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新政治經濟學評論 11

在線試讀

論文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經濟學？
摘要：本文首先澄清了中國轉型期的三重性——“文化－經濟－政治”，以及這一轉型期經濟行為的特征。其次，鋻於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和指導中國轉型期經濟行為與公共政策時發生的理論困難，此處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作為“演化社會理論”一部分、適用於中國轉型期社會的經濟學的特征刻畫。第三，與此相關的，是晚近發表的演化社會理論的學術文獻綜述，以及基於這一綜述的對未來研究方向和可能得到的結果的描述。
關鍵詞：演化；社會轉型；經濟學
引論中國“文化一經濟一政治”轉型期的界說
中國社會目前所處的時期，與目前史料所描述的中國社會長期的演變狀況相比，應稱為“轉型期”。根據常見的看法，這一轉型期始於鴉片戰爭——此為“外因說”。根據另一種看法，這一轉型期始於明末或南宋——此為“內因說”或“外因－內因”說。何謂“轉型”？這是要求澄清的個問題，雖然它未必有明確解答。
人類在“人科”之內的歷史，若是從四足猿演變為兩足猿（纖細型南方古猿）的時代開始計算，大約超過了600萬年。若是從樹棲人猿首科開始計算，大約超過3 000萬年。不難推測，如此漫長的歷史，在外部與內部因素的作用下，應由許多轉型期和穩態期構成。所以，隻要延續的時間足夠長，人類的每一個“社會”（家庭、洞穴、部落及群體的其他形態）都可能經歷轉型期。
穩態與轉型（“過渡過程”），是工程學的術語。這裡首先需要定義但通常很難定義的，是“狀態”（states）——世界的狀態，也就是將靜態的世界嵌入於動態的過程內。這裡涉及的，是哲學家和物理學家論證過的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在動態的世界觀念裡，有空間和時間，兩者相互依賴，稱為“時空”。在靜態的世界觀念裡，每一主體感受到的每一事物與這一事物在這一主體其他時刻的感受無關，從而，“主體”自身也隻不過是一繫列原本相互無關但可由聯想或假設產生關聯的感受。不論如何，我們通常持有的，是動態的世界觀。
在動態世界裡，每一時刻，主體的認知範圍，可稱為那一時刻的“世界”。認知主體對特定時刻的世界的感受與表達，假如能夠量化，或可表示為一組“量”的關繫——每一關繫可視為從感受世界到量化世界的一次映射。這些數量關繫當中，相互之間有依賴的可稱為“變量”，對其他變量發生影響但獨立於其他變量的可稱為“參量”。論文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經濟學？
摘要：本文首先澄清了中國轉型期的三重性——“文化－經濟－政治”，以及這一轉型期經濟行為的特征。其次，鋻於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和指導中國轉型期經濟行為與公共政策時發生的理論困難，此處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作為“演化社會理論”一部分、適用於中國轉型期社會的經濟學的特征刻畫。第三，與此相關的，是晚近發表的演化社會理論的學術文獻綜述，以及基於這一綜述的對未來研究方向和可能得到的結果的描述。
關鍵詞：演化；社會轉型；經濟學
引論中國“文化一經濟一政治”轉型期的界說
中國社會目前所處的時期，與目前史料所描述的中國社會長期的演變狀況相比，應稱為“轉型期”。根據常見的看法，這一轉型期始於鴉片戰爭——此為“外因說”。根據另一種看法，這一轉型期始於明末或南宋——此為“內因說”或“外因－內因”說。何謂“轉型”？這是要求澄清的個問題，雖然它未必有明確解答。
人類在“人科”之內的歷史，若是從四足猿演變為兩足猿（纖細型南方古猿）的時代開始計算，大約超過了600萬年。若是從樹棲人猿首科開始計算，大約超過3 000萬年。不難推測，如此漫長的歷史，在外部與內部因素的作用下，應由許多轉型期和穩態期構成。所以，隻要延續的時間足夠長，人類的每一個“社會”（家庭、洞穴、部落及群體的其他形態）都可能經歷轉型期。
穩態與轉型（“過渡過程”），是工程學的術語。這裡首先需要定義但通常很難定義的，是“狀態”（states）——世界的狀態，也就是將靜態的世界嵌入於動態的過程內。這裡涉及的，是哲學家和物理學家論證過的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在動態的世界觀念裡，有空間和時間，兩者相互依賴，稱為“時空”。在靜態的世界觀念裡，每一主體感受到的每一事物與這一事物在這一主體其他時刻的感受無關，從而，“主體”自身也隻不過是一繫列原本相互無關但可由聯想或假設產生關聯的感受。不論如何，我們通常持有的，是動態的世界觀。
在動態世界裡，每一時刻，主體的認知範圍，可稱為那一時刻的“世界”。認知主體對特定時刻的世界的感受與表達，假如能夠量化，或可表示為一組“量”的關繫——每一關繫可視為從感受世界到量化世界的一次映射。這些數量關繫當中，相互之間有依賴的可稱為“變量”，對其他變量發生影響但獨立於其他變量的可稱為“參量”。
基於尼古拉的庫薩及在他之後的萊布尼茨的看法，當主體感受到世界在此時與在彼時有差異時，就定義了這兩個不同時刻及同一世界的不同狀態。這一感受，在量化世界裡表達出來，就是變量和參量依時間變動的過程。假如主體對“時間”的感受可以量化，則任一時刻，上述的那一組數量關繫就定義了世界的一個狀態。又如果在認知主體的感受中，世界在此時刻的狀態依賴於世界在彼時刻的狀態，則世界是演變的。因此，我們可以隱含地定義：如果“過去”影響了“現在”，那麼世界是演變的，雖然隻是根據某一理論，我們纔可區分時間的過去與現在。
在我們感受的量化世界裡，如果描述了世界狀態的那些變量的變化速度不均勻，那麼，僅當它們的變化速度能夠被稱為“零”的時候，世界處於“穩態”時期。在任意兩個穩態時期之間的時期，稱為“轉型期”。
此處需要幾點說明。首先，“我們的感受”，它要求主體之間的交往——即“社會交往”，並要求在這一交往過程中的一群主體——稱為“群體”，能夠達成他們關於世界的感受的一些“共識”。
其次，我們每一個人感受世界的量化通常有許多變量和參量。例如，馬赫曾將“心智”視為一組變量，與那些刻畫著外部世界的變量相互作用。那麼，當我們認為世界的狀態不再是穩態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是心智變量的轉型期（內因說），還是心智的外部世界變量的轉型期（外因說）？
與此相關的是，第三，在我們能夠討論兩個穩態之間的轉型期之前，從個穩態，在那些變量已被視為不變的時刻，什麼樣的力量使這一世界再度發生了變化呢？遵循繫統工程學的習慣，我們假設“參量”是繫統從一個穩態過渡到另一個穩態的終原因。由前所述，這些參量可以是心智的也可以是心智外部的。
目前，中國社會經歷的這一轉型期可稱為“三重轉型”，其一是文化的，其二是政治的，其三是經濟的。與其他社會經歷過的轉型期相比，中國社會這一次轉型的主導因素是經濟的——不論是舊體制之瓦解還是新體制之嘗試。
人類之為“社會性哺乳動物”，基於其社會性而有了“個性”與“群性”這兩方面的心性特征，又基於其哺乳動物的特性而有了“情感”。人類的腦，在“脊椎動物一哺乳動物一靈長目”的數億年演化中，形成了三套由低級到高級的基本結構——分別被稱為“爬行動物腦”、“哺乳動物腦”、“大腦皮質”。既然如此，這三套結構之間或許會有衝突。例如，在目前這一演化階段，根據腦科學家勒多克斯的闡釋，人腦內的哺乳動物腦結構與新腦結構尚未完全相容，於是每一個體都可因內在衝突而自殺或癲狂。另一方面，雖然沒有明確的數據表明人腦內的爬行動物腦結構與哺乳動物腦結構之間存在著不能自發協調的衝突，我們仍可假設它們之間有衝突的可能性。因為，就每一個體而言，確實存在著情感與生理之間暫時失調的情況。例如，情感創傷可導致生理繫統失調，反之，生理疾病也常導致情感的紊亂。
情感的表達，稱為“情感方式”，需要借助姿勢、表情和言語（聲音、話語、文字及其他類型的符號）。因此，情感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有情，然後有人心。心為思之官，人心發動，始有思想。思念與想像，引發欲望，然後有行為。
強以類別，任一行為，約可名之：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情感的和信仰的。雖然，其間互有重疊。經濟行為旨在供養身體、維持再生、延續物種。政治行為旨在表達群體訴求、調解利益衝突、於群性之中升華個性。社會行為泛指個體之間一切非功利性質的交往，旨在緩和由經濟行為與政治行為所積累的不適宜性。情感行為首先是私人性質的，幸福、悲哀、恐懼，稱為“原初情感”；內疚、焦慮、嫉妒、怨、悔、惆悵等，稱為“次級情感”。後，有一種特殊情感，稱為“信仰”——超越個體生命和有限時空的永恆感。
諸如經濟行為這樣的人類活動，引出了文化的另一部分，更接近錢穆先生闡釋的“文明”概念，可稱為“生活方式”，即個體和群體生活的可被表達的諸種形態。故而，我們可將“文化”視為情感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綜合體。所謂“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相對於“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而言，是更為外在的和更具物質性的，例如經濟生活的形態和政治生活的形態，依外在環境的不同而有重要差異，導致了不同的文明。與“文明”相比，情感方式是更為內在的和更具精神性的，例如信仰的形態和審美的形態，依內在體驗的不同而有重要差異，導致了不同的倫理與宗教。
當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觸時，每一文明之內的人據以判斷“異己”文明的，無非是他自己的情感與生活能夠提供的判據，也就是他的文化傳統能夠提供的判據。因此，所謂“文明的衝突”，無非是不同文化傳統所提供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間發生的衝突。
當代中國社會的三重轉型，始於中國文化傳統的近代轉型，始於中國文化傳統近代轉型之艱難性——由器物至制度，再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傳統之根源，始知“全盤西化”實不可能，故重返制度層面，尋求適合於中國人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這樣一種“思想循環”，在100年裡發生了兩次——當然是“循環式上升”的過程。隻是在“集中計劃制度”的社會實踐被普遍認為徹底失敗了之後，中國纔轉向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市場化的制度實驗。這一轉向被稱為“經濟轉型”，通常認為需要50年纔可完成，因為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行為及政治行為方式（即政治體制）的轉型。
由於前述的100年思想循環及中國文化傳統的近代轉型的累積效應，在1990年代中期被再度解禁的市場化過程的衝擊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並與其內在的情感方式發生並積累了嚴重的衝突。每一個中國人，不論他持有自由主義立場還是新左派立場，或無法在一切問題上自洽地堅持任何一種立場，甚或在任一問題上不能有任何可表達的立場，總之，與前述的思想循環不同，現在，他的生活方式已經與他的情感方式嚴重離異，故而他不可能借助西方人的任何立場來化解這一衝突。為化解這一衝突，中國需要有“本土的”社會科學——植根於本土問題意識並且具有普遍主義視角的社會理論。
……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