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章 緒論1

節 引言1

第二節 政府職能轉變是供給側改革成功的關鍵要素3

一、政府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產生的根源，供給側改革需要政府改革先行4

二、政府改革成敗是供給側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5

三、政府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實現途徑6

第三節 供給側改革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影響7

一、供給側改革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了哪些新要求？8

二、如何通過政府職能轉變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8

三、如何通過政府職能轉變以塑造新型的政府與市場關繫？8

四、如何通過政府職能轉變以實現從管控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9

第四節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政府職能轉變的主要內容9

一、優化行政審批流程提高行政效能研究10

二、供給側視角下本市政府事中事後監管研究11

三、供給側視角下本市行政執法機制研究11

四、供給側視角下本市社會組織發展研究12

五、供給側視角下浦東市場監管局職能轉變的定量評價12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優化政府服務研究13

節 優化政府服務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13

一、優化服務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關繫13

二、通過優化政府服務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價值和意義15

第二節 上海市政府的特色舉措和成績15

一、“互聯網 政務服務”工作總體水平居全國前列15

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初步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經驗18

三、為群眾辦事生活增便利21

第三節 問題和短板24

一、政務服務瓶頸問題有待破解，與“上海服務”品牌建設要求存在差距24

二、貿易便利化水平和營商環境有待提升，與上海打造全球卓越城市核心競爭力存在差26

三、服務創新的體制機制有待健全，與上海創新之城建設要求存在差距27

四、企業滿意感、群眾獲得感有待增強，與甘當服務企業“店小二”精神存在差距28

五、“降成本”成效有待提升，與上海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求存在差距29

第四節 原因分析30

一、改革的推進存在“碎片化”現像30

二、改革的舉措存在未落實落細情況31

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給政府財政收入帶來壓力31

第五節 政策建議32

一、利用大數據打通政務服務“信息孤島”，進一步提升服務能級32

二、不斷完善市場準入和監管方式，創造良好營商環境33

三、健全完善創新支持機制，進一步推動“雙創”建設35

四、優化公共服務效能，進一步提升企業獲得感、群眾滿意度37

五、進一步發揮優化服務舉措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38

第三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簡政放權研究40

節 通過簡政放權來深化供給側改革的價值和意義41

第二節 上海的舉措以及成效41

一、大力精簡了行政審批項目42

二、積極推進商事制度改革43

三、積極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45

四、稅費負擔合理降低45

五、大力清理了規範收費項目，率先開展了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清理改革46

六、進一步簡化了企業投資項目核準程序47

七、推進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金融改革48

八、上海企業成本下降明顯48

第三節 存在的問題49

一、“兩會”中提出上海營商環境主要問題49

二、上海營商環境在國內城市中屬前列，但仍有短板50

三、上海營商環境與先進國際經濟體差距較大52

第四節 簡政放權遭遇掣肘的原因59

一、制度設計規劃不科學59

二、上海部門制度執行存在阻力與失衡61

三、上海部門制度調整優化不夠及時63

第五節 政策建議63

一、制度設計要以需求為導向，及時優化調整現有政策64

二、明確權責邊界，規範權力行使64

三、梳理權責關繫，推進部門協同65

四、完善行政審批標準化與“互聯網＋政務服務”66

五、發揮上海自貿區引領作用，進行先進舉措的探索試驗66

六、關於加快上海自貿區仲裁院建設，助力打造上海亞太仲裁中心67

第四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事中事後監管研究70

節 引言70

第二節 事中事後監管的內涵71

一、何謂事中事後監管71

二、事中監管和事後監管的異同點72

第三節 上海市政府事中事後監管的實踐74

一、推動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化建設74

二、構建自貿區事中事後監管體繫75

三、推進重點領域事中事後監管78

四、改革商事登記制度81

五、建設和完善執法體繫82

六、建設社會信用體繫83

第四節 上海市事中事後監管領域存在的問題84

一、以信用為核心的事中事後監管機制不夠健全84

二、監管機構聯動性不強，仍存在重復監管等現像84

三、基層監管人員的數量不足，工作質量有待提高85

四、“單一窗口”建設“重形式”而不“重功能”86

五、監管信息共享平臺信息全面性、準確性有待提高86

六、假冒偽劣和收費現像仍然存在，提高了企業運行成本87

第五節 上海市事中事後監管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分析87

一、企業信用信息來源單一，信用應用體制不完善87

二、監管機構職能不夠明確，監管缺乏針對性、層次性88

三、“寬進”背景下“嚴管”難度大89

四、數據共享融合進展困難，數據平臺建設存在障礙90

五、政府打擊假冒偽劣、反壟斷審查力度不足90

第六節 完善上海市事中事後監管制度的相關建議91

一、優化機構設置，推進部門協同監管92

二、關於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政府機構改革93

三、堅持法治先行的原則，積極探索事中事後監管的法律支撐94

四、創新監管理念和方式，注重監管和服務的有機結合95

五、堅持同步原則，積極有序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96

六、堅持行業自律優先原則，積極培育行業協會、中介機構等社會組織97

七、堅持大數據與信息共享原則，積極推動統一信息平臺的建設與完善97

八、堅持預防為主的原則，積極推進風險預警制度和信息響應制度建設98

九、堅持按需配給的原則，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人纔隊伍建設98

十、持續跟蹤監管活動效果，加強監管影響評估制度建設99

第五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行政執法體制機制研究101

節 引言101

第二節 上海市行政執法體制的現狀與問題102

一、基本情況102

二、特點分析103

三、執法體制改革情況104

四、存在的突出問題105

第三節 進一步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思路108

一、橫向結構——執法職能適當綜合109

二、縱向結構——執法內容適當差異化110

三、職權配置——決策職能與執法職能適當分離112

第四節 進一步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對策114

一、分類分步推進七大繫統綜合執法114

二、強化技術性較強執法部門的專業性執法119

三、轉移以決策職能為主的部門的執法權122

四、合理界定街鎮承擔的職責與執法任務126

第六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社會組織發展研究135

節 引言135

第二節 上海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現狀137

一、加大力度，出臺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扶持政策138

二、積極探索，創新社會組織扶持模式139

第三節 上海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成績141

一、社會組織蓬勃發展，數量與質量穩步提高141

二、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作用與功能不斷提升144

第四節 上海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不足和短板147

一、社區社會組織運作過度依賴於基層政府147

二、社會組織的定位有待進一步明確148

三、社會組織人纔隊伍建設不足148

四、政府還沒有做到對基層社會組織完全放權149

五、對社會組織實行雙重管理體制，登記注冊門檻高149

六、社會組織服務收入減免稅制度缺失150

第五節 促進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對策150

一、營造有利於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社會氛圍150

二、建造有利於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制度環境151

三、提升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能力的有效途徑151

四、制定完善的人纔引進、開發策略152

第七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浦東市場監管局職能轉變定量評價154

節 引言154

第二節 評估指標體繫155

一、指標體繫特點155

二、指標體繫構成15

三、指標確定權重157

第三節 評估實施過程158

第四節 評估結果與分析159

一、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指標評估總得分159

二、一級指標評估得分160

三、二級指標評估得分162

四、三級指標評估得分164

第五節 評估基本結論172

第六節 浦東新區市場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與瓶頸174

一、市區兩級市場監管機構亟須進一步協調174

二、基層執法干部配置需進一步優化174

三、基層執法隊伍能力建設和文化建設需進一步落實175

四、社會監管的輔助作用需進一步完善和提升178

五、市場監管理念和方式手段需進一步優化創新179

第七節 進一步推進浦東市場監管局政府職能轉變的對策建議180

一、深化市場監管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市場監管職能邊界180

二、形成縱橫聯動的綜合執法與監管機制181

三、梳理基層職能與事權，構建監管長效機制182

四、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提升監管能力183

五、促進社會力量進一步參與市場監管184

六、進一步建設監管信息共享平臺，建立市場監管的前導機制186

第八節 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的未來展望與發展方向188

一、政府與市場邊界清晰188

二、政府監管有力高效188

三、監管過程實現法治化189

四、市場主體實現自律化189

五、社會監督力量化190

第八章 供給側視角下基層推動改革積極性和主動性狀況評價191

節 引言191

第二節 樣本基本信息192

第三節 受訪者基本情況參數分析194

一、地方和基層工作者男女比例失衡194

二、地方和基層工作者老中青搭配合理194

三、地方和基層工作者受教育程度高194

四、受訪者工作年限分布均勻195

五、受訪者崗位級別集中於副處級196

六、受訪者所在單位層級分布較為合理196

七、受訪者工資收入普遍197

第四節 關於推動地方和基層改革積極性和主動性的調查分析198

一、受訪者對《決定》以及相關改革政策的了解程度198

二、受訪者對本地干部推動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評價199

三、受訪者對於規定性動作和自主改革、自主創新的滿意度評價201

四、地方和基層積極推動改革的認知評價203

五、制度性障礙，限制地方和基層改革的動力204

六、對“先立法、後改革”和“先改革、後立法”的評價205

七、當遇到改革與法律法規不一致的情況時，受訪者所采取的應對方式調查206

八、“改革容錯免責機制”建立與實施效果的評價207

九、受訪者所在地方或部門優先改革事項的考量因素評價209

十、受訪者能否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評價210

第五節 進一步調動地方和基層推動改革的對策意見211

一、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211

二、加強對地方和基層工作者的教育，提高其工作能力212

第六節 總結213

第九章 供給側改革視角下浦東建築企業資質告知承諾制評價214

節 引言214

第二節 受訪者基本情況參數分析218

一、所在公司類型220

二、單位性質220

三、所屬單位具有的建築業企業資質類別220

四、所屬單位具有的建築業企業資質等級221

五、單位企業規模221

六、所屬單位現有建築工程專業人員狀況222

七、在單位從事建築行業年限223

八、所屬公司在建築工程領域發展處於以下何種階段223

第三節 告知承諾方式申請建築業企業資質總評估結論224

一、告知承諾制在上海市實施的簡要過程224

二、浦東新區建築業企業告知承諾制的主要流程與實施情況226

三、評估主要結論227

第四節 告知承諾方式申請建築業企業資質評估調查分析235

一、對實行告知承諾制度改革的了解情況235

二、對告知承諾制度改革的評價237

三、告知承諾制改革對企業的促進作用238

四、選擇實行告知承諾制度之時是否有項目計劃啟動240

五、獲取浦東告知承諾制度的方式和途徑241

六、浦東在實行告知承諾制度實施過程規範與否的觀點242

七、在浦東辦理告知承諾制度過程中，對於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的看法243

八、對告知承諾制度所提供的程序便利滿意與否245

九、對告知承諾制所提供的人力、資金、項目等實體便利滿意與否246

十、在辦理“告知承諾”過程中，有關部門是否會提供辦事服務指南247

十一、是否閱讀並理解告知承諾書的內容248

十二、作出準予行政審批的決定後對被審批人的承諾內容是否屬實進行檢查的時效250

十三、所屬單位是否履行了“告知承諾”改革中的“承諾”251

十四、沒有完全履行承諾的原因252

十五、沒有完全履行承諾的前提下是否會按行政執法部門要求限期整改253

十六、與常規審批方式相比，違反告知承諾制度的現有處理是否適當255

十七、行政執法部門發現通過告知承諾方式取得資質證書的企業不符合“承諾”條件的情況下如何處理256

十八、告知承諾制度有無必要擴充適用於公路、港口、水利、航道、河湖等資質257

十九、是否有必要將這一制度推廣到更高等級資質259

二十、是否支持在符合法律前提下，采用簡易方式處理260

二十一、開業前經營者或負責人是否有必要接受培訓或指導261

二十二、是否知道與告知承諾相關的投訴、舉報制度和及時處理機制262

二十三、在申請“告知承諾”時，對各行政管理單位數據交換的及時性、延續性、正確性的有效銜接是否滿意263

二十四、告知承諾制改革以來，浦東建交委對企業事中事後監管和執法力度如何265

二十五、就建築行業市場管理而言，與企業關聯密切的項目266

二十六、告知承諾制改革後，政府行政執法哪些工作得到了加強267

二十七、浦東建交委在告知承諾制改革後應完善信用監管的哪些方面269

二十八、對浦東建交委告知承諾試點的工作有何意見和建議271

第五節 改革完善評估對像的具體建議271

一、明確制度功能定位，及時修訂相關辦法，進一步簡化辦理手續271

二、進一步明確相關權利義務，完善告知承諾書的內容274

三、加大改革試點力度，擴展試點事項，精簡審批環節 276

四、加強承諾核查，完善日常動態監督檢查制度277

五、健全和完善建築業行業從業人員和從業企業的信用管理279

六、加強對審批中告知承諾改革的宣傳與引導280

附件一 地方和基層推動改革積極性和主動性狀況調查問卷282

附件二 浦東新區建築業企業資質實行告知承諾制度評估調查問卷287

參考文獻297

後記301

前 言 

供給側改革是中國對經濟形勢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也是經濟政策的重大轉型。中國的經濟發展正處於傳統動力弱化和新動力生成的調整期，面臨經濟下行和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周期性和結構性雙重矛盾特征較為顯著。政府以往過多強調用需求管理政策進行政府宏觀調控，導致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和風險逐漸凸顯，產生許多產能過剩的後遺癥，加劇了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供給側的實質是為解決政府過度干預或過度宏觀調控問題而提出的改革思路，要求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應有的作用。

所謂政府職能，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應承擔的職責和所具有的功能，它反映著政府管理的基本內容和活動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質表現。從中國政府職能的歷程來看，它的具體內涵因時而動、順勢而變。進一步而言，中國關於政府職能的界定一直在不斷的調整當中。例如，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的政府職能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的政府職能則強調“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供給側改革則是“十三五”規劃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和靈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與以往需求側改革強調通過“投資、消費、出口”拉動國內有效需求不同，供給側改革著力於供給與生產端，旨在通過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要素的配置，解決產能過剩、供需不匹配、結構失衡等問題。

從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來看，其目的在於通過改革推進結構調整，提升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經濟結構，改善社會總產品和勞務的供給數量、結構及質量，終滿足人們的生活生產需求。以要素供給為例，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實現要素的流動由市場決定，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土地等，需要破除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部門之間的障礙以及相關利益藩籬，進行制度的銜接與整合，形成統一市場，促進經濟發展，確定改革的整個過程要平穩、有序地進行。

供給側改革表面上看主要是經濟問題，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堵短板也是供給方面的問題，但實際上更多的是與政府的宏觀政策有關。換句話說，這些過剩產能主要不是通過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結果，更多的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但計劃經濟的思維慣性導致政府主體地位從未改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始終存在。“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之間的較量，不但影響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更是催生了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如供需結構失衡、市場活力不足以及運行成本較高等。供給側改革就是要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繫，理順“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兩者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時的決定性作用。因此，供給側改革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是能否建立起現代市場運行所需要的政府體制。

政府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產生的根源，供給側改革需要政府改革先行。從根本上講，中國經濟發展仍然是政府強勢主導的時代，市場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嚴重不足，政府是掌握著大量資源的的供給側，政府作用的發揮限定了市場活動的範圍與程度，在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供給側要素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職能轉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政府公共政策供給方式的改革，通過斬斷政府對市場不當干預的“有形之手”，還市場以獨立、自主權，實現政府與市場關繫的和諧並存。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上，更應注重推進以政府為核心的各類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具體地講，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要的供給來約束和革新政府，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作為政策的供給者，必須不斷豐富和完善政策工具箱，形成有利於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長效機制。

政府改革成敗是供給側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政府具有經濟屬性，存在逐利的行為衝動，存在為維護既得利益而阻撓改革的推進可能。因此，供給側改革的成功不僅在於成功地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還在於配套的政府改革能否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供給側改革的成敗關鍵也許並不在經濟領域，而在依賴於政府改革的回應性與有效性，政府必須減少行政權力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直接作用，如果任由行政力量強行改變經濟發展中的各種比例關繫從而達到所謂的“合理”結構狀態，不僅會加劇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還會造成行政權力的野蠻擴張。這種情況有時不能簡單用“好心辦壞事”來解釋，地方和基層落實推進改革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部利益”問題。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面廣，很多改革都需要地方和部門以及多部門之間協調溝通或合力推進。現實中，局部利益和部門利益對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進形成障礙，已成為一個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

政府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實現途徑。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內容來看，無論是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壟斷程度，抑或是放松規制，減少對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其本質都是政府改革，也隻有政府改革纔能實現供給側改革的任務目標。對政府而言，一方面應準確定位其角色和行為，對經濟領域實行宏觀調控而不是微觀干預，以簡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清理規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降低制度成本的方式來改變干預經濟的慣性思維，通過理性、有效的供給管理釋放和引領需求潛力，激發生產要素活力，為企業服務並且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機會。另一方面，政府應深入開展以簡政放權、優化服務為中心的政府革命，其價值取向意在改變政府對於市場監管不到位及對市場活動干預太多等頑疾。通過政府的一繫列改革可限度地減少審批範圍，在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優化公共服務，激活企業家精神，為企業發展創新營造良好的環境。

政府職能轉變意味著通過劃定政府邊界，將權力下放給市場、社會、公民，它並不等於政府權力的簡單加減法，而是指政府權力的行使過程更加科學化、規範化、法制化，政府職能轉變的結果是將政府行政注意力聚焦於核心職能，不再謀求對社會細致入微的掌控。供給側改革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政府職能定位的理性審思。供給側改革對轉變政府職能的核心要求是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重點是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繫，即哪些事該由市場、社會、政府各自分擔，哪些事應該由三者共同承擔，重點聚焦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至少不是要在數量、範圍和程度上增加，而是要通過對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投資清單、財力清單的管理，通過網絡信息的適度公開化，限度地減少對企業活動的行政干預，並給市場主體以清晰的預期，這樣政府纔能把有限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做“有效”的事情上，換言之，政府要持續深入簡政放權並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上發力，著力培育市場主體在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上發力，加強和改善市場監管在維護市場秩序上發力，優化創新公共服務供給在補齊公共服務短板上發力。

二是塑造新型的政府與市場關繫。政府要釐清管理方式，一方面在市場活動中，要為市場活動制定規範，並充當監控者和仲裁者，糾正市場自身的失敗，從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和直接從事經濟建設活動向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轉變，從政府提供私人產品、直接經營企業、投資競爭性產業向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轉變，從政府體制的局部性改革向“政府再造”和政府“自身革命”的全面轉型轉變。另一方面，在非市場活動即非營利性活動中發揮主體角色，為市場發展提供外部經濟性，這其實是在“補短板”。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經濟運行中，各種短板大都出現在非市場活動領域，無論是生態環境的污染，還是優質的醫療、養老、基本住宅、教育等民生問題，都是我們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短板”，都是我們過去單純注重經濟建設、投資過度傾斜於經濟領域的後遺癥。顯然，政府對企業活動“放手”，對市場營利性活動“甩手”，但是必須“騰出手”專注於彌補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

三是轉變政府職能、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一般來說，制度是法律法規以及政府政策等規定的行為規則的總和。過去的經驗證明，中國經濟發展不缺錢、不缺市場，也不缺人纔，缺的是好的制度供給。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原因在於制度的失敗或者失效。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的工作突出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就是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力氣和精力來轉變政府職能，通過轉變政府職能來解決我們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後，無法單純依靠需求側的強刺激政策來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隻能通過強調供給側改革方式來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更多地是為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提供公共服務而發揮作用。對此，有必要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對權力清單外的事務要多做“減法”。隻有在這一塊上多放手，纔能以市場的方式盡快培育出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從歷史經驗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政府職能轉變，都緊緊圍繞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與突出問題，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就當前的改革形勢而言，政府職能轉變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亦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總理“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轉變政府職能總的要求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協同推進”，即“放、管、服”三管齊下，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加快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相適應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逐步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

基於此，本書重在探索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上海政府職能轉變所取得的成績、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相對應的意見和建議，這不僅可以為理論界同仁及時跟蹤政府職能轉變動態、開展前瞻性研究提供一定的啟示，同時也可對行政部門自覺運用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順“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兩者的運行機制，為政府職能的有效行使提供更可行的目標和指向。本書立足以問題為導向，為了對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上海市政府職能轉變的推進概況、實效及存在的突出問題等進行回顧和梳理，從委辦局的縱向角度，我們對上海市市場監管局、發改委、民防辦、交通局、民政局等委辦局進行深入座談調研；從區的橫向角度，我們對閔行區證照辦理中心證照分離改革、浦東建交委告知承諾制改革、浦東花木街道行政執法改革、浦東塘橋街道政社合作共治改革等進行了個案解剖，對如何進一步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完善事中事後監管、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社會組織發展展開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