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父親的命運 1944年3月19日，這一天與其他的星期日沒什麼 兩樣。當時，我正打算與一個朋友一起去聽早場音樂 會。但德軍占領了匈牙利，音樂會取消了。
大概一兩周後，我父親收到了征兵文件，文件內 容與強征猶太人服勞役的文件內容相同。收到征兵文 件的人必須在48小時後，帶上毛毯、飯盒和兩天的干 糧等露營裝備，趕到指定的地點。父親已經63歲了， 超過了普通勞工60歲的上限，所以沒有被編入普通勞 工的行列。
父母都有不祥的預感，所以非常痛苦。他們從電 話詢問中了解到，有些著名的猶太知識分子和商人， 也像父親一樣被征召服勞役。我們這些孩子沒有參與 父母那些讓人焦慮的討論，後來從我母親的話中，我 推斷出了他們反復權衡的某些對策。
我母親想出的主意是兩個人一起自殺，但這個提 議被父親否決了，他認為他們不能在這一危險的時刻 丟下家中的其他成員。母親問父親為什麼不打算藏起 來。父親的一些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德國人在內，都願 意做出一點犧牲為他提供避難所。但我父親否定了這 一提議，他有兩個理由：一是他認為這樣做風險太大 ，擔心萬一被發現，他本人和庇護他的家庭都會遭到 殘酷的報復。二是他接到的征召通知是國家簽發的命 令，根本不容違抗。父親的這種反應讓我認識到，在 他的世界觀裡有一個基本原則，他是一名律師，但不 是一名普通的律師，而是一名一貫尊重和熱愛法律的 人。我父親確實也遇見並閱讀過一些道德與法律相衝 突的案例。我敢肯定，他一定也反復思考過專制統治 者強制實施的法律是什麼法律的問題，思考過偽議會 通過的踐踏基本人權的法律是什麼法律的問題。然而 ，當他發現自己面對著與其生活有關的這一悖論時， 這位一絲不苟、誠實廉潔並具有道德人格的人，采用 了簡單的解決方法。國家的命令就是國家的命令， 是必須服從的命令。
原來，在德國人占領匈牙利的初幾個星期，德 國人就把居住在布達佩斯的一兩百名著名的猶太精英 關了起來。一開始，德國人把這些猶太精英暫時關押 在硬石街的猶太教神學院，由匈牙利警察看管，生活 條件相對而言還可以忍受。幾個星期之後，這些人的 家人獲準探視他們。我和我母親及姐姐一起探望了我 父親，當時，我的兩個哥哥已被征召服勞役，大哥班 迪在蘇聯前線，二哥托米在南斯拉夫的博爾。所以他 們沒有和我們一起去。我們和父親在神學院的院子裡 見了面，父親的表情和言談都很冷靜，如果我沒有記 錯的話，幾乎稱得上和顏悅色。我們都沒有說什麼動 感情的話。由於我們家的開支和大事一直都由父親做 主，母親隻操心如何接待親友，如何照顧幾個孩子， 所以父親給母親提了一些很實際的建議。現在，家裡 的大事小事實際上一下子落到了母親肩上，父親力圖 讓母親明白如何打理各種事務。後來，父親還給母親 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明了如何處理我們所住的公寓， 並告訴她把自己的法律文件存放在什麼地方。‘除了 家人常說的溫情的話，在我們跟父親的會面以及後來 的通信中，父親從來沒有說過跟我們永別的話。
此後，我們再也沒有收到過父親的隻言片語，再 也沒有見過他。
父親被關在神學院的時候，他也為解救自己做過 種種努力。他的一些忠誠的客戶自發組成了一個小型 代表團，拜訪了當時德國駐匈牙利大使埃德蒙‘費森 邁爾，費森邁爾在德軍占領匈牙利期間是聲名狼藉的 暴君。代表團請求德國當局給匈牙利政府打個招呼， 釋放我父親回家。他們證明說，帕爾·科恩豪澤博士 作為一名律師，幾十年來一直代表了在匈牙利的德國 企業的利益，在德國企業中信譽卓著。後來，代表團 的一名成員跟我母親說了之後發生的事情：費森邁爾 聽後勃然大怒，威脅這些請願者說，如果他們不馬上 從他的辦公室出去，就把他們與科恩豪澤關在一起。
再後來，父親還經歷了什麼遭遇，我們就不太清 楚了。確切的是，這批遭扣押的猶太人都被轉移到了 霍爾蒂利蓋特園（即今天的錫蓋特聖米克洛什）集中 營。那兒的條件比之前更加艱苦，但他們還是在那裡 繼續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來，一列火車將各地的囚犯 都拉到了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他們的生命突然終止 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中600萬名犧牲者的死亡 是一場悲劇，其中每一名犧牲者在被屠殺之前都有自 己獨特的人生。然而，父親的命運與他們格外不同。
舉個例子說，父親死於德國恐怖政權與匈牙利當局的 積極合作。盡管父親從小就深受德國文化的熏陶，他 本人也一直致力於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推動德國工 商業的繁榮發展，誠實而守法地為德國與匈牙利兩國 的關繫努力工作，但他仍死於兩國的合作。當然，父 親從未支持過希特勒，也從未與納粹當局有什麼合作 ，他的死不是因為他消極旁觀，而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
造成我父親悲慘命運的另一方面我在前文已經述 及，父親是法律的忠實僕人，因此他不願意反抗一國 權力當局。他就像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待宰羔羊，成 了一國政權無恥而殘忍地濫用正義、法律以及國家權 力的犧牲品。1944年：我的逃亡如果父親仍然在家， 他肯定會指點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不清楚是父 親的意志更強硬還是我的意志更堅定，正如我之前說 過的，我父親已經在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成功地阻止了 哥哥班迪移民國外，而我已經慣於自己獨立決定生活 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自父親去世後，母親無法、也不願意影響我的決 定，所以我從16歲開始就自己做主了，既然如此，當 下的決定比決定閱讀哪本書或者決定學習何種語言都 更為重要一些。1944年是我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的一 年。
當時，驅逐猶太人出境的消息已經滿天飛，我們 那時並不知道被驅逐者將被送人毒氣室，我們以為會 被送往類似班迪和托米服役的地方強制勞動。那時我 們還能收到班迪和托米的消息，他們的生活條件非常 艱苦，不僅饑寒交迫，而且有時還受到非人的待遇， 但我們一直沒有失去他們挨過這場戰爭的希望。
我們還聽說，在兵工廠工作的猶太人不會被驅逐 出境（後來證明這個謠言是錯的）。因此，我和兩位 朋友自告奮勇到貝奇路附近的納吉巴托尼一烏伊洛克 磚廠當勞工。”我從一名從未做過任何體力勞動而在 體育鍛煉方面笨拙低能的中學生，突然變成了一名勞 工，一名實實在在承擔繁重體力勞動的勞工。那些有 經驗的熟練工人將浸著水的沉重磚坯從不停運轉的壓 磚機上提起來，放人沿軌道運行的小貨車裡，我們這 些新手則把小貨車推進磚房，再把磚坯碼放整齊。
有一段時間，我們早上去工廠干活，晚上纔能回 家，來回都要在身上佩戴強迫我們佩戴的黃色星形符 號。後來，政府實施的宵禁令限制了我們的活動。由 於下班時間太晚，我們無法回家。這種情況下除了睡 在磚房裡我們別無選擇。” 這種從未體驗過的生活方式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 痛苦的記憶。相反，我還覺得這種生活有些像20世紀 40年代末年輕人參加的與農業或建築有關的夏令營活 動。我們雖然是因為恐懼纔去工作的，但我們是“自 願”去工作的。所以，我們興致勃勃地將全部精力都 投入了工作，努力適應那裡的條件。後來我們發現， 那些已經成為我們同事的熟練工人從來沒有對我們惡 語相加，我們真的松了一口氣。他們從不對我們衣服 上顯眼的黃星標志指手畫腳，也從不對猶太人妄加評 論。如果我們笨手笨腳做不好事，他們會教我們怎麼 纔能做好，或者像對待其他那些弄出了“廢品”（搞 壞了）的新手那樣，數落我們幾句了事。有一位老工 人還請我們去他家喫飯，我們還一起喝了酒。我因此 親眼目睹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狹小的公寓干淨整潔， 但對我來說，與一直過著安逸生活的我及我的朋友相 比，他們窮得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在家裡，我與僕人 的關繫一直很好，經常和他們聊天，到他們家裡玩， 和他們的家人會面。但這隻是雇員與雇主家人之間建 立的家族式關繫·與我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這是我 與“工人階級”次真正的接觸。我突然進入了一 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離開了原來富裕而舒適的封閉生 活，進入了一個技術落後的工廠，干著懲罰性的體力 勞動，過著貧困的生活。我發現已經生活在一個新的 群體中了，他們的生活如此貧困，但他們善良的天性 使我從心底裡尊敬他們。
納吉巴托尼一烏伊洛克磚廠成了大規模驅逐猶太 人的一個中轉站。很多被驅逐的猶太人戰後又回來了 ，他們的敘述中都提到了這家磚廠，有些人還說，他 們得到過磚廠工人的幫助。以擔任驅逐任務的官員、 憲兵和警察為一方，以磚廠的工人為另一方，雙方發 生了激烈衝突。很顯然，有些工人因為自願幫助被驅 逐者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我沒有找到能 證明這種說法的可靠證據。
1944年夏天，布達佩斯猶太人身上的壓力相對而 言輕了一些。有傳言說，各省的猶太人都已經驅逐干 淨了，布達佩斯的猶太人不會再面臨被驅逐的命運了 。同時，我踫到了一位好心的大夫伊什特萬·紹博， 他冒著極大的風險給我開了一張明，證明我不適 合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這樣，我獲準離開了磚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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