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

編輯推薦

林毅夫的馬歇爾講座集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一方面去理解過去幾十年中為世人所矚目的亞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對經濟學家有關發展問題的標準化解釋投以懷疑的眼光。西方經濟學的教育背景加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切身感受既賦予了他對標準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懷疑視角，也使得他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巨大發展具有務實特色的方法細節有一個貼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諾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這本書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兩個方面給我的印像*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為有著偉大見解的學者，經歷並參與了中國——到目前為止**且發展*為迅速的經濟體的政策爭論過程。他對轉型經濟體政策形成的細致見解使他的嚴謹理論分析為世人所熟知，並將增長與發展中的發展問題帶回到人們視野的中心。其次，他對使經濟體變化的稟賦結構與其變化的增長戰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結果之分析可謂見解獨到並且**正確。這一分析建立在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但將這些應用到增長戰略和增長政策的動態分析中則是一項重要的成就。
——〔美〕邁克爾•斯賓塞，斯坦福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將經濟理論、制度知識、量化數據以及對起始條件在決定不同經濟發展方案成功與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結合在一起。他*突出的貢獻在於強調了不同的起點如何決定不同的**政策，並由此解釋了為什麼休克療法政策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沒有能夠成功，而中國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觀點雖然頗有爭議性，但卻非常具有啟發意義。我強烈推薦林毅夫的這本見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過經濟分析的有力視角，對大量真實的經濟發展實踐經驗進行了闡釋。
——〔美〕加裡•貝克爾，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發展與轉型向人們提出了極其嚴酷的挑戰。林毅夫，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他的大師級講座集中，對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提供了深入的看法，並依據他對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表現的直接經驗，給出了獨樹一幟的見解。林毅夫的這部講座集**是一部力作。
林毅夫的馬歇爾講座集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一方面去理解過去幾十年中為世人所矚目的亞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對經濟學家有關發展問題的標準化解釋投以懷疑的眼光。西方經濟學的教育背景加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切身感受既賦予了他對標準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懷疑視角，也使得他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巨大發展具有務實特色的方法細節有一個貼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諾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這本書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兩個方面給我的印像*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為有著偉大見解的學者，經歷並參與了中國——到目前為止**且發展*為迅速的經濟體的政策爭論過程。他對轉型經濟體政策形成的細致見解使他的嚴謹理論分析為世人所熟知，並將增長與發展中的發展問題帶回到人們視野的中心。其次，他對使經濟體變化的稟賦結構與其變化的增長戰略相一致或不一致的結果之分析可謂見解獨到並且**正確。這一分析建立在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但將這些應用到增長戰略和增長政策的動態分析中則是一項重要的成就。
——〔美〕邁克爾•斯賓塞，斯坦福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將經濟理論、制度知識、量化數據以及對起始條件在決定不同經濟發展方案成功與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結合在一起。他*突出的貢獻在於強調了不同的起點如何決定不同的**政策，並由此解釋了為什麼休克療法政策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沒有能夠成功，而中國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觀點雖然頗有爭議性，但卻非常具有啟發意義。我強烈推薦林毅夫的這本見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過經濟分析的有力視角，對大量真實的經濟發展實踐經驗進行了闡釋。
——〔美〕加裡•貝克爾，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發展與轉型向人們提出了極其嚴酷的挑戰。林毅夫，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他的大師級講座集中，對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提供了深入的看法，並依據他對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表現的直接經驗，給出了獨樹一幟的見解。林毅夫的這部講座集**是一部力作。
——〔美〕賈格迪什•巴格沃蒂，哥倫比亞大學

林毅夫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處於中國政策爭論的中心，他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道路的經濟學原理提供了精妙的闡釋。他的這本書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奇跡來說是一部著作。
——〔印〕迪帕克•拉爾，哥倫比亞大學

內容簡介

林教授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在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繫。
他強調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出“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繫，並探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書中包含的觀點主要有：
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經濟長期動態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思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家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向發達國家的收斂。
政府是發展中國家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納的政策將會塑造經濟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勵結構，並影響他們的質量。
稟賦是一國技術選擇和產業選擇所面臨的重要的緊約束。
比較優勢不僅是貿易的重要指導原則，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原則。林教授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在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繫。
他強調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出“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繫，並探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書中包含的觀點主要有：
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經濟長期動態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思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家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向發達國家的收斂。
政府是發展中國家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納的政策將會塑造經濟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勵結構，並影響他們的質量。
稟賦是一國技術選擇和產業選擇所面臨的重要的緊約束。
比較優勢不僅是貿易的重要指導原則，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原則。
一個企業隻有根據由經濟體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纔會在競爭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
實用主義是推行經濟轉型的重要的政策指導。
個人和地方自發的創新式經濟轉型中帕累托改進措施的重要源泉。

作者簡介

林毅夫教授，1986年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繫獲得博士學位，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是第7、8、9、10屆全國政協委員，

部分發展、轉型與分流
第二部分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第三部分現代化的抱負與社會思潮
第四部分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績效
第五部分自生能力與轉型戰略
第六部分發展戰略與發展和轉型績效：實證分析
第七部分東亞經濟體為什麼如此特別？東亞發展和轉型的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迪？
第八部分關於正確的發展和轉型戰略
附錄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經濟制度
附錄二數據描述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部分發展、轉型與分流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機會目睹了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準備1985年馬歇爾講座的過程。能夠在22年後步盧卡斯（Lucas）教授後塵來這個著名的講座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以後，我到耶魯大學的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並於1987年回國。作為改革開放以後名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我有幸親歷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所發生的奇跡般的變化，並且在過去20年中一直親臨其境研究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問題。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對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的觀察，而這些觀察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經驗。
眾所周知，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國家都處在相對落後的農業發展階段，時常遭受戰爭和自然災害，並深陷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統治階級、工匠和商人之外，絕大多數人以農業為生。通過世代的實踐，這種農業經濟的資源配置已經接近，因而能夠通過改進資源配置獲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隻有經由一些外生衝擊，經濟發展水平纔可能進一步提高。農民和工匠在勞作中偶然發現的更優良的技術，可以被視為一種這樣的衝擊。這種衝擊的另一個實例是15世紀的美洲地理大發現，它將金銀財富和適應性更強的作物（如玉米和馬鈴藷）傳播至歐洲乃至世界。在前現代時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總體規模的增大。當時，盡管存在粗放型增長，但人均收入鮮有改變（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前現代社會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僅被估算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當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在當時比歐洲還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紀後期，中國和西歐市場的整體績效仍然相差無幾（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在實驗室進行的實驗成為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義的“大發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這些大發明包含了激進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變革。對於那些處在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而言，技術發明方法的這種轉變可以使它們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加速技術進步，從而技術發明和創新是內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技術變遷速度加快，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生產率不斷提高。於是，發達國家開始起飛，南北分流開始顯現（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部分發展、轉型與分流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機會目睹了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準備1985年馬歇爾講座的過程。能夠在22年後步盧卡斯（Lucas）教授後塵來這個著名的講座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以後，我到耶魯大學的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並於1987年回國。作為改革開放以後名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我有幸親歷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所發生的奇跡般的變化，並且在過去20年中一直親臨其境研究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問題。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對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的觀察，而這些觀察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經驗。
眾所周知，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國家都處在相對落後的農業發展階段，時常遭受戰爭和自然災害，並深陷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統治階級、工匠和商人之外，絕大多數人以農業為生。通過世代的實踐，這種農業經濟的資源配置已經接近，因而能夠通過改進資源配置獲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隻有經由一些外生衝擊，經濟發展水平纔可能進一步提高。農民和工匠在勞作中偶然發現的更優良的技術，可以被視為一種這樣的衝擊。這種衝擊的另一個實例是15世紀的美洲地理大發現，它將金銀財富和適應性更強的作物（如玉米和馬鈴藷）傳播至歐洲乃至世界。在前現代時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總體規模的增大。當時，盡管存在粗放型增長，但人均收入鮮有改變（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前現代社會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僅被估算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當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在當時比歐洲還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紀後期，中國和西歐市場的整體績效仍然相差無幾（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在實驗室進行的實驗成為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義的“大發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這些大發明包含了激進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變革。對於那些處在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而言，技術發明方法的這種轉變可以使它們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加速技術進步，從而技術發明和創新是內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技術變遷速度加快，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生產率不斷提高。於是，發達國家開始起飛，南北分流開始顯現（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圖1.1基於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了世界上不同地12001年間的人均收入。如圖所示，18世紀初期，西歐發達國家及其旁繫地區的人均收入與發展中國家隻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紀時，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擴大到發展中國家的二十餘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馬歇爾講座中所指出的：“各國之間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讓人難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貧窮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獲得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除了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如圖1.2所示）外，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盡管其政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獲得了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的援助，但卻未能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推行了各種政策措施來促進工業化發展（Chenery，1961；Krueger，1992；Lal，1983）。那時，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資源豐富的國家會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事實上，真正的成功卻發生在自然資源稟賦匱乏的東亞。首先是日本實現了成功，接著是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這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然後是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20世紀50年代初期，同當時的中國相似，這些經濟體的人均GDP還不到2000國際Geary-Kha（以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為基準），低於東歐和拉丁美洲。但60年代以後，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內維持了年均10％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完全改變了這些經濟體的貧窮落後狀況。圖1.2表明，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收入水平超越了英國。更重要的是，在其經濟增長過程中，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分配日趨平等（Fei et al.，1979）。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東亞經濟體已經實現了它們長期追求的目標——趕上發達國家並構建一個公平的社會，而這正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革命領袖和社會精英（如列寧、孫中山、、尼赫魯和納賽爾）的夢想。
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為了提高自身經濟績效，中國和其他推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圖1.3表明，這種轉型為中國和越南帶來了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前蘇聯地區和東歐國家始於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卻導致了經濟的劇烈衰退和社會發展諸方面狀況的急劇惡化（World Bank，2002a）。歐洲復興與發展銀行於2006年開展的一項調查（EBRD，2007）以及世界銀行對29個國家（包括東歐和東南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獨聯體以及蒙古）的29 000人開展的調查發現，隻有30％的人認為他們的生活比l989年時有所改善。同期，大部分其他發展中國家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了減少政府干預、提升市場作用的改革。然而，結果令人失望，其經濟績效在這段時期內不同程度地惡化了（Barro，1998；Easterly，2001 a）。
持續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相應的制度變遷，是現代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力（Hayami and God0，2005；Kuznets，1966；Landes，1969；Marx，1867--189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和制度的引進獲得後發優勢（Gerschenkron，1962；Landes，1969；Veblen，1915）。如同19世紀的德國、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以及二戰後的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發達國家在技術和制度方面的經驗；類似的，中國和越南這樣的轉型國家也可以模仿發達國家運作良好的市場制度。這種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得以在相對較低的成本和風險下，實現快速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和制度調整。這種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得以維持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而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超過某些發達國家。
19世紀後期的西歐、二戰後的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實現了成功的發展，中國和越南在轉型時期也實現了迅速的發展，但為何其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卻未能充分利用這種潛在的優勢？這正是我在這次講座中所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部分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1776年）中分析了如何發展一個國家的問題，這標志著現代經濟學的誕生。近年來，不同發展中國家迥異的發展績效與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迥異的轉型績效，重新引起了經濟學家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興趣。
經濟學家為了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嘗試了多種途徑，並提出了很多理論來分析一國應該如何實現富裕、窮國政府應該如何改善其經濟績效。從會計角度來看，可以用不同國家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與生產率的差異來解釋其人均收入的差距。根據這種觀點，使一國變富的方法是對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及對於新的、更好的技術的采用。然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與生產率的提高本身是內生的（Acemoglu et al.，2005；Lewis，1955；Rodrik，2003），這些差異隻是不同國家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探尋支撐國家間收入差距直接原因的那些更為根本的因素。
經濟學家提出了決定國家經濟績效的許多根本性因素。Acemo—glu（2007a）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原因。是運氣。不確定性、協作、信貸市場和政府政策方面的異質性，能夠使一個在其他方面與別國條件相同的國家逃離貧困陷阱（Blanchard and Summers，1987；Howitt and McAfee，1988；Krugman，1981，1987，1991；Leibenstein，1957；Mat-suyama，1991；Murphy et al.，1989；Myrdal，1968；Nelson，1956；Rosen—stein—Rodan，1943）。第二是地理。地理因素可以通過土壤肥力、某些關鍵資源的可得性、疾病環境和運輸成本等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Diamond，1997；Myrdal，1968；Pomeranz，2000；Sachs and Warner，1997，2001）。第三是制度。制度有助於構建工作激勵及對技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激勵（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Dollarand Kraay，2003；Easterly，2001 b；Easterly and Levine，2003；Needham，1969；North，1981，1990；North and Thomas，1973；Olson，1982；Rodrik，2003；Roland，200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第四是文化和社會資本，包括信念、價值、偏好和信任，這些會影響人們對於財富、職業、創造力以及合作的態度（Abramovitz，1995；Bockstette et al.，2002；Chanda and Putterman，2007；Grief，1994，2004；Lal，2005；Landes，1998；Mokyr，1990；North，1994；Putnam，1993；Weber，1930）。
Rodrik（2003）把一國經濟績效的根本決定因素分為三類。除Acemoglu所列的地理和制度因素之外，Rodrik還加入了一體化或貿易，這是由實證證據所支持的（這些支持性的研究包括Dollar，1992；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Sachs and Warner，1995），並且得到了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內的國際組織的大力支持。
從理論上講，在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中，運氣作為長期收入不收斂的基本決定因素是合理的。但問題在於，陷入貧困陷阱的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為什麼不對其行為作出改變或對其協作作出改善，以使國家從差的均衡轉移到好的均衡？事實表明，一些陷入貧困陷阱長達幾個世紀的國家和地區會在突然之間開始動態增長，如20世紀60年代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以及1979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觸發了這種突然的增長呢？
地理盡管是上述根本決定因素中的外生變量，但並不是的（Rodrik，2003）。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國土都是貧瘠的沙漠或熱帶土壤，新加坡和毛裡求斯都是熱帶國家，瑞士和博茨瓦納都是內陸國家。在地理假說中，所有這些條件都被視為長期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然而，瑞士、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都置身於世界上富裕的國家之列，毛裡求斯和博茨瓦納也在近幾十年中實現了動態增長。歐洲國家在18世紀以及更早的時候曾為眾多疾病所困擾（Clark，2007），經濟發展使這些國家得以消除疾病、實現環境的改善。因此，不利的環境並非窮國經濟發展失敗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經濟發展失敗的結果。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貿易和一體化（更確切地說是政府的貿易政策）是一種根本性的決定因素。誠然，那些成功的國家從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中獲益良多，然而證據表明，旨在整合或分化國際經濟的特定公共政策同經濟績效之間並沒有很強的相關性（Rodrfguez and Ro—dfik，2001）。而且，我將在本次講座中指出，貿易或一國的開放程度是內生於政府的發展戰略的。因此，貿易不應被視為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
文化假說的支持者認為，一國的文化能夠影響人們對於工作、休閑、風險、教育、創造力和信任等因素的態度，通過這些影響，文化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但是，文化往往是一種既定的或變化緩慢的因素，把它當做經濟發展的根本決定因素的難點在於，文化無法解釋一個國家在長期停滯後的突然起飛，如20世紀60年代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與印度。文化也無法解釋擁有同樣文化的國家（如韓國和朝鮮、前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經濟績效上的顯著差異。此外，文化會隨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從而不應被視作經濟發展的原因。今天，日本工人辛勤工作的態度在世界範圍內有口皆碑，然而，以下這段節選自一位應日本政府之邀於1915年訪日的澳大利亞專家所寫的報告，就足以反映文化的變遷：
“當我看到貴國工作中的勞動者時，我對貴國勞動力廉價的印像很快蕩然無存。無疑，他們的工資很低，但是他們的生產力同樣也很低。看到他們，讓我感到你們是一個容易滿足的、隨性的、缺乏時間觀念的民族。在我與幾個經理交談時，他們說國家文化遺產中固有之習性是無法改變的。”（轉引自Bhagwati，1983）研究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為，制度塑造著一個社會的激勵，是一國經濟績效和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決定因素。他們認為，良好的制度可以激勵人們努力工作，進行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獲得更好的技術和改善資源配置，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好的制度，就會實現動態增長，實現富裕。相反，差的制度無法激勵人們做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事情，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不佳，就會陷於貧窮和經濟停滯。然而，制度同樣內生決定於經濟體中的其他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Friedman，2005；Hayami andRuttan，1985；Marx and Engels，1848；Lin，1989；Lin and Nugent，1995；North，1981；North and Thomas，1973）。此外，盡管少數制度可以實現快速變遷，但大多數制度的變遷都是緩慢的（Roland，2007）。因此，制度假說的支持者需要回答兩個問題。個問題是，哪些因素導致一些國家擁有好的制度，而其他國家擁有差的制度？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盡管一些國家並沒有顯著地改變它們的差制度，但卻開始實現新的動態增長？
制度假說的支持者主要致力於個問題的研究，並試圖運用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來回答這個問題。Olson（1982）強調了一國分利聯盟的增長對制度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一國穩定狀態的持續時間的函數。他認為，在沒有革命或其他社會動亂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流逝，出於尋租的目的，越來越多的特殊利益者會成功結盟。由於這個原因以及特殊利益組織中宮僚惰性的增長，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僵化”。
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96，2001）把一國政府管制和干預的結構視為政治均衡的結果。在這個均衡中，特殊利益集團通過資助競選活動來努力贏得政治家的保護，政治家則試圖化自己的福利，均衡取決於政治家所籌集到的贊助資金和選民的福利。以貿易政策為例，他們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可能會支持低效率的收入轉移途徑，而不支持效率更高的途徑。
基於對美洲新大陸經濟發展的研究，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認為，歐洲人無法在其面臨高死亡率的地方定居，從而更有可能在這些地區建立掠奪性的制度；而在那些死亡率較低的地方，他們就運用從歐洲帶來的制度建立起新歐洲社會。這些差制度和好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
同樣，基於16世紀之後美洲殖民地的早期歷史，Engerman andSokoloff（1997）強調了要素稟賦對制度質量的普遍性影響。根據他們的觀點，在氣候和土壤具有種植甘蔗和咖啡（當時易於獲利的作物）的比較優勢的殖民地，或者在礦藏豐富的殖民地，由於使用奴隸勞動力具有規模經濟，所以在生產中使用了大量的奴隸。強大的殖民地精英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及生產狀況，建立起能夠確保他們獲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力量和收入分配的社會、政治制度，而由此犧牲的就是經濟增長，這就是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所指出的拉丁美洲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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