後危機時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的整體戰略框架下加以分析，以求更為準確地認識美國政策慣例。
第三個主題為“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包括4篇文章。吳敬璉認為，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實施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壓制了市場競爭機制，當前中國需要通過強化競爭政策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使市場發揮有效配置資源和共融激勵機制的功能，這其中會涉及很多理論問題、政策問題、法律問題和執法問題。中國政府應該要加強反壟斷執法和“公平競爭審查”等確保競爭的政策實施。
魏加寧和楊光普同樣強調，新時代中國的產業政策必須服從競爭政策，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有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繫的戰略部署，需要加快確立與現代化經濟體繫相匹配的政策體繫，確立並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其中，適時調整現行產業政策，及時退出那些具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更加強化產業政策的功能性，使產業政策成為促進競爭、提升市場功能的輔助手段，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胡琨以德國為例，專門討論了歐盟國家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繫。德國經濟政策強調對“競爭秩序“的維護，政府隻在市場失靈導致競爭受限時或競爭秩序受到威脅時實施必要的產業結構政策和地區結構政策。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競爭政策權限被收歸歐盟層面，其根本出發點是提高歐盟經濟競爭力與改善歐盟民眾的共同福祉。歐盟委員會為此建立有完備的國家援助控制機制，以落實產業政策的公平競爭審查。近年來，德國以工業4.0和《國家工業戰略2030》等為代表的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專業勞動力形成為重點的功能型產業政策比重不斷增大。
黃少卿就產業政策何以增強市場競爭，提出了討論產業政策問題的“三隻手”理論框架：基於“看不見的手”，產業政策沒有必要；基於信息範式的“扶持之手”，引入功能性產業政策，讓政府發揮一些功能是必要的；主張“掠奪之手”的公共選擇理論，則強調官員追求私利的動機會導致產業政策難以奏效。進而，根據對中國三個產業政策的實證評估，他強調，為了讓產業政策有效果，必須在用對“扶持之手”的同時管住“掠奪之手”。
第四個專題為“中國的產業政策：反思與前瞻”，包括6篇文章。吳敬璉特別強調，中國的產業政策不是存廢問題，而是轉型問題。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是選擇性產業政策。因政府行政機關並沒能力預先知道何種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且該政策與市場化改革相矛盾，因此必須對產業政策進行轉型。要打破重重阻力和障礙，改變長期實行選擇性產業所形成的思維定式和體制惰性需要進行艱苦的努力，是不可能輕易取得成功的。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必須謹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的方向，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