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邁克•戴維斯
（代譯序）
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國加州，為當代知名的社會評論家、都市研究者、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現為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創意寫作繫教授、《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並為一些刊物，如《國家》（The Nation）和英國的《新政客》（New Statesman）有關專欄撰稿。他獲得過諸如“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 Award,1998）和“蘭南非虛構文學獎”（Lannan
Literary Award for Nonfiction,2007）等多個獎項。有趣的是他沒有完成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學博士項目。
對許多中國人而言，邁克•戴維斯這個名字還很陌生，因為這是他的專著次在中國翻譯出版。此前隻有包亞明、寧光傑、張曉歌等學者對他作過零星介紹。但邁克•戴維斯在美國都市社會學界已是大名鼎鼎，以其書中普遍的批判主題及反傳統觀點著稱。戴維斯在著作中大量揭露了經濟、社會、環境和政治的種種不公正現像以及都市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如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恐怖主義、全球氣候變暖、失控的資本主義等等。
作為一個活躍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及政治活動家，邁克•戴維斯具有比較強烈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立場。他在很大程度上實踐了薩義德的論點，即“知識分子一定要令人尷尬，處於對立，甚至造成不快”。他稱自己為國際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環保人士”，如他在《恐懼的生態學》（Ecology of Fear）中引用的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加勒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一樣，他在社會主義者／建築師／地區主義者所倡導的傳統中寫作。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時代，馬克思依據當時的生產力、生產關繫、資本運作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極具洞察力的B/S分析模式，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並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辨方式，在哲學、政治和社會領域提出了一命題，將人與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全面、持續的解放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說，馬克思作為近代思想史的集大成者，其解釋和分析繫統對於當時的市場經濟社會狀況是一針見血且十分有效的。“馬克思是闡述從個體之間的契約市場關繫而來的自治型、準形式化、自我調節經濟模式的位社會學家。”由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分析資本主義理論基礎，因而，隻要資本主義社會持續存在，那麼不論其具體形態是什麼，馬克思所命題就將持續地成為理論的起點並擁有理論再生產的生命力，並會以各種新的形式呈現在相關領域中。
邁克•戴維斯研究美國工人階級史的早期著作《美國夢的囚徒：美國工人階級史上的政治和經濟》（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1986）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美國歷史學、政治經濟學、國家研究以及革命集合主義（Revolutionary Integrationism）學說的一個重要貢獻。1990年他又出版了備受爭議的暢銷書《石英之城：在洛杉磯考掘未來》（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該書形成了對洛杉磯城市景觀為權威的批判性審視。此書使他一舉成名，他也因此被譽為研究洛杉磯社會及歷史的先鋒學者。2003年出版的論文集《無生命城市》（Dead Cities, And Other Tales, 2003）更大大拓寬了關於都市生活及其未來的研究。
戴維斯一直堅持在公共領域中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並始終堅持一種堅定的立場，對固有問題和新的社會問題進行獨立思考並利用媒介進行發言，向人們預示嚴峻的未來，從而迫使我們去審視、去思考那些我們不願意見到和不喜歡見到從而視而不見的現實。關鍵是，這些預見還往往不幸成為現實，如他在《石英之城》中對1992年洛杉磯暴動的預言和《近在咫尺的幽靈：禽流感的全球威脅》（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2005）中對於禽流感的預言都一一成真。以至於《城市異見者邁克•戴維斯的災難修辭學》（“Urban Controversialist Mike Davis’s Rhetoric of
Catastrophe”）一文征引了戴維斯多部著作的災難性預言之後，直接將戴維斯的風格總結為“災難修辭學”。
總之，戴維斯以其著作生涯很好地實踐了薩義德在其《知識分子論》一書中的主張：“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隻化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在意見與言論自由上毫不妥協，是世俗知識分子的主要堡壘”，“棄守此一堡壘或容忍其基礎被破壞，事實上就是背叛了知識分子的職守”。現代都市的貧民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現像。早在1890年，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雅各布•Ａ．
裡斯（Jacob A. Riis, 1849-1914）就已經關注到紐約下東區的貧民生活，其著作《另一半人怎樣生活》（1890）就促使官方通過立法對經濟公寓進行改革。1902年他在《與貧民窟作鬥爭》一文中發出“要麼我們消除貧民窟，要麼貧民窟將我們消滅，二者必居其一”的呼聲。裡斯強烈呼吁政府盡社會福利的責任，改善城市貧困狀況以終消除貧民窟現像。近年來，貧民窟數目因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膨脹而大幅增加，根據聯合國人居署2006年報告，英聯邦國家的貧民窟住有3.27億人，接近當地人口的1/6。在1/4的英聯邦國家之中（11個非洲國家，2個亞洲國家，1個太平洋國家），超過2/3的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其中很多國家仍在急速城市化。預計至2030年全球將有約20億人口淪為貧民窟居民。
2003年10月，聯合國人居署出版了一份嚴肅的歷史性報告《貧民窟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Slums）。該報告的主要論題是貧民窟驚人地密布於地球。貧民窟（slum），一般指窮人居住之所，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將其定義為“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區”。據《2007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貧民窟”這一術語被用來代指許多類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貧民窟”“棚戶區”“非正規住區”“棚戶住房”和“低收入社區”等術語往往可以互換使用。這一詞語傳統上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隨著先前的居民搬遷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區而衰落的居住區；如今，此詞還包括發展中地區城市中大量臨時居所。
毋庸置疑，貧民窟的產生首先是經濟問題，但貧民窟形成之後卻涉及政治、文化、環境、人權等社會的方方面面，成了一個必須被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貧民窟如今已經成為都市化進程中的普遍現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這一困擾，發展中國家尤其嚴重。貧民窟常伴有犯罪、毒品、違章建築、垃圾、飲水等問題。但是，對人口過百萬的大型貧民窟（megaslum）興起的討論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議程之外，因為世界銀行和“華盛頓共識”不樂於聽到這樣的聲音。
戴維斯一直堅定地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真正職責。對他而言，“知識分子的代表是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知識分子並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壇，然後從高處慷慨陳詞。知識分子顯然是要在容易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過程。”所以，戴維斯不僅一直關注貧民窟問題，而且公開發表了他關於貧民窟問題的意見。早在2004年，他就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了題為“布滿貧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的文章。2006年5月11日，戴維斯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向200名聽眾做了一場關於“貧民窟”問題的演講。
他在其新著《布滿貧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2006）裡預言了我們地球的未來———城市貧民窟星球。戴維斯不是未來學家或預言家，他的預言和推測全部建立在權威機構的統計數字和已經存在的實例之上。他征引了聯合國人居署2003年的報告《貧民窟的挑戰》，概述了貧民窟的悲慘現實及未來：目前，10多億貧民窟居民完全脫離於他們的國家或全球經濟生活；未來的半個世紀裡20億—30億人有可能的去處是貧民窟。
首先，戴維斯指出：“地球城市化的速度甚至快於羅馬俱樂部先前在其馬爾薩斯式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 of Growth，1972）中做出的預報。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有86個；今天有400個，到2015年將有至少550個。”《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估計，到2025年，單是亞洲可能就會有10到11個超大城市（hypercity，人口2 000萬以上的城市），包括雅加達（2 490萬）、達卡（2 500萬）和卡拉奇（2 650萬）。這是歷史上次，地球上大多數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但是，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貧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將有45%—50%屬於貧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貧民窟的居民將達到20億。貧民窟的擴大已經達到了極限——免費的可擅自定居的土地缺乏，貧民窟居民的謀生能力下降。這已引起宗派暴力、遺棄兒童和其他對絕望處境的理性反應。“未來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學家們所想像的那樣，由玻璃和鋼鐵構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磚頭、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塊和廢木頭所構成。不是光彩炫目直達天堂的城市，21世紀的大多數城市蜷伏在泥濘之中，被污染、糞便和腐爛所包圍。”換句話說，未來的城市是一種“貧民窟城市”，而非“光明城市”。
這些“貧民窟城市”是一種貧富差距極大化的“夾縫城市”。寥寥可數的中產階級富人區淹沒在貧民窟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大批的農村移民將以城市無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湧入；另一方面，再也負擔不起市中心昂貴生活成本的原城市居民則大量遷出。他們可能的去處就是貧民窟。城市貧民窟事實上是鄉村城市化和城市鄉村化的雙向變遷所形成的獨特聚居形態。德國建築學家和城市理論家托馬斯•西韋特（Thomas Sieverts）指出：“這種擴散的都市生活［他稱之為“夾縫城市”（德語，Zwischenstadt；英語，“in-between city”）］快速成為21世紀富裕和貧困國家的決定性景觀。”這是一種擁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沒有傳統城市基建和結構的空間，住在那裡的居民像城市人一樣擁擠，但卻維持著農村的生活方式。
戴維斯追溯了貧民窟一詞的定義：“據報道，個公開出版的定義見於作家詹姆斯•哈代•沃克斯（James Hardy Vaux）1812年的《閃客詞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該書中‘貧民窟’與‘敲詐勒索’或‘罪惡交易’是同義詞。然而，到了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霍亂盛行的年月，貧民在貧民窟中生活而非從事交易。卡迪納爾•懷斯曼（Cardinal Wiseman）因其在關於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貧民窟’（低級行為發生的空間）從一個街頭俚語變革為一個被附庸風雅的作家們隨意使用的術語而不時受到贊揚。到19世紀中葉，貧民窟一詞在法國、美國和印度被確認，並被廣泛認可為一種國際現像。”
戴維斯指出：“全世界可能有20多萬個貧民窟，人口規模從幾百人到上百萬人不等。單是南亞的5個大都市（卡拉奇、孟買、德裡、加爾各答和達卡）就有將近1.5萬個確認無誤的貧民窟社區，其人口總數超過2億。”他還列出了全世界30個貧民窟的居民人數（2005年的數據），如墨西哥市的勒扎爾／凱爾克／伊茲塔（Nezal/Chalco/Izta）（400 萬），加拉加斯的自由區（Libertador）（220 萬），波哥大的蘇爾／玻利瓦爾市（El Sur/Ciudad Bolivar）（200萬），利馬的聖胡安魯力安切（San Juan de Lurigancho）（150萬）和利馬的南錐體區域（Cono Sur）（150萬），等等。
戴維斯還指出，左翼政治的傳統重點，如鄉村失地農民和非正規經濟部門勞動力的運動，需要轉向大多數貧困人口的社會和地理學分布。事實上，近年來令人振奮的政治鬥爭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邊緣化的“非正式部門”的勞動者———從加拉加斯山腳的貧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陽城”（Cite Soleil）到巴黎種族隔離的郊區——所掀起的。後，他充滿希望地描繪了一幅貧民窟作為蓬勃發展的抵抗運動孵化器的圖景。
總之，《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不僅描繪了21世紀擴展的城市貧困景觀：從裡約熱內盧、金沙薩到孟買的貧民窟生活狀況，而且指出了城市貧困的不斷加劇所帶來的嚴重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戴維斯對世界城市貧民災難性困境的這些忠實描繪不僅是為了喚起憤慨，還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一書的出版使得“貧民窟”問題備受矚目。如《靜音》（Mute）雜志就在《布滿貧民窟的星球》的影響下推出了關於全球貧民窟的特刊“裸露的城市———全球貧民窟中的鬥爭”（Naked Cities-Struggle in the Global Slums”）。
2006年6月19日至23日，聯合國人居署主辦的“第三屆世界城市論壇”在加拿大溫哥華召開。論壇的主題是：“我們的未來———可持續的城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在論壇邀請辭中指出：“城市是人類一半人口的家園。城市在提供眾多機遇的同時，也是人們遭受痛苦的地方。隨著貧民窟和貧困居住區與廣大舒適安逸的富裕地區共同存在，我們在城市中經常看到富人與窮人之間、得益於城市化發展的群體與在城市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在大會致辭中又說：“在當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機遇與貧困是休戚相關的。此屆論壇認識到，全球貧困現像的發生地正在向城市轉移，這一進程被稱為貧困的城市化。如果照目前的趨勢繼續發展，那麼在這一時期的赤貧城市人口數量也將翻一番，達到20億。要應對貧民窟改造和可持續基礎設施發展對資金帶來的挑戰，關鍵是需要提高財力，來實現《千年宣言》中的貧民窟改造目標。要把規劃作為城市發展和環境管理的工具，作為預防未來貧民窟發展的手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一致認為，可持續發展及其與貧困的聯繫是所有城市都將面對的重大挑戰。”
2007年5月1日，中國香港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在其主持的節目《開卷八分鐘》中對《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一書的推薦則使得貧民窟這一話題進入了更多中國人的視野。越來越多的學術領域和學者開始關注貧民窟問題，關注貧民窟居民的尊嚴和人權問題，這正是戴維斯《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一書的初衷所在。
純琳是我在四川大學指導的博士生。2006年，她在寫作博士論文《論Ｖ．Ｓ．奈保爾的空間書寫》時接觸到了都市社會學的理論，並閱讀了邁克•戴維斯的一些相關著作。以前她也應邀參加過一些英漢翻譯，包括我主持翻譯的文集《文化研究指南》等。因緣際會，在陳恆先生的介紹下開始了戴維斯《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一書的翻譯，這是她部獨立完成的譯著，作為譯界的新人，其嚴謹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是為序。
王曉路
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