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1

第一節選題背景與意義3

第二節政策評估綜述7

第三節研究問題與意義24

第四節文章結構25

第二章 創新發展政策評估的理論與方法27

第一節創新發展政策的內涵29

第二節政策評估的理論基礎30

第三節公共政策評估的方法研究39

第四節理論與方法述評52

第三章 創新發展政策評估的三維框架55

第一節創新發展政策評估的三個要素57

第二節創新政策評估的三維框架65

第三節本章小結72

第四章 單一政策評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73

第一節加計扣除政策概況75

第二節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究綜述78

第三節加計扣除政策的效果評估83

第四節加計扣除政策三維評估框架93

第五節本章小結94

第五章 政策組合評估：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的成果轉化政策95

第一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成果轉化政策概況98

第二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成果轉化政策評估目的和方法98

第三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成果轉化政策評估內容102

第四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成果轉化政策三維評估框架116

第五節本章小結117

第六章 政策體繫評估：OECD國家創新政策體繫評估119

第一節國家創新政策體繫內涵121

第二節OECD中國國家創新政策體繫評估目的和方法122

第三節OECD中國國家創新政策體繫評估內容125

第四節OECD中國國家創新政策體繫三維評估框架137

第五節本章小結138

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141

第一節主要研究結論143

第二節主要創新點148

第三節研究不足與展望149

參考文獻151

附錄一 訪談提綱160

附錄二 安徽省出臺成果轉化政策（2016—2017年）164

後記174

第一節 選題背景與意義

一、創新發展的重要性

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了質的飛躍，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後的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世界經濟的蓬勃發展，將一個又一個新興科技大國推上歷史的舞臺。推動這些進步的，是一個個的新發明、新技術、新的生產資料和新的組織形式，熊彼特在1912年將這些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因素歸納為“創新”。當今，新古典經濟學派在解釋經濟增長時，僅僅勞動力和資本兩個因素已經乏力，索羅餘量則解釋了發達國家大部分的經濟增長是由除勞動和資本以外的技術進步推動的。創新早已成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也是決定當今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創新是動態變化的，它的出現不斷打破原有經濟體繫平衡，為謀求社會總福利增長開拓新邊界。經濟發展是世界各國競相追逐的目標，創新發展是我國繼要素驅動發展、投資驅動發展後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創新發展以創新作為驅動力量服務經濟、社會的發展，涉及科學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社會創新以及人纔培養機制創新（馮之浚等，2015）。創新發展區別於創新，更加強調了創新的價值導向。創新發展不僅僅著力於經濟的增長，同時也包含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創造（中國科學院創新發展研究中心，2009）。創新發展政策包括科技政策、人纔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等，在圍繞創新驅動發展過程中，創新發展政策在經濟社會制度建設、創新環境建設以及激發創新繫統中各個創新主體的活力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如今，創新發展已經成為各國爭相追逐的焦點，科技進步越來越成為替代勞動、投資等要素成為國家發展的引擎。發達國家正將創新上升為國家戰略，將加大基礎研究探索、推動技術進步、促進創新發展作為工作重點，重點布局前沿科學和技術研究，加大對創新驅動的投資力度，保持科技創新的領先地位。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通過創新驅動發展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的突破，加速形成驅動國家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為本國發展注入持續驅動力。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促進世界各國新一輪發展的引擎。

二、中國創新發展政策評估的必要性

1953年，中國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在1953—1957年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對重工業和輕工業進行技術改造，並提出“大工業”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李富春，1955）。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會議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1988年，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發起召開了國內首次技術創新研討會。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明確提出開展技術創新工作，我國技術創新開始從研究進入實踐（吳建南和李懷祖，1998）。1999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技術創新大會要求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加強科技創新。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出臺，我國創新發展始於“大工業”，並逐漸發展演變為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從科技創新到創新驅動發展，標志著創新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力量。經過CNKI檢索統計，1999年到201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出臺10873項與“創新”有關的政府文件。自2006年以後，我國每年均有200條以上的創新政策或相關文件出臺，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並且在2016年達到了2315項，如圖1-1所示。創新正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創新政策也成為各級政府為貫徹落實創新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創新政策數量的增加，對創新政策的質量和科學性保障有了更高的要求，創新政策評估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目前，我國政策評估的體制機制仍然不夠完善，決策的科學化發展受到制約。2015年，證券市場的熔斷政策剛實行便被停止，實施10年的

“限塑令”迄今也名存實亡。很多政策存在短命或過時、質量不高、資源浪費的情況。作為政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政策評估對提高政策質量、決策科學化發展、合理配置資源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政策評估工作起步較晚，政策科學的發展還比較緩慢。改革開放以前的科技計劃常以計劃經濟式的命令形式出現，適應於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成熟、科學的政策制定及評估體繫還沒有被培育出來（唐雲鋒和李俠，2004）。很多國家都已經設立了政策評估相關的法律法規。美國各屆政府均重視政策評估相關的法案，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績效預算管理，1973年頒布《聯邦政府生產率測定方案》；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出臺了著名的《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overnmentPerformanceandResultsAct）；2002年，小布什政府頒布《項目評估定級工具》；2011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政府績效與結果現代化法案》。日本於2002年4月正式開始實施《關於行政機關實施政策評價的法律》，與之前推出的《關於政策評價的標準指針》和《政策評價基本方針》共同構成了符合日本政治體制特色的政策評價制度（董幼鴻，2008）。韓國於2001年通過了《政策評估框架法案》，對政策評估原則、評估主體、評估類型、評估程序和結果的使用和公開等內容都做了詳細的規定（李志軍，2016）。我國的政策評估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已有的政策項目評價制度執行不夠嚴格。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的決策工具——可行性研究引入我國，國家計委1983年頒發《關於建設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的試行管理辦法》將可行性研究正式納入建設項目決策程序（瀋恆超，2014）。科技部2000年出臺《科技評估暫行管理辦法》，並於2003年頒發《科學技術評價辦法（試行）》，共同對科技計劃和項目的評估內容等方面做了規定，但尚未針對評估主體、原則和具體操作流程等進行規定。與發達國家出臺的相關法律在公共政策評估的主體、內容、標準、方式和程序等方面進行規定相比，我國的公共政策評估還需要向更為規範和法治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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