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導論
節研究背景及問題的提出2
第二節理論基礎8
第三節相關文獻綜述30
第四節研究內容及方法45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論延伸
節概念界定50
第二節理論延伸53
第三節本章小結66

第三章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政府與企業家
節改革的啟動期和企業家萌芽(1978年12月—1992年10月)68
第二節改革的推進期和企業家成長(1992年10月—2002年10月)73
第三節改革的深化期和企業家發展(2002年10月—2013年11月)80
第四節改革的攻堅期和企業家主體確立(2012年11月至今)85
第五節本章小結91

第四章企業家與中國經濟增長：中國數據的實證分析
節宏觀視角的企業家作用：基於三期滯後動態模型的SYSGMM分析94
第二節微觀視角的企業家作用：基於知識擴散維度的SEM分析109
第三節政府的作用：實證模型隱含的啟示116
第四節本章小結118

第五章地方政府與區域經濟增長：基於企業家理論的視角
節漸進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120
第二節“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治理體繫下的地方政府123
第三節轉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員企業家128
第四節地方政府及其官員與經濟增長困境134
第五節本章小結138

第六章地區經濟增長中“雙主體”：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節“雙主體”的時空輻輳：中國改革實踐與理論困境141
第二節“雙主體”耦合：經濟增長中的合意行動147
第三節“雙主體”的演化博弈：基於創新的視角158
第四節“雙主體”的穩定均衡：激勵約束機制174
第五節本章小結182

第七章“雙主體”模式檢驗：以溫州和蘇南地區為樣本
節市場化準備階段(1978—1992年)：政府“控制人” 企業家“萌芽”185
第二節市場化初級階段(1992—2002年)：政府“經濟人” 企業家“侍從”188
第三節市場化發展階段(2002—2013年)：政府“協調人” 企業家“主角”193
第四節市場化深化階段(2013年至今)：政府“公共人” 企業家“主導”197
第五節本章小結200

第八章“雙主體”模式與地區經濟增長
節中央—地方產業體制：戰略性產業政策由“多層級”向“兩層級”
轉變203
第二節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211
第三節地方政府的“企業家”政策219
第四節本章小結232

第九章主要結論與研究展望
節主要結論235
第二節研究展望237
後記239
參考文獻240

中國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鮮明轉型期特征的企業家發展史。改革開放歷程在證明企業家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國王”的同時，其成長和發揮作用的復雜性也昭示了我國國情的特殊性——肯定企業家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政府及其官員的作用。至少在地區層面上，單純從企業家角度根本無法解釋“中國奇跡”以及其中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突出現像。地區間發展不均衡的原因，從現實而非理論的角度來看，與其說是企業家及其精神的稟賦差異，不如說是地方政府與企業家的耦合差異所致。
更重要的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逐步邁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轉型期所固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重轉型疊加而來的矛盾日益凸顯，如何從理論層面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繫，及從實踐層面處理官員與企業家的關繫成為中國在改革深水區時期必須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囿於研究範式，把市場經濟看作抽像的一般的西方經濟學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同時，中國轉型期的復雜性為經濟學意義上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繫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研究素材。
不同於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把市場經濟置於特定社會歷史中來進行分析。基於中國特色治理結構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創新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實踐層面特別是地區層面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過程中路徑還不夠清晰，這不僅關繫著地區間能否實現均衡發展，更關繫著中國經濟能否繼續前行等重大問題。
理論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基於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對地區改革實踐的觀察，本書采用歸納演繹、歷史研究和實證分析等方法，在借鋻主流經濟學優秀成果的同時，沿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式對轉型背景下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企業家和政府及其官員進行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轉型背景下地區經濟增長中的“雙主體”理論框架，分析轉型期地區經濟增長中的政府(官員)與市場(企業家)的博弈關繫，以及“雙主體”耦合機制與地區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繫，進而提出一些建議。
中國企業家發展中交織著無處不在的政府“烙印”。回顧中國改革進程，發現實踐中政府與企業家關繫絕不僅僅是經濟關繫使然，而是中國治理體繫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經濟和社會等交織關繫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復雜關繫主要在於漸進式改革進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具有了準市場主體的地位。本書提出在“社會網絡人”假設下，地方官員如同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謀取利益一樣，為了獲取其政治利益和財務收益而具有了企業家的屬性，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主體作用，進而和市場企業家一起推動著地區市場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雙主體”機制是轉型期間地區經濟增長中的必然選擇。實踐表明，在宏觀層面上肯定企業家是中國經濟增長主體的同時，政府及其官員在地區層面經濟增長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主體作用。不同於其他相關文獻中地方官員“為了增長而競爭”的邏輯，本書認為在政治治理體繫、地區稟賦結構和“社會網絡人”約束下地方官員的“為了競爭而增長”是“雙主體”機制的現實基石。
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耦合決定著地區經濟增長。地區經濟增長的路徑、速度、績效和可持續增長等取決於兩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區間稟賦結構及其演化不同致使“雙主體”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較大的差異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為迥異的溫州與蘇南地區的地方政府為典型樣本和地區科技創新繫統動態演化博弈模型，證實了“雙主體”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動性作用。同時，本書從中央層面“把激勵做對”來保證地方官員“做對的事情”的縱向機制和通過“中間組織”規制地方政府“做對的事情”和“防止做壞事”的橫向機制上，提出了“雙主體”穩定運行的激勵約束機制。
“雙主體”耦合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文化稟賦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相容，政府與市場(官員與企業家)形成各自行為上的充分自覺，催生出遏制政府隨意干涉市場或者“越界”的市場力量和克服市場失靈等的規制力量，該模式終會朝著“政府公共服務性引導 企業家主導型經濟”的耦合方式演進。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地區間稟賦結構及其演化的不同會導致地區間朝著終模式演進的速度、路徑等存在差異，但無論如何，政府的“主體”地位不會消失，轉變的隻是政府職能——因時因勢因地與企業家耦合的能動性行為。
“雙主體”機制下政府與市場邊界是多維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完全在於政府的“大小”或者“強弱”，也不是空泛的“有為”或者“無為”，更不是僵化的“誰主誰次”或者“誰動誰從”，而是政府(官員)與市場企業家因時因勢因地的動態耦合。因此，地區層面上的政府與市場“邊界”是動態性、多維度的，包含著文化維度下的“親清”政商關繫和制度維度下的“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政企關繫等在內的邊界。
實現地區經濟增長是地區層面“雙主體”架構的目的。在“雙主體”機制下，從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地區企業家兩個維度入手，提出了通過“雙主體”耦合實現地區可持續增長的建議。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區經濟活動的產業政策，認為以“中央定規劃、部委出政策、地方來執行、事後看績效”為特征的“多層級”產業政策體制在工業化起步和成長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進入創新引領階段時其不適應性開始凸顯，建議在發展重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從“多層級”向“兩層級”體制轉變；同時，從地方官員的視角提出了地區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組織化和法治化等的邊界。二是地方政府間接介入地區經濟的企業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業家發揮作用需要的“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的產權保護、市場化進程、政府行為法治化、金融體制改革等制度，中觀層面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微觀層面的中小企業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層面的精神培育等方面，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以期實現“雙主體”機制下的良好契合關繫，進而實現地區的可持續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