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學家遇到政界人士
經濟學家經常會提出一些可以提高經濟政策質量的建議,但大多數通常都會被政界人士拒絕。盡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會給經濟帶來傷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政界人士往往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絕這些良好的政策建議。
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共同做出改變。經濟學家必須調整他們定義問題、制訂政策計劃和提出建議的方式。政界人士則需要提高對基本經濟學的理解能力,更多地將其作為政策的指引,而不是影響輿論的工具。然而這對雙方來說都不是易事,因為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思考問題的角度截然不同,雙方的思維經常發生衝突。本書將嘗試彌合雙方的分歧。
在前言中,我們提出了“燈柱理論”:政界人士利用經濟學的方式,就像醉漢倚靠著燈柱,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了獲得支撐。第 1 章~第 4 章詳細闡述了燈柱理論的起源,研究了造成理想經濟學和理想政治之間頻繁,甚至有時激烈衝突的原因。第 5 章與第 6 章討論了大部分經濟學家,至少是其中支持改革的那部分人,認識到理想經濟學是由一種所謂“理智與善良”的思考方式來構造的。這部分內容會改變很多人的固有觀念。
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的政界人士可謂鳳毛麟角。然而,做出政策決定的是政界人士,而不是經濟學家。第 7 章~第9章探討了政治對經濟的主導地位如何在國際貿易、收入不平等和稅制改革這三個關鍵的政策領域發揮作用。本書會闡釋在每一個場景下,政治與經濟學的衝突是如何導致經濟停滯或倒退的,這種影響不是隨機的,而是遵循了燈柱理論的邏輯。
好消息出現在後兩章和結語中。在第 10 章與第 11 章中,我尋找補救措施,確切地說是尋求權宜之計,從而促進政界人士和經濟學家的相互理解並緩和他們彼此間的衝突。簡單總結來說,我們需要把更多的經濟學理論融入政治實踐中去,並把更多的政治理解融入經濟學的運用中去。具體如何操作,詳見正文。
本書中提出的觀點在我腦海中醞釀了 40 多年。在我漫長的職業生涯裡,從開始教本科生經濟學,寫數以百計的專欄(近在為《華爾街日報》寫專欄),到為很多政界人士和總統競選提出建議,擔任克林頓總統初的經濟顧問委員,再到擔任美聯儲副主席,我一直從不同的視角密切地關注著華盛頓。其間的收獲,我將在本書中與大家分享。
本書的部分內容,尤其是第 6 章與第 7 章,是我大約 30 年前出版的《理智與善良》(Hard Heads, Soft Hearts)的延伸。在計劃寫本書的時候,我重讀了那本書,書中的道理依舊沒有過時。因為《理智與善良》是我到華盛頓之前寫的,所以現在有很多新的內容可以補充。在過去的 30 年裡,我對經濟學的態度幾乎沒有改變,而對政治的態度卻經歷了幾次轉變,近一次轉變主要是因為特朗普。
在提到美國的第 45 任總統時,我想把我的個人政治觀點表達清楚。我一直認為自己在美國政界屬於中立偏左。如果還有洛克菲勒式共和黨人,那麼我可能會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在,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黨人。我並不是要在左翼民主黨人和右翼共和黨人之間畫一條無關緊要的線,而是要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極右翼卑鄙,而極左翼幼稚。
在這裡討論特朗普,主要是因為我希望用新案例來闡明老觀點。事實上,這本書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就開始醞釀並草擬了初稿。書中的核心理念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已經確定,並將與時俱進。
約吉·貝拉(Yogi Berra)說得對:通過觀察可以學到很多。當思考某件事超過40年的時候,你已經積累了很多想法,其中很多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例如:我何時何地次冒出了這種想法?我遇到過很多良師益友,包括很多名人,比如我曾為他工作過的克林頓和我曾與他共事過的格林斯潘,許多政界人士、記者、政治學家、評論家以及經濟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