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仍是全世界經濟的原動力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家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繫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均超過30%。那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餘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家為什麼心裡還沒底？
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增長速度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自1990年以來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長，而且一般經濟下滑兩年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現在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的增長速度是6.7%）。
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裡，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的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近談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第七年經濟繼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在全球變革的形勢下來看。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同樣重要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麼樣。比如世界上跟我們處於同等發達程度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是–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它的增長速度是7.6%，比我們的6.9%高一點，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長時，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點就是它2012年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因素的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的國有企業占比太高的問題，它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也不存在我們國內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問題。
要證明我的觀點，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中國臺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隻有0.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我們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它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嚴重。分析下來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其實隻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它們的經濟還沒完全復蘇。
發達國家在過去每年平均的增長是3%~3.5%，但是到2015年危機已經過了7年，歐盟2015年的增長速度隻有1.3%，比3%~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復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隻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復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它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隻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是4.9%，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致相當。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先要了解美國怎麼統計失業率。在美國，勞動者如果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參考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爆發前低3%，這些人是有勞動能力的，但為什麼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9%。
在這種狀況下，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爆發之前比較起來基本沒區別。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危機發生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經濟體的出口。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
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2016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政策，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了5年、6年、7年，國際經濟還沒復蘇。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
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年），
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
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得越多，比如說2015年，我們的投資增長隻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這個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也不過12%，相較整個“十二五”期間平均值18.8%還下降了8個百分點。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2015年為例。201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也跟我們一樣，它們的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它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6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2016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當然要看發達國家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我們國內自己經濟增長的動力到底怎麼樣。
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一個現在國外經常討論的長期停滯。為什麼發達國家可能會陷入一個長期停滯呢？一個國家要是發生金融經濟危機，那麼一定是有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纔能完全復蘇。
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纔能完全復蘇，這是一個在發達國家內部也有共識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實。可是發達國家從2008年危機爆發到現在有七年的時間，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主要的是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麼：是要減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減少財政赤字。
減少福利就是要減少消費；減少金融機構的杠杆就是減少金融企業支持家庭的投資和消費，如果杠杆減少，投資和消費就會下降；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投資消費也會減少。而如果發達國家要推行結構性改革，那必然要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往下調整。但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了，如果要把經濟增長率再往下調，失業率必然增加，失業率現在已經很高了，在這種狀況下，從政治上就很難去推行結構性改革。
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後，到現在已經25年的時間過去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安倍上臺以後提出安倍經濟學想振興日本經濟。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彙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臺已經三年了，前面兩支箭都射出去了，第三支箭還射不出去。所以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樣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
再來看美國。特朗普上臺以後，想學習中國經驗。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是美國的偉大復興，他也學習中國經驗，想用基礎設施建設來啟動國內的需求。即使他有這些政策，讓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好一點，但是美國經濟隻要稍微好一點，那美國就要加息，加息以後可能就導致其他國家的金融經濟出現很大的波動和壓力。
所以總的來講，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
在這種狀況下要談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不是夠。
從內部的增長來講，就是中央在好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都提到的，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是跟國外比較，我們可以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結合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我們完全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時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而且隻要和補短板結合在一起往前推進，就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條件。
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有兩部分：一個是消費需求；一個是投資需求。如果把投資需求跟補短板結合在一起，中國經濟還存在著許多難題。
個是現在在產業上面有不少過剩。過剩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都在中低端行業，但我們可以推動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 2015年我們從國外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到1.2，這1.2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它的質量必然比我們國內高，我們纔會進口，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的纔會進口。我們可以在這些產業上面去推動產業升級，而要產業升級就要投資。
第二個是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建了不少，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起來我們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好，但是在這種狀況下，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說大城市內部交通非常擁擠，就代表我們交通當中的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淹水，代表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資的地方。
第三個是環境。這些年經濟發展快，但是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比如霧霾頻發，要推行綠色發展，當然也同樣是要投資的。
第四個是城鎮化。現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80%，所以我們還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住房，還必須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而且這些投資不管從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來講，都非常高。
這是在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的不同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去搞投資，但是發達國家的產業已經在全世界前沿，當它有產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投資機會，即使有3D打印、電動汽車，一兩項投資也不足以拉動整個經濟，但中國可以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普遍都有了，無非就是老舊一點，老舊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不高。發達國家環境普遍好，發達國家的城鎮化也完成了，所以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資的地方。
投資需要錢，這點我們也是有相對優勢的。，現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而發達國家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普遍超過100%，就代表我們的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
第二，不僅是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好，我們的民間儲蓄還占到國內生產總值將近50%，這在全世界是屬於的國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投資。
第三個資金方面的優勢是，要進口技術、機器設備原材料等，我們還有3萬外彙儲備，在全世界是多的。所以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們應該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這一點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太低，或者是外彙儲備不足。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相信我們可以保持一個合適的投資增長率，有了投資增長率就會創造就業，就業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就業好，家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了比較快的收入增長，消費增長也會比較好。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長。
而且從補短板的投資作為切入點，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因為補短板的投資需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這些產能過剩的主要部分，投資增加了，需求增加了，過剩的產能就減少了，去產能就容易了。從去杠杆的角度來看，現在杠杆率的也就是在產能過剩嚴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價格就會上升，企業經營狀況就會好，企業賺了錢就會還錢，杠杆率就會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務也就比較容易完成。
再來看庫存，庫存主要是房地產庫存。房地產的需求很大程度決定於家庭的未來就業和收入增長情況，就業跟收入增長好，對房地產的需求就多，庫存就會減少。所以，我們可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長目標能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就能夠實現。維持6.5%的增長，我們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占全世界的15%，6.5%的增長代表每年對世界貢獻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世界的增長無非就三個百分點，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會在30%左右，所以中國經濟還會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