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從事學術研究的成長歷程/ 1

一 社會教育和我的大學/ 2

二 步入科研的殿堂和得到開闊國際視野的機會/ 5

三  扎根於經濟與財政研究，尋求建設性成果和人生

意義/ 11

貳  主要基礎理論貢獻/ 19

一 新供給經濟學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 20

二 廣義、狹義價值規律/ 41

三 財政學基礎理論/ 43

參  重大現實問題的創新型理論研究成果/ 65

一 中國財政“分稅制”改革研究/ 66

二 公共財政及其相關認識/ 85

三  中國配套改革思路、要領與“頂層規劃”及破解“非常之局”的繫統論/ 108

四 國有資產管理體繫與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131

五 宏觀調控與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 150

六 政策性金融體繫建設與金融改革、PPP創新/ 169

七 優化收入分配/ 184

八 中國的稅制改革/ 219

九 中國地方財經重大問題分析與相關機制創新/ 226

十  在改革中充分運用經濟手段促進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240

肆  中國現代化思路與戰略選擇/ 251

一 財政、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與鏡鋻/ 252

二  中國的現代化經濟社會的“現代國家治理”：走向共和/ 270

三 中國的現代化“趕超戰略”/ 286

伍  基於科研生涯，體悟科研規律/ 301

一 關於科研創新的可總結規律/ 302

二 關於“科研生態”合理構建基本要領的探討/ 311

附錄  核心研究成果清單/ 317

1984年春至初夏，我曾以研究生身份，帶著一沓單位介紹信，隻身一人在江蘇調研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南京到常州、無錫、南通、鎮江等地。這期間，先後去了幾十個工商企業、鄉鎮企業，走訪了所到城市的財政部門和相關綜合部門。當年的“拼搏”經歷至今記憶深刻：旅途中幾次因病發燒到近40℃，都是在附近找一家醫院打退燒針，之後便馬上繼續調查。途中我曾在紫金山拾級而上，瞻仰了仰之彌高的中山陵；也曾於浩莽長江邊，登上辛棄疾當年慷慨悲歌的北固山多景樓。多年的生活積累，加上自己不斷地進行理論思索與探求，在這樣的實際調查和江山遊歷中，容易觸發種種思想的火花與靈感。對於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的歷史和未來，我曾想了許多許多。路遇太湖邊的放牛童子開懷笑語，進入工廠車間因重新聞到機油味道而思緒連篇，看到鄉鎮企業的蓬勃興起歡欣鼓舞，面對鐫刻在紫金山石壁上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而熱淚縱橫……青春時期的種種夢幻與設想，此時已經變得實在多了。我實際上已經選擇了一條從事財經理論、政策研究的主線，作為我再進入社會的基準方向。廣泛的興趣、較寬的知識面和“數載寒窗”的積累，正在我這條主線的左右幫助自己研究思考中的觸類旁通。同時，我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分析能力已有明顯提高，細致的典型調查和“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整理與舉一反三之道，我能較快掌握，且時有“得心應手”之感。我覺得這時的自己已經初步具備一個學者所需要的學術基礎和科研作風，這會使我日後在對實際問題的考察和對經濟理論的思索中，能夠不斷找出現實運行中的問題所在以及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當然，我這時仍有許多困難和苦惱。簡單的例子是每的“助學金加補助金”便為滿打滿算的全部收入，買一本書也要掂量半天。但是，對於今後的奮鬥，我既有思想準備，也有信心——我開始“訴諸行動”。

     大學時代自己所寫的東西僅在校園的小報上變成過鉛印文字。那時覺得“作品”要刊登於公開發行的正式刊物，是難乎其難的。記得我在校園中曾一度迷戀於文學創作，心血來潮地寫了五六篇小說（關於“文革”和農村、工廠的基於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有兩篇得到《青春》和《萌芽》的編輯部回信鼓勵，但終差了那麼一步而未能發表。準備考研究生時，便不再做自己的文學夢了。大學畢業後，理論學習與思考的積澱，卻使我認認真真地寫起了理論文章。1984年，我所寫的一篇經濟學論文《論廣義、狹義價值規律》在經濟學界權威性的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了。初這篇論文寫成之後，自己對其“分量”是頗具信心的，寄給了一位大學學報編輯，過了一陣子他將原稿寄回，說寫得不錯，但難以發表。當時我心裡很不服氣，不知怎麼想到要再投給經濟學界“刊物”《經濟研究》。又過了一陣子，《經濟研究》的大信封寄來了，我心想一定是退稿，打開纔知道是要我對論文中的一個地方加以補充。補充修改後的稿子，以重點文章的規格刊出。另外，江蘇之行形成的調查報告和其他一些文章，也先後在刊物上發表了。我先向領導和有關方面彙報的常州市綜合財政（預算外資金引導管理）工作情況總結，引起高度重視，後來在財政繫統中被稱為“常州經驗”得到推廣。1984年秋季，我有幸參與了次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的聚會，即“莫干山會議”。與會的學者大都是站在時代潮流前沿的活躍分子，有的已頗具知名度，有的則在此後的若干年間成為風雲人物。與這些“出類撥萃之輩”的接觸，無形中給了我一個自我塑造的坐標，可以師人之長，補己之短，另外對自己的素質也有了一個“現場考察”；並且可領悟到如何對某些人表面化、不足道的東西引以為戒。我研究生畢業之後留所工作。在當時風起雲湧的改革浪潮中，社會各界的中青年已迅速異軍突起，十分活躍。在財政學界老前輩許毅等同志的支持下，以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簡稱財政部科研所）的青年同志為牽頭人，我們通過廣泛征文，於1985年底在長春召開了首次全國中青年財政理論討論會，正式成立了全國中青年財政理論研討會。會議氣氛熱烈異常，天天“掛牌討論”直至深夜。在會議的組織工作上，我與其他有關同志花費了許多心血和精力，但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振奮感和事業感。研究工作和組織工作，看似平淡，要做好卻都非常不容易。鋒刃初試，看來我還算是及格了。

     20世紀80年代在青年人中興起了“出國熱”。我因沒有中學的外語基礎，一直沒有出國的考慮。我在上大學時纔開始學英文，從基本的單詞學起，學得十分認真，且逐漸有“樂在其中”的感覺。攻讀研究生期間和工作之後，外語一直沒敢放松。1987年，領導安排我參加了國家統一組織的訪問學者考試（VST），成績很好，超過了當時110分的“直接出國線”。半年多後接到通知，我可以申請到英國進修一年。等到英方回復時，*又有新規定，不論考試成績如何，一律到指定地點培訓半年外語，於是我被指定去上海外語學院。1988年春該院的具體通知到達時，已經超過了學院規定的報到日期，我把工作安排停當趕去時，幾位培訓部負責人說我是因為“怕死”（當年春季上海流行乙肝）纔晚到，要取消我的培訓資格不予入學，且態度極其蠻橫。*同志打電話做工作讓我入學，管事的人仍然不同意，於是我隻好打道回府。在這之前，我曾因一個偶然機會得到美國亨氏基金進修項目申請表，認真填寫後寄去了（當時在財政部世行司工作的祝憲曾參加過此項目，他非常熱情地為我溝通美方並作了推薦）。因聽說入選率極低，我當時沒抱什麼希望。1988年夏，亨氏項目的回音卻來了，我入選為進修人。於是經過一繫列打仗一樣的匆忙準備，我在1988年9月初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去大洋彼岸的匹茲堡大學進修一年，費用完全由亨氏基金承擔。

     這一年，我像海綿吸水一樣地努力學習有用的知識與方法。除財政經濟方面的學習調研之外，還盡可能參加各種學術交流、社會考察。住在匹茲堡，足跡所至，包括東、西海岸若干大城市，以及弗吉尼亞與夏威夷。我悉心體察美國這個“頭號發達國家”的歷史、現狀、發展趨勢、社會組織、市場運行、政府職能、科研狀況、文化特點等。一年的進修，使我的眼界、思路大為開闊，反過來也就更明白了什麼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我當時形成了如下的觀感：美國是個自然稟賦豐富、年輕而鼓勵創新、充滿了矛盾又催生著夢想的國度。不少地方可遇見彬彬有禮、親切熱情的“志願工作者”們（按國內說法可稱為“活雷鋒”們），與不斷報道著的殺人越貨、道德淪喪並存；長得過胖、無錢進健身房的窮人，與每個周末都去海濱別墅度假、身材勻稱、曬得色如古銅的富人同在；吵嚷、喧鬧、商業繁榮舉世無雙、刑事犯罪數不勝數的紐約曼哈頓和寧靜安詳、夜不閉戶、充滿田園詩風格的鄉間小鎮，都一道享受著汽車、電視、電話、遊戲機等現代工業文明；大學區內的圖書館、音樂廳、教學樓、計算機房、教堂……巍峨而整潔，處處保養維修一絲不苟，而一英裡外破舊的施粥“廚房”門口，歪歪斜斜地靠著一些無家可歸者；有的大學生，寫的兩頁作文語法錯漏百出，而說不定哪一天，此公卻著實提出了什麼很有價值的創見；好萊塢的影片，百老彙的歌舞，佳作迭出，活力橫生，或情牽夢縈，或銷魂奪魄，高雅絢麗，儀態萬方，而街頭巷尾的不雅畫報，錄相可買可租……我在美國確有幾件事類似“小說題材”。比如天剛入美國國門，在紐約機場等候轉機時於書店翻看琳瑯滿目的圖書，結果放在腳邊的提包被小偷順手牽羊。因無經驗，護照、機票、現金、相機與衣物統統放在裡邊，結果“全軍覆沒”，幸虧身上還有住在匹茲堡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吳家祿先生的電話，打電話與他聯繫，他用朋友的信用卡為我補了一張機票，當晚我纔得以飛赴匹茲堡。又如，1989年夏參加美中關繫全國委員會組織的學術性旅遊，一天在紐約喫早餐時，團內徐蕾蕾小姐的背包被兩個黑人擄走，我們追出餐館，穿過第五大道的車流……我和另外兩個小伙子一起上，終於把包又奪了回來。美國朋友聽聞此事後驚詫不已，說：“假如他們動刀動槍……”聞此言，我也著實後怕，“英雄氣概”當時便去了大半。

     1989年9月初，進修期滿，我與美國朋友話別，如期歸國。隨身帶有在美國完成的《美國財政體繫的特點及其對我國財政改革的啟發》研究報告中英文本，並托運回四大紙箱書籍資料。亨氏項目對我進修的成果十分滿意。也有不少熟人勸我留下，讀個博士學位。但我另有想法，並不願在四五年後為已為數不少的海外華人增加一個與中國情況相當隔膜的經濟學博士。我對回國後的一些現實困難做了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後，便毅然踏上歸途。現在看來，我在美國的學習，以及後來陸續對德國、法國、英國、瑞士、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瑞典、韓國、日本、巴西、匈牙利、波蘭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訪問、考察、研討的經歷，也幫助我以比較和“反觀”，對中國的國情和現實問題形成了較全面和透徹的了解，這有利於我的研究成果在寬廣的視野上更好地契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