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本書由若干篇論文組成。它們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 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技術進步；決定技術進步，並作為經濟增長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隨技術進步而不斷改變的社會組織制度。將這三者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關於經濟增長的理論。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區別於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由此而形成的理論與一般經濟史學家，以及技術、工商、社會組織制度方面的歷史學家所描述的經濟增長有著很好的一致性。
就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首要作用這一點而言，本書所論述的理論與一些在過去幾年裡發展起來的“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有著相同之處。兩者都認為舊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對技術進步的處理充其量是笨拙的。這一認識成為發展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及本書論述的理論的推動力量。這一理論區別於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地方，在於它試圖包含我認定的那些對技術進步及相關活動和組織制度變化做出歷史解釋的核心因素。這種做法隱含著我的一個觀點，即認為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至今還沒有達到與經驗事實相一致的程度，要達到一致，就必須將本書所論述的一些要素引入到新的新古典理論中去。
無論是舊的還是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它們與經濟史學家描述的經濟增長都存在著差異，這一點新古典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都是再清楚不過的。這種差異不能視為是由於構建規範理論需要采用的表述形式與描述歷史事實時所采用的表述形式不同所造成的固有的、自然的差異。實際上，在自然科學中，如果“理論”與“觀察值”出現差異，則表明，要麼是理論出了問題，要麼是觀察值出了問題，要麼是兩者都出了問題。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闡述的經濟增長與歷史記述的經濟增長之間的差異，我認為問題出在理論方面。此外，還需要明確的是，歷史上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流派紛呈，形式多樣，並不隻有標準的增長模型。
雖然歷史上建立的大多數理論都是隱含著的，但本書中對於經濟增長的論述則明顯是理論性的。它們集中在幾個確定的變量或機制上，而省略了其他因素，以此來探討因果聯繫。同時，與目前大多數新古典增長模型相比，本書中的論文更加貼近各種詳盡的經驗材料，且用文字加以表述，而不是用數學形式。
經濟學家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那就是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在解釋經濟增長方面已被證明是一個不恰當的工具。作為一種改進，發展起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同時還有其他一些開拓性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很適應本書提出的理論觀點。在本書的增長理論中，就強調了那些對復雜動態繫統所進行的開拓性理論研究所具有的幾個突出的特點。一個特點是路徑依賴。復雜繫統現在的狀況會深刻地影響著該繫統今後一段時期，乃至很長時期的運行。換句話說，歷史的作用至關重要。經濟史學家歷來都確信這一點，現在那些規範型的理論家們也開始認識到，史學家的這種看法可能是很有道理的。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強的路徑依賴。
許多有關復雜動態繫統的理論模型所具有的另一個特點，是認為變量之間可能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讀者可以發現，本書中的每篇文章都在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癖好展開或明或暗的爭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癖好就是“增長核算”，即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解”到各個不同的因素中去，論功行賞，有多少歸功於技術進步，有多少歸功於資本密集程度的增加，又有多少歸功於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幾個因素通常被認為是重要的增長源泉。根據本書的觀點，這種“分解”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一方面，新技術使單位工人人均生產性資本占有量得到增加，致使資本密集程度大幅度提高，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標志。倘若以前沒有新技術的發展，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是沒有價值的。另一方面，假若沒有一項項具體的投資促使新技術發揮其作用，新技術之花也就不可能結出經濟之果。此外，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推動新技術獲得長足發展的工作主要依靠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工程師和應用型科學家。技術進步已經依賴於人力資本的開發與提高。但是，如果教育沒有為經濟做出重大的貢獻，我們現在就不會看到教育會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用體育比賽做一類比。增長核算就如同要把一個籃球隊或足球隊的成績分解到全隊每一個球員身上，而不考慮任何一個球員成績的取得常常可能是其他球員努力的結果。甚至連球員間的某一具體動作是有助於或有損於全隊的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球員的配合這一事實也不予考慮。
也許本書提出的增長理論比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更甚一步。它從眾多因素中選出一種特定的因素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那就是技術進步。這一觀點與前面講的觀點——各種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相互關聯，需要綜合考慮——並不矛盾。其依據在於，技術進步不僅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導致新增實物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這兩項增長的必需伴隨品，起著關鍵的催化作用。在這一景像的背後是一套組織制度，它們構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並引導著經濟增長各主要階段的正常運行。關於這個問題，我將待會兒再談。
我曾注意到，一些新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已經體現出了這樣的思想，即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居於中心地位。然而，這些模型至今還沒有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技術進步應當被理解成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種新技術方案不斷地產生。它們除了要進行相互之間的優劣競爭之外，還要接受現實的檢驗，並與先前的技術進行比較，從而決定哪些新技術獲勝，哪些新技術敗北。技術進步的這一演化觀點不同於舊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也不同於迄今為止的新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它們都假定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都是動態均衡的過程，除非是由於隨機事件，否則這一過程的運動軌跡可以也能夠被當事人所預知。有幾個新的新古典增長模型雖然也考慮了技術進步存在著不確定性，但沒有哪一個模型認識到，在一個發生持續的技術進步的社會裡，經濟從總體上來看是處於連續的不均衡狀態之中。雖然在現行技術條件下，可能有力量隨時使經濟繫統向均衡方向移動，但技術進步和其他突發事件不斷地使得那些均衡勢力遭到破壞，從而使經濟增長呈現出分析家們所觀察到的規則與秩序。這種秩序也許類似於現代科學在描述動態繫統時所強調的“自發秩序”，而不是在傳統意義上被解釋為一般動態均衡的秩序。
本書認為，經濟組織的成長演變是為了孕育和促進技術進步和其他活動，是為了刺激與經濟增長相關的投資，這一觀點也與當前經濟學中的標準認識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常規的經濟理論把追求利潤的企業放在首要地位，它們互相競爭，在供求平衡的市場中從事交易，從而決定均衡價格和產量。其他經濟組織，如政府組織和管理機構，則幾乎都被視為事後諸葛亮，其作用是對“市場失靈”做出反應。像大學、科學技術學會以及行業協會這類實體組織，至少在常規的經濟理論中是不予考慮的。相比之下，這些組織在歷史描述中都有記載。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本書將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看成是一套復雜組織繫統運行作用的結果。這些組織有的追求利潤，有的雖是私營但不以贏利為目的，有的是政府組織。即使是那些追求利潤的私營企業，也有一些是將自己的技術、其他物品以及業主權利拿出來向他人公開，與他人共享。在這一組織繫統中，“非市場”組織並不是因為要對付“市場失靈”纔出現，市場組織也不是用來解決“公共部門失靈”的工具。更確切地說，現行的一套組織制度，不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競爭的還是合作的，都是經過一繫列復雜的、涉及個體和群體行為的過程加以逐漸演化而成的。組織制度的演變如同技術的進步，也應當看成是一個演化的過程。
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繫統。盡管現在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相同之處，但它們也存在著一些較大的差異。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在為那些以前實行社會主義，現在正在努力構建可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提供咨詢時，不負責任地忽略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復雜性。雖然這些國家現在開始意識到，現代資本主義有著比私有化和市場多得多的內涵，但我們還是要真誠地希望，這些國家不至於因為對現代資本主義復雜性的認識滯後（部分是因為很少有人告訴他們）而嚴重地阻礙今後改革的進程。
我起初計劃在本書中采用更多的數學方法來闡明我所論述的這一理論。在我看來，這一理論在經濟學中是介於文字表述和數學表述之間的統一體。但限於篇幅，加之本書的編輯給我列舉了隻要理論清晰不用數學便可的種種好處，故將那些數學方法舍棄了。
經濟學家必須認識到，直到近（以經濟學歷史為度量尺度）經濟理論的標準表述方式是文字方式。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弗蘭克·奈特、約瑟夫·熊彼特、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這幾位在經濟理論的歷史中占統治地位的人物，都是用文字而不是數學作為他們主要的理論工具。隻是近來，“理論”這一詞語纔被理解成用數學形式表述的理論觀點。
現在，在經濟學界中存在著一種習慣性的認識，認為隻有那些用數學表達出來的纔算“理論”，並且要在理論推導與經驗探討和描述之間畫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我不贊成這種看法，認為這是可悲的，也是誤導人的。我堅信西德尼·溫特和我倡導的觀點，即認為“解釋”型理論推導和“規範”型理論推導兩者都是構建經濟理論的重要方法。一個好的理論創新會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我所說的解釋型的理論推導，指的是經濟學家通過密切觀察經濟生活中的細微變化，從而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做出描述，提出解釋。雖然這種理論推導沒有規範的理論推導那樣抽像，但由此對真實發生的事情所做出的描述其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化的形式，盡管它相當接近經驗主義的題材。規範型理論推導更加抽像，更加遠離經驗議題，它能提煉、修正及引導解釋型理論推導。近這些年來，大多數規範的理論推導都是采用數學形式，早先則主要是文字形式。但如果規範理論在建立過程中忽視或脫離解釋理論所做出的描述及解釋，則無論它是用數學表述還是用文字表述，都是有問題的。這樣的規範型理論研究就成了顧影自憐，與所要研究的論題相距甚遠。
在此我認為，在過去的經濟學著作中做出規範的增長理論和解釋型的理論分析這兩種區分已是相當不幸的了。大多數規範的增長理論在建立時已經開始意識到，經濟增長及相關變量指標數據的作用。然而，在那些經驗型的研究者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探討中，隻有一小部分是用“數字”形式描述的。換句話說，在經濟學家關於增長的經驗性認知中，隻有相當小的部分可以用反映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全國勞動及資本投入、產業投入與產出、各種價格指數、貿易額等定量數據加以解釋。雖然說使增長理論符合定量數據是重要的，但僅有這一點還不足以對理論做出充分的檢驗。另外，我想要說的是，大多數從事規範增長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對定性的歷史資料給予的關注實在是太少了。
我認為在過去的25年裡，規範型理論推導與解釋型理論推導兩者的脫節已經給本書所論及的經濟分析領域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那些規範的增長理論，從理論上探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律，沒有對那些研究經驗事實的經濟學家所給出的更加貼近現實的描述與解釋予以足夠的重視。而從事詳細的經驗分析工作的一類研究，雖然在研究過程中展示一個個的因果關繫，但做出的解釋與由規範增長理論假設所導出的結論，兩者之間經常存在明顯的差異。對於這種差異，這類研究還常常是視而不見。回想起來，可以說，我在過去的這段時期內所做的主要工作使我強烈感受到上述兩種理論的割裂狀態，並試圖努力將兩者結合得更緊密些。願本書成為連接兩者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