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制度改革篇

改革初期的變通性制度安排：作用與問題

創新還是尋租：中國轉型制度環境與企業家纔能配置

開放競爭：構建現代市場體繫的目標與路徑

國有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到建立現代公司制度

民營部門的篳路藍縷：自發秩序與制度困境

經濟增長篇

中國的金融壓制與宏觀失衡

“穩增長”與“調結構”：2008年以來的經濟形勢與政策選擇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通過創新實現增長模式轉變

基礎設施、經濟增長與勞動力流動

經濟增長是一連串事件

勿忘企業家

社會治理與社會發展篇

從農村到城市：如何走出城鄉發對立困境

發展社會組織，建立多中心治理體繫

民間商會建設：理論與來自中國的實踐

社會體制改革：去行政化的困境

專車興起背景下出租車監管改革的思路與建議

走向基於法治的公民社會利益博弈

參考文獻

後記

編後記

序

“太陽底下無新事”，這句話也可用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上。一旦與國際經驗相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就會顯示出一般性和普遍性。

中國經濟發展走的是典型的後發國家的追趕之路。在這條路上，曾經走過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隻不過，有的摔倒在地，至今仍在一瘸一拐地蹣跚前行，而少數幸運者則已登堂入室，正與高收入先行者把酒言歡。

那麼，中國會怎樣？

十多年前，當我執弟子禮，問學於吳敬璉師時，他常引用狄更斯那句“好壞”的名言來隱喻兩頭冒尖的中國經濟。十多年過去了，2015年春在講臺上，當我面對“90後”的芸芸年輕學子開講“中國經濟”時，我發現，能刻畫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特征的依然是“兩頭冒尖”。對，一頭是驕人的經濟增長業績，長達三十多年接近10%的年均GDP增長率，即使不是人類歷史上，也算是可圈可點；另一頭，則是嚴重的政府腐敗、令人喫驚的環境惡化，以及危及社會穩定的收入過度兩極分化。

思考良久，我把這種狀況稱之為“乖張的繁榮”。何謂“乖張”？依辭書，曰背離、曰失當、曰不合、曰怪癖。還能找到比這些更好的詞語來描述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嗎？！

當然，也許有人並不這麼看。和平崛起的口號已變成今天的“亞投行”橫空出世；“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讓全球為之側目；“中國模式”也是一時議論的焦點。不錯，長時段增長的確讓中國經濟的整體實力走到了全球前列，經濟實力作為一種硬實力正在為中國贏得尊重。但是，這種尊重似乎更多地建立在期望與中國發生利益交換的基礎上。

然而，在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看來，經濟這種硬實力對於一國的國際地位固然重要，但包括文化、價值觀和制度在內的軟實力卻更勝一籌。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形成對其他國家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軟實力，它就無法真正成為發展的典範。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形成了何種獨特的文化呢？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似乎昭告著，兩千年前的孔子依然是我們難得能拿出手的“招牌”，隻是我們自己也未必真的對今天該繼承他什麼了然於胸。

自由和平等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兩項價值觀。可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來，我們尚沒有真正形成開放競爭的市場和社會秩序，二來，在實現全體公民的機會平等和分配平等方面，我們的表現也隻是差強人意。

而制度方面，中國更是一個後來的學習者。市場經濟、依法治國、依憲執政，這些代表著中國制度改革取向的官方術語，試問哪一項我們已經“修成正果”？今天中國經濟和社會各類“乖張”的現像恰是由於這些制度長期未能充分建立和完善！

說到制度，即切中了本書的主題。本書收錄的文章，都是我多年來對中國治理機制的形成與演變，以及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影響的觀察、感受。

作為研究中國制度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學者，我更願意從制度的細微之處，去理解人們進行物質資本投資、改進人力資本和從事技術研發的激勵機制。所有這些能夠推動經濟發展的行為，無不依賴於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尤其是產權保護和合約履行等基本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本身並非誰的恩賜，而是人們長期博弈下社會演化的結果。在這個演化中，對權力的馴服無疑是為醒目的成就。

所謂政治文明，就是要為人類的長期繁榮確立憲章。

而乖張的繁榮，是缺乏憲章、缺乏一繫列穩定的基本制度的繁榮。在威權體制下，也許有的國家能夠走出低收入陷阱，出現短暫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可持續是充滿疑問的。要想走出下一個發展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卻又想無須進行更深層次的制度變革，至少，人類已有的歷史並不能提供這樣的普遍性答案。

那麼，中國有希望保持更長久繁榮，並由此通往一個更加豐裕和幸福的社會嗎？有！希望在於：走出乖張的繁榮！走出發展的陷阱！

如何纔能走出？對此，世上並無靈丹妙藥，隻能依靠社會的力量不斷推進制度變革直至馴服權力！隻有在馴服權力的過程中，個人的自由權利纔能得到伸張，保持長期繁榮的社會博弈與演進纔能不斷展開，經濟和社會的和諧並進纔能真正實現。

當然，制度變革、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都是宏觀變量，對它們的觀察和研究，需要更加寬廣的時空維度。本書與其說是對這些宏觀變量在中國演變趨勢的預測，毋寧說，它是作者運用經濟學分析框架，對過往和當下發生的事實所做的剖析與解釋。

倘若，這種剖析與解釋的努力，能帶給人們些許看清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亮光，那正是筆者期冀的目標。目標是否達到，還請讀者您來評判吧！

改革初期的變通性制度安排：作用與問題

家庭聯產承包制、承包性財政體制、價格雙軌制和“經濟特區”在內的變通性制度安排，為有創業能力的人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推動了民營經濟活動的發展。然而，“對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權”所導致的地方政府在經濟計劃（規劃）、投資審批、市場準入、資源配置等方面所擁有的大量權力不但被保留下來，而且正在成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要消除這一路徑依賴效應，跳出可能被鎖閉的糟糕的制度演進路徑，中央政府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一步推進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法治和政治民主等一繫列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制度。

人們常常把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早期改革政策由於缺乏對改革戰略的理論準備，而呈現出權宜性、務實性和盲目性特征。為了應對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各種困難，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黨政領導采用了若干偏離計劃體制的制度與政策安排，這些安排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逼仄卻非常寶貴的空間，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在計劃之外可以成長出一個基於市場機制的增量部分。理解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的作用機制及其經濟後果，無疑為我們解釋中國為何能走出低收入發展陷阱提供了一把理論鑰匙。

對於這樣一種轉型過程，國際上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巴裡•諾頓（Barry Naughton）教授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專著Growing Out of The Plan《計劃外增長》一書中，將其概括為“計劃外增長”、“體制外增長”，也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講的“增量改革戰略”（incremental reform strategy），這是一種不同於“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兩分法的分析框架。放到變通性制度背景下，這一概括對於我們理解民營部門成長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更準確地把握中國經濟改革的早期特征，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一、變通性制度安排的形成背景與主要方面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開端，全國掀起了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啟蒙運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經濟領域的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不過，由於當時進行全面改革的理論準備不足，中國黨政領導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做出了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為民間創業活動和民營企業的生長開拓出一定的空間。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大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四項。

（一）在土地仍歸集體所有的條件下，恢復農民的家庭經營

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全國絕大多數農民都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強制下加入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個體農民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得的土地也被合並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財產”。除國家不包工資分配外，合作社已經與國有企業沒有區別。1958年7月，又號召把高級社合並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料都歸“政社合一”的公社統一調配。

在實現“合作化”之後，農民依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經濟，他們多次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名義下提出“包產到戶”的要求，但是都受到嚴厲的批判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地區的農民再次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要求。當時出現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有“包工到組”、“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三種主要形式。現在通常被稱為“包產到戶”的形式在當時稱為“包干到戶”。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包產到戶”浪潮，首先在安徽興起。“包干到戶”的基本做法是：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一般由村委會代表）按人口或按勞動力將土地發包給農戶經營，農戶按承包合同完成國家稅收、統購或合同定購任務，並向生產隊上繳一定數量留存用作公積金和公益金，餘下的產品全部歸農民所有和支配，從而取消了生產隊統一經營和統一分配，“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戶”意味著農業經營方式由集體經營向家庭在承包來的土地上經營的根本轉變。

除安徽外，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和河南等地的“包產到戶”也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並且對促進當地農業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上述地區的這種制度變革不被當時實行“兩個凡是”方針的黨中央所認可，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還規定：“不要包產到戶”和“不許分田單干”。不過，隨著鄧小平掌握實際領導權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的終結，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批轉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專題座談會紀要，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這一文件下發後，全國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得到快速發展，其中發展快的是“雙包”（“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個“1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包工、包產、包干，主要是體現勞動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產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辦法簡便，群眾歡迎。”這就使以“包干”為主要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據，從而使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制度演變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確認。1983年初，實行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雙包”的生產隊占全國生產隊總數的98％。這意味著中國農業在繼續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條件下通過“承包”的方式使農民的家庭農場得以建立。

（二）實行“分灶喫飯”的承包制財政體制

古典型計劃經濟的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其組織結構類似單一型結構（Unitary System）的企業。在1958—1976年期間，中國進行過多次行政性分權改革，將中央政府擁有的一部分資源配置權讓渡給各級地方政府。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了緩解1979年出現的巨額預算赤字，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從1980年起，中央政府將一部分資源配置權和財政收支決策權再次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財政預算體制由中央統收統支制轉向包干制，即當時被稱為“分灶喫飯”的財政體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仍實行接近於“統收統支”的辦法外，其餘省及自治區都實行“分灶喫飯”，即按照預先規定的比例或數額，在中央預算與地方預算之間分配收入的財政管理體制。於是，省、地、縣等地區成為具有自己獨立經濟利益的經濟主體。中國經濟也由一個單一的繫統轉變為包含許多獨立子繫統的“多部門繫統”（MultiDivision System），甚至“多級法人制繫統”（MultiHolding System）。

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獲得了一定範圍的經濟管理權之後，有動力為本地區進行市場創業活動的人士提供保護和支持，通過擴大本地區的經濟總量來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員個人的收益。這可以說是“分灶喫飯”改革的一項意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