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的問世，是在抗戰結束後不久的去年一月。在交通文化兩不發達的東南一隅地方，當時預約者人數，即已達到總印刷量（土紙本二千部、報紙本二百部）的一半。它直延到現刻，始在各方敦促與鞭策之下，進行再版。那種稽延，顯然不是由於作者太過忽視一般讀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於作者在慎重考慮，看如何纔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它之所以由設在福州的經濟科學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書店來印行，正是由於那種慎重考慮的結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約略講過，《中國經濟原論（120年紀念版）》在內容上，在體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種大膽的“嘗試”。一切嘗試性的寫作，顯然更需要得到學術界的指教，到目前為止，國內論壇上直接評介到《中國經濟原論（120年紀念版）》的文字，就我所見到的，已達十餘篇。它們大體雖都側重在介紹方面，並一致的給予我以過度的激勵與贊揚，但我在感奮之餘，卻毋寧更注意它們僅像是附帶表示的希望性的評正。其中比較需要在這裡綜合加以解答的，約有以次二點：
首先，它們（特別如吳大琨先生在《東南日報》上指出的，楊村先生在《文彙報》上提到的）都認定當作中國的經濟原論看的著作，沒有把戰時淪陷區解放區的特殊經濟措施講進去，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這一點我是意識到了的。但臨到再版。亦尚不曾把這為大家所認定的“缺陷”補正過來，那主要並非是由於我在理論上的懶惰，而實是基於以次的理由：我在《中國經濟原論（120年紀念版）》所要闡明的，是作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該是由那些基本經濟運動法則所體現著；那些法則的內部的相互關聯如何；它們聯同作用的後果如何。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我的研究的對像，就顯然是限定在迄今還在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方面，至若戰時在陝甘寧邊區及若干淪陷區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區施行的新經濟，那到此刻為止，在我的研究上，還隻能看為是對於我們社會一般經濟主體的“反動”，一般經濟運動傾向中尚待成育的變革，我們誠然不能忽視它在各別實行地區的較大影響，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過於誇大它在整個中國經濟上發生的決定作用。因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諸般變革，或者是進行在極偏僻地區，而在其他區域，又或者是進行在被封鎖狀態下，或者是進行在戰爭的動亂的帶有暫時性的過程中。也許就因此故，許滌新先生在《中國經濟的道路》一書中，第二章論中國經濟的結構，仍是把一般的經濟作為對像，而對於推行了上述變革的經濟，隻是在同書第三章《中國經濟的道路》中用“新的經濟嫩芽”這個小子目來表識它，並認為，這“嫩芽”還隻有在雖同樣被包圍被封鎖，但較之其他解放地區卻有了更安定和平局面的陝甘寧邊區，纔比較采行了確定的存在形態，纔較多一些建設性的成果。這是極有分寸的極其客觀的說法。至於材料搜集的困難，特別是對於可能搜集到的斷片材料之實際前因後果的說明的困難，自然更增加了我暫時仍隻好把這一缺陷留到以後有機會再來彌補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