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改革，提高供給側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熱門的話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同，會對改革的實際推進產生很大影響。 推進供給側改革不應與“調結構”混為一談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種各樣的解釋中，有一種我認為不太準確的解釋，就是把它看成由政府用行政手段調結構。之前在中國很少用“結構性改革”這個詞，一般說體制改革。但在西方發達國家，這是一個經常用的詞，甚至中文中的“體制改革”一詞也常常被譯作“structuralreforms”，即“結構性改革”。它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是指在市場經濟的總框架下對部分制度架構和政府規制架構進行的改革，特別是指對政府工作方式進行改革。中國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
在此框架下進行的改革也可以叫作結構性改革。而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提高供給效率對一些制度環節和政府職能進行的改革，不能把它們與政府用行政手段進行“調結構”混為一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市場與政府兩者的作用並不是平起平坐、半斤八兩，因為它們的作用領域是不一樣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市場的基本功能有兩條，一條是有效配置和再配置稀缺資源，另外一條是形成兼容的激勵機制，激發創新創業的積極性。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起作用的領域不同，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產和經營，即不是操控市場、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什麼是公共品？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和平等競爭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繫統和基礎性科學研究體繫；用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方式提供共用技術和牽頭組織產業聯盟開發新技術；用“補需方”等方式提供補助；組織對技術發展趨勢的討論和因勢利導，提供非指令性的產業規劃。在我看來，政府太多地干預微觀經濟，其實效果不好。以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達到的重點目標“三去一降一補”（去過剩產能、去房地產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為例。其中，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過去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的情況下，這類工作由政府下指標實現。看似很快見效，其實由於政府官員並不一定具有洞察什麼是好結構的特殊能力，經常會發生資源誤配。實現資源再配置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市場進行，即在競爭的推動下實現優勝劣汰，使有限資源從效益低的地方流向效益高的地方，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所以，這次調整雖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還是應當依靠市場力量。不少人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和20世紀90年代末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時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不過，我覺得對它的介紹有一點片面性，就是把行政命令、“限產壓錠”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的作用估計得太高。當年“三年脫困”，確實是從紡織業“限產壓錠”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再就業中心開端的。但由於缺乏新的就業崗位，除了上海好一點，全國各地都發生了再就業中心壅塞，成千上萬的下崗職工無法真正分流的情況。後來，政府采納了把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的主渠道方針。隨後，各級政府部門采取了有力措施，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的發展。這樣一來，民營企業迅速發展，成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就業、創業的主要出口。在那次結構調整中，行政手段起了作用，但真正解決大問題，還是靠市場創造大批新的企業和新的就業崗位。降成本、去杠杆這種事情，要靠企業家和企業職工發揮積極性、創造性。然而，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通常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調動起來的。所以，政府應該“牽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主要是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依靠市場競爭的獎優罰劣作
用，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而不是操控市場，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應對經濟增速下降，關鍵在於提高供給側效率 近年來，中央一再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經濟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以及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成本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我覺得，這些判斷是正確的。從中可以看到，當前挑戰的癥結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下行通道。如何探尋經濟下行的原因，進而提出應對方略？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面入手。2009年以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流辦法是著眼於需求側，認為基本的原因是投資、消費和出口等“三駕馬車”的力量不足，即總需求不足。根據這一分析結論得出的政策結論，就是“擴需求、保增長”。從需求側分析的理論誤區，是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從實際結果來說，也會出現一些消極後果，如投資回報遞減、杠杆率（負債與GDP比率）不斷推高、資產市場泡沫生成和金融風險積累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主要用擴需求的辦法保增長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許多經濟學家一直主張，應當從供給方面因素的分析中去尋找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和尋求應對的辦法。從供給側看，決定經濟增長的是新增勞動力、新資本形
成和效率提高等因素。這種分析不但能很好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也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近年來增速持續下降。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打破了以往城鄉隔絕的狀態，使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等資源大量進入城市，得到較高效率的利用。同時，對外開放使中國在自主創新並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很快提高了技術水平。然而，到21世紀初期，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得通過結構改善提高效率的空間變窄。此外，中國在技術上從一個完全跟隨者變成同跑者，甚至成為某些領域的領跑者，再用簡單引進的辦法提高效率也就變得困難了。加上增加投資正面效應遞減、負面效應累積，減速就成為必然。如此，要解決經濟增長減速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把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增加投資轉向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從“九五”計劃開始就要求提高效率，從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實際效果有限。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轉型不順利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發展方式轉型，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消除這種體制性障礙，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隻有這樣，纔能提高效率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應對方略是，在穩住大局、防止發生繫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進改革，建立能夠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機制體制，依靠好的體制機制實現供給側效率
提高。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推動改革，實現轉變。政府要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重要的是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建設法治化的市場體繫，從根本上鼓勵創新創業，而不是直接去確定微觀領域的技術路線、經營戰略，或是給企業補貼。假如在競爭階段繼續給予特定、少數企業補貼，反而會導致不公平的市場競爭。企業應是變革的積極參加者。市場化、法治化的變革，對於某些在舊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企業雖有影響，但對所有企業和市場的長遠發展、對整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根本和長期推動作用的。所以，企業家要做好適應新環境的準備。在新的競爭和經營環境下，如何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如何提高自身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需要花力氣鑽研的。隻有這樣，纔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按照中央精神推進改革，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 我們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靠改革，但是改革不是一兩天就能成功的。現在金融風險已有相當程度的積累，所以必須采取措施維持大局的穩定，為改革贏得時間。怎麼防止發生繫統性風險？個方面是采取措施控制風險、化解風險。具體做法包括，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隱性負債；停止對沒有回報或回報過低的項目進行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政府如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幫助解決企業
破產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尸企業”繼續浪費社會資源，隻會增加風險積累；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破產保護下重整，這樣可以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如成片賣不掉的商品房、“曬太陽”的開發區等等。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候，凱恩斯主義式短期政策也是可以用的。但總體來說，還是要去杠杆，而不能加杠杆。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兩種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中，由於特定經濟狀況下，“閑錢”不願意投到不易退出的實業中去，而往往選擇投向股市等資產市場，容易造成資產泡沫膨脹，所以應主要采用財政政策。近年來，財政赤字率控制目標提高到3%，結果可能會超過3%，那麼財政政策怎麼用？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說白了就是用財政赤字創造需求。擴大赤字有兩種辦法，一個是增加支出，另外一個是減少收入。由於政府投資和補貼等往往是低效甚至有負效應的，如財政為部分新技術企業提供補貼，就會破壞競爭，產生負效應，所以建議主要進行普惠式的減負，來提高創新創業的積極性。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不少企業家對未來缺乏信心。當然，營商環境不夠好隻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稅收對於改善營商環境和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有好處，這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我們能通過以上辦法維持大局的穩定，利用這段時間抓緊推進改革，在良好體制的推動下提高供給效率，國民經濟就有可能擺脫目前的被動狀態，逐步進入發展與改革相互促進
的良性循環。現在重要的問題是，怎麼能夠按照中央精神推進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經濟改革方面有336項改革，其中有一些進展得不錯，有些方面還需要提速。從金融改革來說，前一個時期利率市場化和彙率市場化的進展比原來預想的還快。但利率市場化和彙率市場化單向推進是走不遠的，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整體推進。又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管人管事管資產轉向管資本為主的重大決定。由於國有企業迄今為止仍然掌握著國家重要的資源，能否實現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因此，必須加快。總而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經營環境，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穩定長期發展是可以預期的。30多年改革已經為我們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現在需要做的是大家共同努力，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尋找中國紅利新源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
原有紅利的喪失和新紅利的湧現，是一個全世界都存在的問題，這裡將對紅利的源泉做一些探討。 原有的紅利是怎樣消失的？ 1.原有的紅利消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像。原有的各種紅利是適應於經濟發展前期的。因此，隨著經濟的繼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變化，這樣一來，原有紅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原有紅利的消失應主要歸因於轉型的不及時和不到位。如果經濟發展方式成功轉型，那就不會發生紅利消失的情況了。但要注意到，這種變化要有市場的催促和壓力。換言之，紅利消失前如果不事先做好準備，就會引起社會的不安或動蕩，因
為經濟會突然下滑。3.原來紅利的消失，在相當大程度上也與留戀原有的優勢有關。如果企業總是存在僥幸心理，以為原有的優勢不會消失，那就走上了沒落之路。生產要素的重組實際上取決於信息的重組，不了解信息重組的必要性，就隻能失去市場。4.經濟中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創新的條件，將不可避免地把經濟拖入停滯和衰落。創新的必要性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不創新，不僅沒有紅利，連企業也會垮掉。也就是說，任何留戀原有的優勢而不願轉型的地區，都會自食惡果。 紅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裡？ 1.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地湧現。在原有的紅利消失以後，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湧現。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一種新的體制或機制，新的紅利就缺乏產生的溫床，湧現是不可能的。2.紅利的新源泉首先蘊藏於新的體制之中。這表明，必須有新的體制，纔能產生新的機制，新紅利纔會出現。新體制、新機制就好像一種新的制度環境，不僅能催生新紅利，而且能保護新紅利的獲得者。資本不足，再聰明的創業者都無能為力。而有些場合，不怕融不到資，隻怕融到資以後也不知道如何用好這筆資金。有眼
光、有作為的創業者同其他人的差別正在於會不會用好手中的資本。3.與此有關的是，紅利的新源泉也來自億萬群眾和千萬家企業的活力。那麼，新紅利的獲得者是哪些人？他們就是億萬群眾，就是千百萬家企業，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他們在新的體制和機制下，發現了發展機會，同時認識到自己必須抓緊機會而不能放棄機會，這纔有可能得到新的紅利。4.有了新體制，再加上群眾和企業有活力，新的紅利就會湧現。新紅利如何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湧現並把經濟社會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阻礙每一個有志於創造和盈利的群眾和企業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發展的信息局限在狹小的圈子內。必須在新體制的激勵下使群眾和企業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 新改革紅利應當成為普遍存在的紅利 1.既然新紅利首先來自體制改革，那就應當明確近期需要改什麼。新改革紅利實際上不僅存在於今天，而且存在於過去，不僅存在於某一個國家或地區，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隻要實行了符合國情的改革，都會帶來一定的改革紅利。2.近期需要改革的項目之一，是農村土地確權和農業產業化。這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繼續，但重要
的是，當年的承包制沒有明確產權，當然也就談不到農村的合作制和農業的產業化。因此，農村土地確權實際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環境。3.近期需要改革的另一個項目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企業改革方向上，結構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競爭力、產權明晰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國家控股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這樣纔能湧現新改革紅利。正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纔能完善企業主體、降低成本、調整結構和創新，纔能有改革紅利。4.這兩個項目的改革取得明顯的成果後，會給中國帶來改革紅利，也就是普遍的紅利。農村土地確權及此後的進一步改革，不同類型的企業成為有活力企業後的進一步措施，都會帶來改革的紅利。二者是並重的，缺一不可，都是新常態下重要的改革。這說明新改革紅利是普遍存在的紅利，要靠改革者自己創造。5.在討論新改革紅利時，一定要把保護產權放在重要位置。國有企業通過改革明確了產權，民營企業也應明確產權，對私人投資形成的產權進行保護。 新人口紅利是無形的，但它的湧現是可以期待的 1.新人口紅利的湧現，實際上表明人力資本的升級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優勢。這裡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教育不公平、就業不公平、收入
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惡性循環將被打破，這是新人口紅利產生的前提。勞動力市場也會隨之變化。無論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還是農民的人力資本增量增加，都是農民人力資本的升級。2.在農村，土地確權的改革會造成成千上萬農民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職業農民”。通過農村土地確權，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變為一種職業，或稱為“職業農民”。他們可能成為“家庭農場主”，並通過土地流轉（租賃、轉包）擴大規模，也可能引進合作者，解決資金不足、農業科技不足和農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城歸”是新現像，是人力資本的新突破。這樣，農村中的新人口紅利湧現了。3.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就是職業技術教育推廣所帶來的“新工匠精神”。農村土地確權以後，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這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力外出。但進入21世紀以來多年的經驗告訴人們，社會上缺乏的是技術工人，是工匠。所以職業教育的推廣是必然的，這就是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4.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會不斷帶來新的人口紅利。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會提供新的人口紅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取決於兩方面的工作進展，一是教育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優化配置。動員各方面的科學人纔，使科研成果有創新、有突破，這樣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口紅利。
新科學技術紅利主要來自創新，但它離不開市場競爭 1.新科學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產品，無一不來自創新，而創新，又無一不同創意有聯繫。先有創意，然後有創新和創業。隻有新科學技術的發明還不等於創意和創新。創意和發明皆是科學家的事情，創新和創業則歸功於企業家，科學家可以兼企業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業家。2.創新隻有在市場競爭中纔能實現，壟斷條件下，任何創新都沒有必要性，甚至沒有可能性。沒有市場競爭，不可能出現創新。壟斷，不僅扼殺了創新，而且扼殺了創業。但如果完全沒有壟斷，隻有市場競爭，那麼企業都處於觀望狀態，等待別人發明創新，自己盜用。所以壟斷是起作用的，這就是：對於發明創新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容許一定時期的專利。3.政府在創新中的作用主要在於：規劃、引領、反壟斷，以及支持創新主體、創新活動。規劃是重要的，如果缺乏規劃，科技創新活動難以取得成績，特別是難以走向世界前列。這需要政府來領導規劃的制訂。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就是證據。4.創新不可能停止，因為市場競爭不會停止，競爭者既來自國內，更來自國際。科技創新即使有成績，也不能大意。因為市場競爭一直存在，包括國內的競爭和國際上的競爭。對於這些競爭，不用擔心，競爭既是壓力也是鞭策，因為創新活動不會停頓。
新資源紅利是創新的成果，但同樣離不開市場競爭 1.資源紅利是指土地、礦產、水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一旦供給趨緊，這種優勢就會消失。在經濟發展前期，土地、礦產、水資源等資源的豐富與否，是當時各個國家走上工業國道路的發展實力的反映。當時列強之間的爭奪，與掠奪廉價資源有關。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不同的隻不過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資經營來掩蓋掠奪、獨占的行為。2.新資源優勢來自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也就是說，新資源優勢來自技術創新。但不管怎樣，原有資源是在枯竭過程中，人們不斷地依賴科學技術去發展新資源。新的資源紅利隨科學技術進步而產生。對稀缺資源、資源替代品的研究和開發，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可以認為，新資源紅利同新科學技術紅利是不可分的，新資源紅利也可以被看成新科學技術紅利的組成部分。3.水、土地、礦產等資源，隻要是在技術創新條件下就不會枯竭，因為總有替代品。所有資源之所以不會枯竭，如果從人類社會的特殊性來看，可以得出三個結論：，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始終有尋找稀缺資源的替代品的願望和對策；第二，人類社會從古至今，一直在選擇原材料和飲食原料，不停地舍棄得來不易的資源；第三，人類社會從古至今，一直在利用不斷遷徙，甚至遠距離遷徙，來避免資源供給不
足的困境。4.新資源紅利同樣是創新的產物，不停創新，新資源紅利就會長存。新資源的發現，利用和產生新的紅利，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和壯大的保證。這對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不會資源的轉換和開發利用的國家，終必然落後、衰落。 社會和諧紅利是影響深遠的紅利，有賴於文化建設 1.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以及社會和諧紅利產生的特殊途徑：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之一：它是無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紅利那樣，通過某個主體行為而表現。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積形成的，或者說它可能是通過持久的工作逐漸形成的。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之三：它是無聲無息擴散的，默默地影響人群、滲透到人群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氣。2.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社會和諧紅利湧現的前提，醫療保健的新措施也是如此。要實現社會和諧，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實推進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這兩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問題緊密相連。具體地說，如果社會上收入差距過大，以及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遲緩，都會影響社會和諧，使社會和諧紅利顯示不出來。3.社會資本概念的含義，以及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如何發揮
社會資本的獨特作用：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本，是一種人際關繫——人們相互信賴的關繫。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來自誠信。沒有誠信，社會資本不存在，社會和諧也不存在，也就談不上社會和諧紅利的湧現。4.社會和諧紅利之所以是影響深遠的紅利，是因為它同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社會和諧紅利的產生，實際上與所有的改革有關。這就是說，所有的改革綜合在一起，終必定帶來社會和諧紅利。社會和諧紅利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的成果。 所有的新紅利都依賴我們的創造 1.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紅利、新人口紅利、新科學技術紅利、新資源紅利和社會和諧紅利是互相關聯的。新的紅利不止一種，但各種紅利一直是相互聯繫的。它們作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啟發，相互促進。這是規律，但任何規律都必須在實踐中經受檢驗。這樣，新紅利就能被人們熟知了。“失敗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確，思路要改，“成功為成功之母”，是對的。2.所有這些紅利今天仍處於剛開始湧現或即將湧現的階段，但這已是很好的開始。剛進入21世紀，國內不少人擔心的是舊紅利陸陸續續消失，但就在這個時期，新的改革開始了。例如農民工流動、農民工學技藝、農民工創業相繼增多，新的人口紅利湧現了。又如，改革
的深化，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後，使新改革紅利、新科技紅利、新資源紅利不斷湧現。因此，人們的信心增加了。3.所有紅利都依賴我們的創造，創造既指“從無到有”，也指“推陳出新”。“從無到有”，提出新產品、新能源、新設備，當然屬於新創造。“推陳出新”，使已有產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設備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廣泛，這些同樣是創新。重要的不是生產要素重組，而是信息重組。21世紀是信息重組的時代。4.隻要不停地有新紅利湧現，我們就不用擔心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會衰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原有發展方式的不足之處就會相繼反映出來，這就是紅利喪失的主要原因。但隻要不停地有創意、創新、創業，發展方式就會更換，新的紅利就會出現，經濟會再上一個臺階。創新可以因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停出現，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無一例外。
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引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2016—2020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6.5%以上。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關繫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能不能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的實現。這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那麼，中國是不是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主要原因。
發達國家可能陷入長期停滯 2016—2020年平均每年增長6.5%，與1979—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的增速相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不小，那餘地應該比較大，實現起來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麼心裡還沒底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自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2015年是6.9%，這是1990年以來的。而且，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次出現連續6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2016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而過去30多年，雖然每年都有波動，但經濟下滑周期一般也就是兩三年，之後經濟增長就會回升。那麼，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裡呢？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麼201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滑。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首先，國有企業表現欠佳，被不少人認為是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其次，我國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國經濟下滑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再次，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國經濟增速連續7年下滑的主要原因。我認為，上述問題都實實在在地存在，也實實在在地影響
了我們的經濟績效，我們應該發揮定力，下定決心來改革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在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按照彙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同樣，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會深深影響中國。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怎麼樣。比如說，與跟我們同等發達程度的金磚國家做個對比。我國在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巴西在2010年的經濟增速是7.5%，2015年是–3.8%，下滑的幅度比我國要深得多；俄羅斯在2010年時的經濟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國深得多；印度2010年時的經濟增速是10.3%，跟我國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為7.6%，比我國的6.9%好像高一點，但它的發展態勢跟我國完全一樣。而且，我們看印度2015年7.6%的增長的時候，要考慮兩點因素。一是它2012年的經濟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國深，我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降到2012年的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印度現在經濟增速高一點，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二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調整了國民經濟統計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了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那麼印度2015年的經濟表現並不比我國強。在這些金磚國家中，不存在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它們中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
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轉型，它們也沒有我國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但它們的經濟表現跟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我們再來看東亞那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新加坡。2010年，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則是2%，下滑的幅度比我國深。我國的臺灣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隻有0.7%，下滑的幅度同樣比大陸深。韓國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5%，2015年是2.6%，下滑幅度也非常深。這些高收入經濟體不存在所謂體制機制問題，但它們的經濟表現很糟。進行了這樣一番比較之後，我們就能發現，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下滑了，那必然是有共同的外部問題、共同的周期性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發達國家的經濟也沒有完全復蘇。發達國家在危機前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在3%到3.5%之間，但2015年，歐盟經濟增長速度隻有1.3%，下滑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推出安倍經濟學，想加快復蘇日本經濟，但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隻有0.5%。在經濟慢增長的狀況下，歐洲、日本的失業率維持在高位，家庭收入增長也非常緩慢，消費增長疲軟。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經濟增長速度也隻有2.4%。美國的就業狀況似乎比較好，現在失業率達到了危機之前的水平，在4.9%上下。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我們首先要了解美國是怎麼統計失業率的。美國的勞動者如果失業，有一個月時間不去找工作，他就算退出勞動
力市場，也就不在失業統計之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需要參考另一個指標——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為什麼這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不去找工作？因為他們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將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9%。從家庭收入增長等各種統計指標來看，美國的家庭收入狀況跟危機之前基本沒分別。而且，這次危機在美國爆發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負債過重，危機發生以後，很多家庭要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省錢還債，因此美國的消費增長非常疲軟。這些發達國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由於失業率高、家庭收入沒有增長，導致消費需求乃至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危機之前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而世界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增長率還要低。這當然會影響到每個出口比重較大的國家，例如中國、其他金磚國家、東亞那些高收入經濟體。就我國來講，1979—2014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長率達到16.4%，而2015年是負增長，同比下滑了2.8個百分點。2016年上半年，我計算的出口增長率同比下滑了7.7個百分比。這種狀況當然會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增長。出口之外，投資增長也是拉動經濟的重要動力。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中國有“4萬億計劃”，其他國家也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但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在5~7年之後都已經建成了，而國
際經濟還是沒復蘇。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投資增長必然下滑。以我國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率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十二五”期間的後幾年下降得更多，2015年的投資增長率隻有10%，考慮到投資品價格下滑的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率也不過12%，比“十二五”期間的平均18.8%還是下降了6.8個百分點。這種狀況當然會影響經濟增長。那麼，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就隻能靠消費了。近年國內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因為我們的就業、家庭收入增長等方面的狀況比較好。以2015年為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率是7.5%，後者比前者高了0.6個百分點；消費增長率也維持在8%左右。其他經濟體出口、投資增速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但居民收入、消費增長的情況比我們差，所以，它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國差很多。整體來看，我國經濟增長率連續6年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那麼，展望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就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國內經濟自身增長的動力到底怎麼樣。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了長期的停滯。這是現在國外經常討論的問題。為什麼發達國家可能陷入長期的停滯呢？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一定是內部有結構性問題，隻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纔能完全復蘇，這在發達國家是有共識的。從2008年到現在，他們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
是，結構性改革卻一直落實不下去。發達國家主要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麼？是要減少福利、金融去杠杆、政府減少財政赤字。減少福利就會減少消費，金融去杠杆就會減少金融機構以貸款支持企業和家庭的投資和消費，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也會導致投資消費減少。總而言之，如果發達國家要推行結構性改革，就必然要減少投資、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隨之往下調整。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了，再往下調的話，失業率必然增加，而他們現在的失業率也已經很高了。那麼，他們推行結構性改革就會遇到政治方面的壓力。這是為什麼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到現在，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安倍上臺以後提出安倍經濟學，要發出三支箭，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彙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啟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臺已經4年，前面兩支箭都發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卻射不出來。現在，發達國家很可能都像日本那樣陷入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想學習中國經驗，我們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美國再次偉大；他也想學中國用基礎設施來啟動國內的需求。雖然他實施這樣的政策，可能會使美國的經濟好一點，但美國經濟隻要稍微好一點就要加息，而美國加息就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金融與經濟遭遇很大的壓力、發生很大的波動。 以補短板投資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入點 我們判斷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來講，外部環境會相當
不好。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增長隻能靠內部動力。從內部來看，中央在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都提到，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我們與國外不同，適度擴大總需求可以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完全可以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而且，這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補短板的個方面是產業升級。中國經濟有著許多難題，其中之一是產能過剩，但是，過剩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業，我們可以進行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2015年，我國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到1.2，這些進口產品的質量應該比我們國內的高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的，那樣我們纔會進口。那麼，我們可以在這些領域進行產業升級。要產業升級就要進行投資。補短板的第二個方面是完善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建設了不少，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我們的基礎設施是比較好的。但是，我們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大城市交通非常擁擠，說明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被水淹，說明我們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領域都還可以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補短板的第三個方面是改善環境。這些年經濟發展快，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們要推行綠色發展，同樣也需要投資。補短板的第四個方面是推進城鎮化。現在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達國家則超過80%，所以，我國還在城鎮
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政府必須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不管是從經濟回報還是從社會回報來講，上述投資的價值都非常高。這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發達國家相比的不同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去搞投資，但它們的產業已經處在全世界前沿，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雖然有3D打印、電動汽車等創新，但一兩項投資不足以拉動它們的整個經濟。而中國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完善了，無非就是老舊一點。發達國家環境也好，城鎮化也完成了。所以，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而我們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投資需要錢，從錢的角度來看，我國也是相對有優勢的。現在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積累的債務占我們國內生產總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政府債務，40%是地方政府債務。而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債務與GDP的比例普遍超過100%。這意味著，我國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經濟體要大得多，我們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我國不僅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較好，民間儲蓄也占到GDP的近50%，是全世界的國家之一。所以，我們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去投資。另外，我國有大量的外彙儲備，是全世界多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一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他們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低，或者是外彙儲備不足，這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如果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國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投資適度增長就會創造就業，使就業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而就業好，家庭收入的增長就會比較快，進而消費狀況會比較好。如果投資和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平均每年增長6.5%以上的目標。而且，從補短板的投資作為切入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會有良好的條件。補短板的投資需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那過剩的產能就會減少，去產能就容易了。再看去杠杆，現在杠杆率的就是產能過剩嚴重的行業，如果需求增加、價格上升，企業就有更多收入用於還債，杠杆率就會下降。去庫存方面，主要是房地產庫存，而房地產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的未來就業與收入增長情況，如果就業與收入的前景好，他們對房地產的需求就多，這有助於庫存減少。因此，我們有信心，平均每年6.5%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一定能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一定能實現。我國現在的GDP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長可以為世界的增長貢獻一個百分點，世界的經濟增長也就3%左右。所以，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將保持在30%以上，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