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偉大的說服哈耶克、弗裡德曼與重塑大蕭條之後的自由市場

編輯推薦

《偉大的說服》是一部極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以思想交流的網絡與交流的過程為焦點，通過揭示20世紀30—70年代兩次經濟大蕭條以來凱恩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等經濟學大師們的思想踫撞和演變軌跡，尤其通過哈耶克和弗裡德曼構建大西洋兩岸的傳播思想的網絡，在政治上對裡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在美國和英國主導的經濟政策革新裡根總統的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使英美兩國走出經濟危機的情況，反思今天金融危機的現實，並為走出今天的金融危機提供必要的知識路徑指引。

在許多時候，人們都把朝聖山學社的故事看作如下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範例：經過自己的努力，一群知識分子對所在時代的政治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很少有人看到，這個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則寓言：一群人冒險地運用意識形態影響力獲得了成功。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內容是：
——一保守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他們又是如何解釋並捍衛這些信念的；
——他們彼此之間是如何交替地相互影響和相互反對的；
——他們是怎樣很好地把握著政治與哲學之間的危險關繫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假設和觀點又是怎樣緩慢地、決定性地發生演變的。
面對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塑對自由市場的信心，需要不斷重新闡述自由市場的理念。自由市場的一些觀念永遠不會過時。

內容簡介

今天，面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許多學者和觀察家都在捍衛自由市場，試圖證明這種制度是可行的。無獨有偶，在上個世紀的大蕭條發生之後，整整一代經濟學家都修正了自己的世界觀。《偉大的說服》一書敘述的就是那一段思想史。安格斯·伯金追溯了戰後經濟思想發展演變的軌跡，並對我們這個以市場為中心的世界的許多基本的假設進行了反思。
保守派人士往往認為哈耶克是最有影響的自由市場衛士。然而，通過對以朝聖山學社（由哈耶克在1947年創立，米爾頓·弗裡德曼後來成了它的領袖）為代表的一繫列國際組織的深入研究，伯金令人信服地證明，對於資本主義的許多重要問題，哈耶克和他的同事們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對於政府干預，他們所采取的並不是一種徹底不妥協的立場，恰恰相反，他們提出了一種社會哲學，承認自由市場有嚴重的局限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守主義思想比人們以往所認為的更有活力、更國際化。
僅僅是到了20世紀60~70年代，弗裡德曼和他的同時代學者纔發展出了一整套更加尖銳、更加不可妥協的思想觀點和政策建議，用來捍衛自由市場。他們為巴裡·戈德華特和羅納德·裡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復興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設計了美國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的政治和經濟議程。伯金這部傑出的著作不僅揭示了當代人對自由市場的熱情的起源，而且凸顯了自由市場給人們帶來的道德困惑。

作者簡介

安格斯·伯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繫助理教授。

序言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
第1章經濟危機時代的自由市場主張
第2章雄心壯志
第3章以計劃對抗計劃
第4章新保守主義
第5章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發明
第6章道德資本
結論一個時代的精神

媒體評論

有些觀念永不過時
——讀《偉大的說服》
溫克堅
雖然每天都會趴在電腦前看各種新聞，但整部書籍我還是更習慣紙質閱讀，因此那天收到朋友發來的《偉大的說服—如何重塑自由》的電子版時候，我並沒有準備好完整的閱讀，不過看了幾個章節後，我的確被這本書吸引住了，在數個城市穿梭的間歇，這本書成了我的主要閱讀對像，並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看完了整本書。
這本書講述的主題是幾代經濟學人對市場的認知和信念的變化。1929年經濟大危機之後，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心開始動搖，發端於歐洲的理性主義知識潮流，結合蘇聯向世界呈現出來的發展奇跡，使得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開始質疑市場內在的力量，對政府參與市場或者干預市場的容忍度開始顯著提高，凱恩斯在學術上提供了有力的論證，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成為政策層面的模板。有些觀念永不過時
——讀《偉大的說服》
溫克堅
雖然每天都會趴在電腦前看各種新聞，但整部書籍我還是更習慣紙質閱讀，因此那天收到朋友發來的《偉大的說服—如何重塑自由》的電子版時候，我並沒有準備好完整的閱讀，不過看了幾個章節後，我的確被這本書吸引住了，在數個城市穿梭的間歇，這本書成了我的主要閱讀對像，並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看完了整本書。
這本書講述的主題是幾代經濟學人對市場的認知和信念的變化。1929年經濟大危機之後，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心開始動搖，發端於歐洲的理性主義知識潮流，結合蘇聯向世界呈現出來的發展奇跡，使得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開始質疑市場內在的力量，對政府參與市場或者干預市場的容忍度開始顯著提高，凱恩斯在學術上提供了有力的論證，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成為政策層面的模板。
不過凱恩斯主義對政府干預的積極引入，激起了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信奉市場的經濟學者的警惕和反駁，活躍於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一些學者成為主要的異議聲音，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學者是哈耶克，他從經濟哲學，商業周期和知識論等視角和凱恩斯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不過相互隔離的的孤立個體無法構成一個運動，隻有持續不斷的人際交流，相互支持和共同參與，纔能形成一個觀念運動。
為了協同觀念接近的學者群體的共同努力，哈耶克等人還推動成立機構，作為聯絡和協作平臺，對日後世界知識生產了巨大影響。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困境，一直要等到1947年，哈耶克他們纔最終成立朝聖山學社。
通過《偉大的說服》這本書的描述，我們看到朝聖山學社的成員們，雖然在基本立場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對於自由放任理念，還是充滿了分歧。來自歐美不同文化傳統的學人，以各自擅長的知識工具，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爭論。這種爭論在內部並沒有形成一種細致的統一，但其外在後果是，但以某種方式幫助重塑了自由市場的正當性和美譽度。當凱恩斯主義在政策層面如日中天的時候，社會大眾的認知卻像鐘擺一樣往回擺動，對市場的偏好開始回歸。
哈耶克本人的知識興趣轉向了法學，知識論，心理學等領域，並以《自由憲章》等著作為自由哲學提供了跨學科的精典闡述，而在公共知識舞臺，美國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成為推動自由市場理念復興的主要倡導者。哈耶克個人並不喜歡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但弗裡德曼卻是如魚得水，他熱衷各種公共事務，喜歡並擅長利用公共傳聞，社會輿論和商業，政界等的多種資源，不停的撰寫專欄，發表演講，參與聽證等等。在市場的道德倫理問題上，弗裡德曼也顯示了和經濟學同行不同的立場，和許多同行對市場的道德基礎保持疑惑不同，弗裡德曼認為市場強調個人責任，是一種能激勵美德的社會安排，隻有個體纔可能是利他主義者，資本主義是一個自足的美德生成器。他對政府提供醫療保健，公共住房，對外援助，農業補貼等等做法進行了大肆抨擊，最後幾乎毫無爭議的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並在政治上對裡根總統的經濟政策構成了重大影響。裡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在美國和英國主導的經濟政策革新，顯著的刺激了經濟自由化，提升了經濟活力，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個時候，可以說，曾經風靡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已經式微，而自由市場的信徒們重新主導了經濟學知識圖景。從觀念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艱辛的說服，這也是一個偉大的觀念說服過程。
不過人類是健忘的，對市場理念的信心需要一代一代重新傳遞，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成長，需要重新理解自由，需要重塑對自由市場的信心。人們需要明白自由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的，即使是理所當然存在的自由，也需要努力去理解其存續機制並懂得如何捍衛。在這個意義上，有些觀念永遠不會過時，需要的是不斷的重新的闡述。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人們很自然的又會傾向於相信政府救市的必要，以及政府救市的能力，這點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兩種不同程度和性質的市場體繫下，皆有反應。而2014年，中國經濟再度面臨危機，政策何去何從再度引發大眾關注。有效借鋻過往的觀念和智慧，纔能理解當下發生的問題，《偉大的說服》這本書的闡述，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必要的知識路徑指引。
這本書出色地重新解讀了現代保守主義思想史，使我們對保守主義運動的各位主要人物都有了新的認識。新自由主義並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預設前提的基礎上沿著一條直線從哈耶克發展到米爾頓·弗裡德曼的，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競爭的過程，它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從而形成了一個曲折的發展軌跡。”
——丹尼爾·羅傑斯《斷裂的年代》的作者
伯金的著作敘述了朝聖山學社改變“市場在社會中的作用”的公共辯論的過程，並出色地解釋了這種改變得以發生的原因。伯金的研究態度很認真，他的考證很細致，頭腦非常清晰，敘述流暢得如行雲流水一般。他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布魯斯·考德威爾《哈耶克的挑戰：哈耶克的思想傳記》的作者
凱恩斯有一句名言，歷史上真正重要的是思想觀念，而不是利益。現在讀者看到的這部著作，堪稱觀念史研究領域的一個巨大成就。在這本書中，伯金有力地闡明了少數幾個人以及他們的觀念是如何將凱恩斯的福利主義正統思想撕得粉碎的。不過，很可能即便是凱恩斯本人，也會歡迎這樣的結果，因為伯金最終證明，沒有任何一種社會思想，包括今天統治世界的自由市場理念在內，是完全無懈可擊的，至少對於那些堅持認為它是錯誤的人來說，肯定是這樣。
——塞繆爾·莫因《最後的烏托邦：歷史上的人權》的作者
《偉大的說服》是一部極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揭示了一小群理論家是如何在市場為中心的政治保守主義取得勝利和保持勝利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的。經濟學家們的思想往往以沉悶乏味而著稱，但伯金卻成功地使它們呈現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動態性，因為他娓娓動人地講述了兩代思想家構築網絡、普及思想、推動政治變革的故事。 ——大衛·霍林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在線試讀

第1章經濟危機時代的自由市場主張
在1933年的春天，在凱恩斯發出“自由放任主義行將終結”的宣言將近10年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走上了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簡稱LSE）的講臺，發表就職演講。雖然與凱恩斯一樣，他演講的主題也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軌道，但是在他做演講的時候，所有其他方面的情況都已經與凱恩斯演講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在這些年裡，世界經濟進入了嚴重的蕭條期，經濟學界的主要人物對傳統的範式產生了懷疑，盡管他們在公共領域裡的聲望仍然在不斷地攀升。在牛津大學演講時，圍繞在凱恩斯周圍的都是一些有教養的博學之士，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哈耶克的聽眾則是來自一個創建不足40年的機構——倫敦經濟學院——的師生，在當時，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隻是對臨時性的學生很有吸引力，而且旁邊不遠處就是一個著名的貧民窟。哈耶克比凱恩斯小17歲，雖然在他的祖國奧地利已經頗有聲名，但是在英國，除了社會科學家的小圈子之外，還鮮為人知。由於他在演講時帶有濃重的維也納口音，哈耶克的許多聽眾都覺得要理解他的演講很費力。雖然哈耶克同意凱恩斯的觀點，認為自由市場至上這種社會哲學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他發表這個演講的目的是哀悼，而不是慶祝它的衰微。
在哈耶克的聽眾當中，有一些經濟學家是贊同他的觀點的，其中包括愛德溫·坎南和萊昂內爾·羅賓斯。坎南是一位年老的保守主義者，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繫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的設想發展起來的；萊昂內爾·羅賓斯是坎南的“門徒”，正是他邀請哈耶克前來倫敦經濟學院的，並為他提供了一個教授職位。在簡單地征詢了聽眾的意見之後，哈耶克對聽眾指出，在經濟學界內，支持自由市場理念的大有人在。他強調，問題在於，支持自由市場理念的這些人沒有能力去影響廣大的公眾。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官員會對計劃經濟的優點提出質疑。“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悲哀地總結道，“到目前為止，不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對於那些對政府干預持異議的經濟學家來說，公眾的不認同使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了，給出的建議公眾既不願意聽，也不可能對當前事務產生任何影響”。不過他認為，他與他的同事們其實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明顯與現實世界有關的科學知識，所缺的隻是一座橋梁，把理論與現實世界連接起來。第1章經濟危機時代的自由市場主張
在1933年的春天，在凱恩斯發出“自由放任主義行將終結”的宣言將近10年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走上了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簡稱LSE）的講臺，發表就職演講。雖然與凱恩斯一樣，他演講的主題也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軌道，但是在他做演講的時候，所有其他方面的情況都已經與凱恩斯演講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在這些年裡，世界經濟進入了嚴重的蕭條期，經濟學界的主要人物對傳統的範式產生了懷疑，盡管他們在公共領域裡的聲望仍然在不斷地攀升。在牛津大學演講時，圍繞在凱恩斯周圍的都是一些有教養的博學之士，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哈耶克的聽眾則是來自一個創建不足40年的機構——倫敦經濟學院——的師生，在當時，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隻是對臨時性的學生很有吸引力，而且旁邊不遠處就是一個著名的貧民窟。哈耶克比凱恩斯小17歲，雖然在他的祖國奧地利已經頗有聲名，但是在英國，除了社會科學家的小圈子之外，還鮮為人知。由於他在演講時帶有濃重的維也納口音，哈耶克的許多聽眾都覺得要理解他的演講很費力。雖然哈耶克同意凱恩斯的觀點，認為自由市場至上這種社會哲學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他發表這個演講的目的是哀悼，而不是慶祝它的衰微。
在哈耶克的聽眾當中，有一些經濟學家是贊同他的觀點的，其中包括愛德溫·坎南和萊昂內爾·羅賓斯。坎南是一位年老的保守主義者，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繫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的設想發展起來的；萊昂內爾·羅賓斯是坎南的“門徒”，正是他邀請哈耶克前來倫敦經濟學院的，並為他提供了一個教授職位。在簡單地征詢了聽眾的意見之後，哈耶克對聽眾指出，在經濟學界內，支持自由市場理念的大有人在。他強調，問題在於，支持自由市場理念的這些人沒有能力去影響廣大的公眾。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官員會對計劃經濟的優點提出質疑。“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悲哀地總結道，“到目前為止，不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對於那些對政府干預持異議的經濟學家來說，公眾的不認同使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了，給出的建議公眾既不願意聽，也不可能對當前事務產生任何影響”。不過他認為，他與他的同事們其實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明顯與現實世界有關的科學知識，所缺的隻是一座橋梁，把理論與現實世界連接起來。
在自己的職業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就已經時常感到他的觀點有悖於時代的“主旋律”了，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時候，這種對比更為明顯。當政府不斷采用激進的方式來對付這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時，在學術界，反對政府干預的學者們感到自己更加被邊緣化了。但是在大西洋兩岸的一些學術機構裡，還是聚集了一大批反政府干預者，他們也因為敢於挑戰主流思想而倍感自豪，這些學術機構包括哈耶克自己所供職的倫敦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還有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這些機構的經濟學家們對當前公眾輿論的傾向表示絕望。在哈耶克到達倫敦之前，萊昂內爾·羅賓斯就已經明確表示，廣大公眾永遠不可能掌握經濟理論。在1930年，他宣稱，“如果希望經濟學能夠變成一個沒有經過經濟學訓練的外行也能理解的東西，那麼注定會遭到永遠的失敗”。在近10年的時間裡，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大多時候都處於抑郁狀態，部分原因是他在公眾辯論中的挫敗感，他感到民主政治體制維持不下去了。直到1934年，他還堅信，民主政治體制能夠維持的時間不久了，“在我們看到類似於對自由主義的研究這種事情在美國和所有其餘實行自由主義的歐洲國家徹底衰亡之前，至多不會超過兩個10年的時間”在到達日內瓦之前，流亡海外的德國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威廉·羅普克就曾經斷言，“即使在戰術上仍然未被擊敗，但是承認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地位”的時機已經來臨了。那些支持自由企業制度的經濟學家意識到他們是這個正處於消失當中的社會哲學的最後捍衛者。
雖然這些耶利米哀歌式的預警有些過頭，但是他們的冷酷無情的斷言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對於支持政府干預的學術競爭對手（即支持自由主義的人）來說，這是一段異常孤立的時期。公眾報刊迅速對他們的觀點進行了批駁，隻當他們是一群過時了的怪人在作無稽之談。即便是各保守主義政黨，就如他們在國內應對經濟危機一樣，也不再為正統經濟學提供可靠的避難所了。現有的各工業部門充其量不過是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共謀者，隻熱衷於維繫保護性的關稅和在與監管部門談判時的壟斷性優勢。盡管哈耶克強調的觀點與此相反，但是在經濟學界內部，即使是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們，也越來越對此熟視無睹了。在美國社會科學家當中，擁有左傾歷史主義傾向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家擁有的勢力最為強大；而在英國，不管是在學術世界裡，還是在公眾的心目當中，凱恩斯都被看成是一個卓越的經濟學家。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之後不久，凱恩斯主義盛行於大西洋兩岸的各個經濟部門。在倫敦與芝加哥的經濟學家們發現，不管是在經濟學界還是在公眾當中，自由市場的支持者已經越來越少了。
在盎格魯-美利堅世界裡，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們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和中期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這算得上是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的一個非常顯著的事件。這部分地歸因於伴隨著嚴重的金融危機而來的對市場信任的喪失。隨著眾多事件的發生，這個世界變得更混亂了，但是自由市場倡導者們所組成的團體的意識形態卻依然顯得不完整。然而，在公共辯論領域，不管經濟學家們會感到多麼沮喪，他們所持的觀點、論據、假設都有助於豐富它的內容、塑造它的結構。在經濟形勢動蕩時期，當既定的假設在更廣泛的公共領域裡突然變成了被爭論的對像時，這種影響是最明顯的。哈耶克所遭到的挫折部分地歸因於他所處的時代的狀況，部分地歸因於他與他的同仁們在傳播他們的信息時在修辭上的缺陷和修辭力量的不足。
在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雖然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們對當時推進政府干預都共同持有懷疑的態度，但是他們的觀點卻鮮有統一的時候，不但如此，它們的觀點甚至還時常相互對立。在倫敦，萊昂內爾·羅賓斯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最初都堅持這樣的觀點，即對於糾正經濟危機，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經濟低迷是一種商業周期，首先應該歸咎於政府的過度干預。他們認為，政府進一步的干預隻會導致這種災難的再次發生。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這個主張無為而治的團體更加被人們所忽視了，因為經濟學家們和公眾都渴望找到積極的解決方法來應對看似非常頑固的經濟危機。在芝加哥大學，弗蘭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納與亨利·西蒙斯對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繫列事件所做出的反應則顯得更加合適一些。雖然在政府公共事務的項目、累進稅制、社會保險與強有力的反壟斷政策方面，他們各自持有不同的態度，但是他們三個人都譴責市場的過度自由放任。這使他們比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同行們更接近於經濟學的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這也使得他人較難把他們與任何一個確定的思想流派或學術綱領聯繫起來。從總體上看，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這些經濟學家的言行表明，自由市場理念的倡導者們的內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陷入了分裂狀態。有一些“死硬分子”堅持極端的“反動立場”，但是很少有人同意他們的立場；而另一些人則更願意做出一些讓步，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清晰地闡明一個與流行觀念相對立的內在一致的世界觀。
大西洋兩岸的主要經濟學家們都不情願讓他們自己的學術機構成為公共辯論中被猛烈抨擊的對像，相反地，他們首先力求去影響經濟學界的同行。他們也沒有一個可以用來討論他們的觀點、形成新的修辭策略的平臺，沒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網絡，也缺少可以為那些對他們的觀點持有同情態度的年輕同行們提供幫助的機構。恰恰相反，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大學裡各自為政，獨立地進行研究，隻有通過學術演講或者通過私人之間的交往纔能建立起一些聯繫。他們之間的友誼偶爾也會鼓勵他們橫跨大西洋見上一面，但是那意味著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旅行過程。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花很多精力進行相互攻擊，其激烈程度不亞於與觀點完全不同的人的辯論。他們四分五裂，所堅持的觀點也支離破碎，未能形成一個共同的聲音。事實證明，企業組織並不願意為這類以研究自由市場觀念為目的的人提供資助，在學術界，也很少有人嘗試著努力讓他人來認同自己所做的研究。請參閱羅伯特·柯林斯的《商界對凱恩斯的回應：1929—1964年》，第50頁。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存在著什麼內在的凝聚力，也不擁有任何重要的制度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他們幾乎沒有能力去影響那些已經被組織得更好的、立場和觀點更一致的思想團體所吸引的公眾。
哈耶克是一個細心的觀察家，他關注制度的變化，開始估量他與同事之間所面臨的許多挑戰，並且把這種挑戰視為重要的學習機會，從中學習到了許多經驗教訓。未來的歲月將證明，他這樣做是非常有價值的。在他1933年的就職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同時代的政治的看法，他的悲觀主義傾向已經有所緩和，他甚至在那次演說中給出了一個積極的判斷：觀念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他告訴他的聽眾，現在的公眾輿論“很明顯可以追溯到大約一代之前的經濟學家們的思想。因此事實是，經濟學家的教學並不是沒有任何影響，恰恰相反，它的影響非常之大”。他的同事們需要記住的是，思想觀念“需要很長時間纔能讓人感覺到它的影響力”。在隨後的幾年中，他們在這頗具挑戰性的10年裡所認識到的這些問題將幫助他們形成自由市場理論的結構框架。出於對內部成員持續處於四分五裂並且一直各自為政的狀態的不滿，從20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他們通力合作，創辦了許多組織機構，並通過它們發展和傳播他們的思想理念。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以下一些問題上（盡管對於這些問題，他們的意見仍然並不一致）：他們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是什麼？他們的經濟理論與社會哲學之間的關繫是什麼？他們可以接受的政府干預的形式、結構和程度是什麼？最有可能說服別人采納他們的世界觀的修辭策略又當如何？他們的這些行動幫助他們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重新建構了公共生活中的主導觀念，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從根本上講，應該讓市場自由發展，任何試圖利用自己的意願與判斷去干預市場的行為都具有誤導性。在大蕭條發生數十年之後，自由市場觀念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要歸功於它早些年所經歷的失敗。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倫敦經濟學院集中了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政府干預無助於解救持續發展的經濟危機，倫敦經濟學院也因此而聞名於世。當時，在大西洋的兩岸，即使那些最主要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也在提倡實施公共工程和其他一些應急措施。但是萊昂內爾·羅賓斯和他的同事們卻在認真地思考著政府干預的危險性。當然，遺憾的是，他們沒能找到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於他們年輕、具有非凡的魅力，觀點上又相對大膽，因此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在經濟學界，他們便成功地俘獲了一部分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在這個日益突出的領域裡，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繫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中心，學生們與教師們都意識到，他們的討論意義非凡，其影響將遠遠地超出他們會議室的範圍。不過，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充滿在討論過程中的那種激動人心的感覺已經消失了。有些教師，比如說哈耶克，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似乎已經與經濟學沒有多大關聯了；而其他一些人，比如說羅賓斯，他們的觀點已經開始接近於主流經濟學了。盡管聲名漸起的哈耶克與羅賓斯都表示，自由市場觀念的基礎已經開始改變，但他們在態度上的急劇變化表明，如果希望自己的觀點獲得公眾的支持，那麼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們就需要重構他們的思想觀念。
倫敦經濟學院能夠發展成極端保守的經濟學的制度家園，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異數，給許多觀察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像。倫敦經濟學院的歷史不算悠久，它是約四十年前由費邊社的成員們創辦的。他們創校的宗旨是，讓學生們在經濟學與政治學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以便更進一步地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由於費邊社的宗旨非常獨特，結構也自成體繫，這使得費邊主義者在同樣信奉社會主義的同行中顯得非常與眾不同。正如喬治·肖伯納在回顧他們這個群體時所寫的那樣，毫無疑問，費邊主義者都是卓爾不群的精英分子，他們把自己看成是“文化怪客式的少數派以及真正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戰術家”，“對於文盲以及在政治上一無所知的幼稚人士，他們沒有時間去改造、去進行基本的社會主義教育”相反，他們致力於促進知識開放的政策的研究；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與那些“不友好”的聽眾共享他們的觀點，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已經改變了信仰的人組成的小圈子內，那麼，他們的觀點將會成功地“滲透”到更多的聽眾心底裡去。他們避免使用革命性的語言，用悉尼·韋伯的話來說，他們在追求社會變革時更喜歡這種社會變革是通過“必然的、漸進的”過程而實現的。因此，倫敦經濟學院所關注的是針對社會科學的高級訓練，而不是對工人和大眾進行基礎教育；它歡迎代表著各種各樣觀點的師生群體的加入，而不要求他們堅持某種特定的思想觀念；它致力於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而不是鼓吹激進的行動。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回顧起創社時所提出並一直堅持下來的精英主義、開放性與漸進主義宗旨時，費邊主義者們頗有些躊躇滿志的感覺。肖伯納在1931年重版的《費邊社文集》（Fabian Essays）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我們這個國家的政治環境下，費邊社呈現出了令人喫驚的發展態勢。”有一個費邊社會主義者成了首相；費邊社的兩位創始人都成了英國上議院的議員；下議院內則“充滿了費邊社會主義者”。學院的基礎設施也迅速增加，這為學校贏得了一個綽號——“建築物日不落帝國”。相對於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來說，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國籍範圍更加廣泛，有著不同的經濟背景的學生也更多，學院本身也以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向而著稱。
倫敦經濟學院之所以充滿活力，這得歸功於它的創校宗旨，即創造一個開放性的學術研究環境。倫敦經濟學院以兼容並包著稱，它甚至在制度上規定，必須聘用非正統的學者，鼓勵他們提出“異端”學說。當然，這種規定的代價是無法掌控全體教師的政治觀點；而且有的時候，辦校思想也出現了不連續性，例如，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後來成了一名保守黨國會議員。不過，最令費邊社成員惱火的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越來越以思想“反動保守”而出名了。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倫敦經濟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比阿特麗斯·韋伯在日記中提及學院的經濟學教師的有關理論時，總是充滿著輕蔑的語氣。例如，雖然她發現在人際交往方面，羅賓斯“相貌迷人”、“令人愉悅”，但是在學術方面，她發現羅賓斯與他的同事們是“教條主義的、純理論化的”，“都是極端個人主義者，一心為以盈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辯護”，是“狂熱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家”，是“拿索·西尼爾和赫伯特·斯賓塞的自由放任主義”的追隨者。總之，在倫敦經濟學院，他們就是“我們的對立面”。有意思的是，正因為費邊社成員們恪守承諾，堅持了開放性的學術研究，纔使得倫敦經濟學院演變成了一個特定經濟學理論倡導者們的避難所，而他們當初創辦這個機構的目的，正是為了“戰勝”這種經濟學理論體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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