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當經濟學家遇到政界人士

前 言 經濟政策的燈柱理論

• 燈柱理論的起源：政治文明和經濟文明之間的衝突

第1章 文明的衝突

政治世界的三位一體：政治、話術和程序

經濟政策失敗的三大根源

遊戲的本質：政治智慧與非凡的毅力

第2章 視野的衝突

長遠還是眼前，這是個問題

政治大於經濟，時間順序很重要

時間的鴻溝：超短視野與超長視野

政策制定的核心困境：表像比實質更受歡迎

政治的非鐘擺理論：時機與路徑對政策的影響

好政策更需要好時機

可以找到折中方案嗎

第3章 麥迪遜詛咒與麥迪遜大道

對麥迪遜詛咒的重新審視

表達是一門重要且微妙的藝術

聽起來好的政策與實際上好的政策

經濟學家和大眾的不同世界

總統演講：制造噱頭還是兜售真相

政治輿論炒作：一個充滿希望的騙局

第4章 作為政界信使的媒體與公眾利益的衝突

媒體的風險：從傳播信息到解讀信息

用利益綁定解決委托代理問題

“白宮漏水”：當未經授權的信息洩密時

面對媒體：說還是不說

第二部分  燈柱理論的經濟學啟示：理智的頭腦與善良的心靈

第5章 經濟政策中的墨菲定律

經濟學家的共識

當經濟學家的共識與政治利益相悖時

主導經濟決策的是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總統演講：制造噱頭還是兜售真相

政治輿論炒作：一個充滿希望的騙局

第6章 呼吁：理智且善良的政策

負所得稅的成功案例

理智的頭腦：效率原則

理智的經濟政策要基於清晰的邏輯

善良的心靈：公平原則

把理智的頭腦和善良的心靈結合起來

第三部分  燈柱理論的應用：三個關鍵政策領域的問題

第7章 對國際貿易問題的分歧

經濟學家拒絕“照明”，政界人士無須支持

視野上的差異導致觀點上的分歧

政界人士來自金星，經濟學家來自火星

走向善良的貿易政策

反對自由貿易的虛假論點

為什麼要貿易保護

經濟學家和公眾的認知偏差

第8章 從經濟學角度看收入差距的根源

美國不平等的時代

加劇不平等狀況的三個原因

稅收政策的正反兩面

重新審視平等和效率之間的權衡

政策能做什麼

為什麼政府沒能做得更多

基於事實依據進行理智而善良的思考

第9章 對稅制改革的分歧：漏洞還是支柱

不考慮政治因素的稅制改革

經濟學家永遠是伴娘的命嗎

稅收政策中常見的誤解

 1986年的歷史奇跡：《稅制改革法案》通過

第四部分 應對燈柱理論的權宜之計 : 經濟和政治的融合

第10章 移動經濟學作用的指針

對經濟政策中的墨菲定律的修正

社會急需受過更好教育的選民

先甜後苦：向政界人士提供可先期兌現的收益

跨越時間視野的鴻溝

我們能削弱燈柱理論的影響嗎

美國政府需要平衡的力量

過往的成功留下的六條寶貴經驗

 1986年的成功改革能復制嗎

第11章 移動決策分工的界線

將政府的經濟職能去政治化

非政治性決策中權力移交的真相

“快速通道”特權

鄰避效應：關閉軍事基地

價值判斷問題請交給政界人士

經濟專家可拓展的兩個治理領域

國會和技術官僚的分工

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判斷題

任務艱巨，但未必不可實現

結 語 彌合分歧：用更簡單的方案解決復雜問題

參考文獻

當經濟學家遇到政界人士

經濟學家經常會提出一些可以提高經濟政策質量的建議，但大多數通常都會被政界人士拒絕。盡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會給經濟帶來傷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政界人士往往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絕這些良好的政策建議。

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共同做出改變。經濟學家必須調整他們定義問題、制訂政策計劃和提出建議的方式。政界人士則需要提高對基本經濟學的理解能力，更多地將其作為政策的指引，而不是影響輿論的工具。然而這對雙方來說都不是易事，因為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思考問題的角度截然不同，雙方的思維經常發生衝突。本書將嘗試彌合雙方的分歧。

在前言中，我們提出了“燈柱理論”：政界人士利用經濟學的方式，就像醉漢倚靠著燈柱，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了獲得支撐。第 1 章～第 4 章詳細闡述了燈柱理論的起源，研究了造成理想經濟學和理想政治之間頻繁，甚至有時激烈衝突的原因。第 5 章與第 6 章討論了大部分經濟學家，至少是其中支持改革的那部分人，認識到理想經濟學是由一種所謂“理智與善良”的思考方式來構造的。這部分內容會改變很多人的固有觀念。

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的政界人士可謂鳳毛麟角。然而，做出政策決定的是政界人士，而不是經濟學家。第 7 章～第9章探討了政治對經濟的主導地位如何在國際貿易、收入不平等和稅制改革這三個關鍵的政策領域發揮作用。本書會闡釋在每一個場景下，政治與經濟學的衝突是如何導致經濟停滯或倒退的，這種影響不是隨機的，而是遵循了燈柱理論的邏輯。

好消息出現在後兩章和結語中。在第 10 章與第 11 章中，我尋找補救措施，確切地說是尋求權宜之計，從而促進政界人士和經濟學家的相互理解並緩和他們彼此間的衝突。簡單總結來說，我們需要把更多的經濟學理論融入政治實踐中去，並把更多的政治理解融入經濟學的運用中去。具體如何操作，詳見正文。

本書中提出的觀點在我腦海中醞釀了 40 多年。在我漫長的職業生涯裡，從開始教本科生經濟學，寫數以百計的專欄（近在為《華爾街日報》寫專欄），到為很多政界人士和總統競選提出建議，擔任克林頓總統初的經濟顧問委員，再到擔任美聯儲副主席，我一直從不同的視角密切地關注著華盛頓。其間的收獲，我將在本書中與大家分享。

本書的部分內容，尤其是第 6 章與第 7 章，是我大約 30 年前出版的《理智與善良》（Hard Heads, Soft Hearts）的延伸。在計劃寫本書的時候，我重讀了那本書，書中的道理依舊沒有過時。因為《理智與善良》是我到華盛頓之前寫的，所以現在有很多新的內容可以補充。在過去的 30 年裡，我對經濟學的態度幾乎沒有改變，而對政治的態度卻經歷了幾次轉變，近一次轉變主要是因為特朗普。

在提到美國的第 45 任總統時，我想把我的個人政治觀點表達清楚。我一直認為自己在美國政界屬於中立偏左。如果還有洛克菲勒式共和黨人，那麼我可能會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在，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黨人。我並不是要在左翼民主黨人和右翼共和黨人之間畫一條無關緊要的線，而是要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極右翼卑鄙，而極左翼幼稚。

在這裡討論特朗普，主要是因為我希望用新案例來闡明老觀點。事實上，這本書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就開始醞釀並草擬了初稿。書中的核心理念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已經確定，並將與時俱進。

約吉·貝拉（Yogi Berra）說得對：通過觀察可以學到很多。當思考某件事超過40年的時候，你已經積累了很多想法，其中很多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例如：我何時何地次冒出了這種想法？我遇到過很多良師益友，包括很多名人，比如我曾為他工作過的克林頓和我曾與他共事過的格林斯潘，許多政界人士、記者、政治學家、評論家以及經濟學家。

……

……

  布林德在這本書中對他所提出的“燈柱理論”進行了細致且睿智的闡釋。燈柱理論認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政治家利用經濟學，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了獲得“支撐”。作為一名學者、美國政策戰場中的老兵，以及機智的作家，布林德是蕞適合來闡釋美國政策制定過程中所有混亂狀況的人。他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選擇，幫助更好地制定經濟政策。

本·伯南克

美聯儲委員會前主席、經濟學家

   布林德這部發人深省、引人入勝、可讀性強的著作，正確地批評了政客和經濟學家誤解彼此動機的行為。他還找到了一條解決棘手經濟問題的有效途徑，即在理性的經濟考量和對市場的尊重，以及對弱者的同情之間取得平衡。無論是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是普通人，都可以從這本書中獲得很多啟示。

小尤金·約瑟夫·迪昂

美國知名記者、政治評論家

  學術理論與政治實踐擁有復雜的關繫，布林德在兩方面都參與其中。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就像今天的頭條新聞一樣新穎，既具有啟發性，又有趣味性。

喬治·威爾

《國家評論》（華盛頓）編輯、《新聞周刊》特約編輯、《會見新聞界》電視評論員

[前言]

經濟政策的燈柱理論

政界人士利用經濟學的方式，就像醉漢倚靠著燈柱，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 了獲得支撐。

——對安德魯·蘭理論的變形

我可以從一個假像講起嗎？許多人似乎認為經濟學家對公共政策有著巨大的影響。畢竟，經濟學家經常出現在電視上，在白宮有著自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他們身兼數職，有時甚至擔任內閣職務，主導著美國政府強大的機構之 一——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所有這些表像似乎都為一種普遍的誤解提供著證據，即經濟學家在公共政策的決策中即便不是決定性角色也是關鍵角色。

但這隻是個假像。本文的文首雋語更能概括事實：政界人士利用經濟學的方式，就像醉漢倚靠著燈柱，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了獲得支撐。以特朗普為例，他於 2016 年當地時間 11 月 9 日當選美國總統，並於 2017 年 1 月 20日就職。如果他需要的話，其間他有大量的時間找到很多經濟顧問，更不用說獲得經濟建議。然而，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繫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向國會提交以激進的議案來取代奧巴馬醫改計劃的預算，這在後來遭到參議院的否決；特朗普還宣布美國退出有關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並放松銀行監管。這些都發生在他成立經濟顧問委員會之前。

“重大”時刻發生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被確定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那之前，一位名叫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競選顧問是特朗普團隊的經濟學博士。這是誰？你從來沒聽說過這人？這就是我想說的：但凡特朗普認為經濟學家的“照明”功能抑或是“支撐”功能至關重要，他都不會那麼做。

作為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長期成員，我相信經濟學家是經濟政策拼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這是一個假像，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假像。其實早於特朗普總統幾十年的燈柱理論描述的纔是事情的本質。誠然在某些時候，經濟理論對政策產生了深遠甚至決定性的影響，比如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卡車和航空運輸的放松管制，以及 1986 年的稅制改革，但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近期的案例。在更多的情況下，政界人士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他們依靠經濟學理論（有時甚至是不恰當的經濟學理論）來尋求“支撐”。

燈柱理論對政界人士是有好處的。許多政界人士希望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支持他們的政策。至少他們認為，這對政策信息的傳播有好處，因為這能夠給政策鍍上一層有學識的外表。特別是在一個幾乎沒有人相信政界人士的世界裡，經濟學家可以在政策討論中加入一些“公正的”甚至是“科學的”聲音。

經濟學家的這種“支撐”功能甚至有其特有的稱謂——“背書”。我曾無數次為民主黨充當背書人，他們通常會要求我就自己沒有參與制定的政策表示贊同。畢竟，如果你參與制定了一個政策，你又如何為自己背書呢？我如果認同這個政策，通常就會接受這項任務。我如果不認同，便不會接受。許多經濟學家也是如此，包括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值得注意的是，背書隻是給予“支撐”，起不到“照明”的作用。在經歷了 2016 年大選對專家的各種貶低和輕視之後，現在就連經濟學對政治的“支撐”作用都遭到了質疑。

燈柱理論對經濟學家有好處嗎？不太可能。雖然被用作舞臺道具通常沒有壞處，一些經濟學家也喜歡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但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天生就是杜魯門曾經看不起的“兩面”派（一方面……，另一方面……）。復雜的政策建議很少是完美無瑕或一無是處的。在這個復雜的世界，純粹的解決方案幾乎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因此，現實世界中的政策建議各式各樣，從吸引力但有一些缺點的，到不理想但有一些優點的。選擇總體很好但略有瑕疵的政策，比起選擇總體很差但稍有亮點的政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真正的“照明”將呈現全貌，包括每種政策的所有優缺點，但當你作為一個背書人時，政界人士尋求的是“支撐”，而不是“照明”與啟發。說出“另一方面”的政策缺點可能會授人以柄，對自己卻毫無幫助。這種政治環境給許多學者制造了緊張的情緒，對他們來說，例外、細節和灰色地帶在經濟領域中司空見慣。所以大部分學者不願在政治舞臺上冒險，那些願意冒險的人也會小心地扮演背書人的角色。用政治術語來說，他們有言論偏離黨派政治主張的風險，而政界人士絕不希望看到這種事情發生。

關於這種風險，我常舉的例子發生在 1982 年：裡根政府試圖請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出山，這位芝加哥大學傑出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剛剛獲得諾貝爾獎，政府希望他能為供給經濟學唱贊歌，支持裡根的減稅政策。他們一定認為斯蒂格勒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書人，因為這位裡根的支持者剛剛被奉為經濟學界的泰鬥。但當斯蒂格勒站在聚光燈下，被問及供給經濟學時，這位經濟學家竟然說：“這不過是個噱頭，或者說是個口號。”唉！這個回答對裡根沒有任何幫助。我想這應該對斯蒂格勒也沒什麼好處。果不其然，斯蒂格勒很快就離開了政治舞臺，但這並沒有損害他在學術界的聲望。

燈柱理論會對公眾理解經濟政策有好處嗎？肯定不會。面對一群持對立觀點的經濟學家，大眾很容易感到困惑，認為經濟學家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然後無視他們。在大選辯論中，往往獲勝的是說服力的候選人，而不是有論點的候選人。在美國，困惑的選民們有時候會為糟糕的政策打開大門。

供給經濟學誕生於 20 世紀 70 年代並沿襲至今，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裡根總統任期的早期，供給經濟學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它從未脫離過經濟學領域。當時，大概有 18 000 名美國經濟協會的成員會告訴你，裡根的減稅政策根本不會刺激出足夠多的新增經濟活動來為減稅本身買單。可能隻有千分之一的人會告訴你減稅政策可以奏效，盡管我並不知道這幾個人都是誰。意見“分歧”的存在就意味著，每個電視臺為了保持中立都需要安排意見相左的兩方經濟學家來展開辯論。這並不是真正的學術層面的辯論，而是少數人在鼓吹自己站不住腳的立場。媒體依然會盡職盡責地報道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立場，所以公眾總是一頭霧水。

目前重要的問題是：燈柱理論對公共政策有好處嗎？答案是否定的，而且風險繫數很高。在美國，公共輿論的重要性比大多數人心裡認為的更加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競選運動永遠不會結束。由於國會的投票受主流觀點的影響，政界人士經常進行激烈的輿論戰，這一過程更像商業廣告而不是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間的辯論——好的說客笑到了後。遺憾的是，好的政策制定者踫巧也是好的輿論創造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這樣看來，燈柱理論對政界人士來說似乎是有好處的，但對其他人來說則不然。不過，現在還沒到下結論的時候。接下來的章節並不是為了贊美經濟學家，我不會建議國家把重要的政策制定權交給一群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理論派。除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等為數不多的例外，由經濟學家提供建議、民選政界人士做出決定的分工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稱之為民主。

那麼問題來了：能否以某種方式來改善現狀，即更多地使用經濟學來指引政策，盡量少讓經濟學來為政策背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該如何實現呢？

接下來，我們將開啟探尋之旅。第 1 章的主旨是理解政界人士和經濟學家之間的文明衝突到底是什麼。這一章詳細分析了政界人士如何以及為什麼尋求支持，而經濟學家則用他們的認知作為對政策的“照明”。同樣地，衝突也是第 2 章和第 3 章的主題。第 2 章集中討論了政界人士的超短期時間視野和經濟學家的超長期時間視野之間的差異。第 3 章討論了政界人士和經濟學家在信息表達技巧方面的截然不同（劇透：經濟學家在這方面表現得相當糟糕）。

在第 4 章中，媒體作為信息中介的作用，重點從利用經濟學來獲得“支撐”轉向利用經濟學來獲得啟示，這種改變對社會更加有用。我們將看到，媒體在影響著每一個人。

第 5 章和第 6 章將更詳細地闡述我所說的經濟學啟示的真正含義。如果政界人士更好地利用經濟學，那麼經濟政策的質量將會如何提高？

接下來的三章討論案例，將前六章的基本思想和結論應用到當代政策的三個主要問題上：第 7 章將討論為什麼政界人士總是在國際貿易方面產生爭端，然而經濟學家卻意見一致；第 8 章將討論如果政治上無法避免不平等現像，我們該如何從經濟角度來縮小收入差距；第 9 章討論單純從政治角度出發而不考慮經濟影響的做法會如何攪亂稅制改革。

有些問題是要解決的，而有些問題是隻能敷衍的，燈柱理論就屬於後一類。政治文明和經濟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如此深，沒有人可以假裝能夠解決它，我也不例外。因此，我會在第 10 章和第 11 章討論如何尋找權宜之計，而不是解決辦法。那麼，有哪些可行的改變可以使經濟建議對政界人士更有用，從而提高經濟政策的質量呢？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為什麼這些扮演燈柱角色的經濟學家更多地用於“支撐”而不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