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活中偶爾也會有充滿啟示性的時刻。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金碗》中，那位美國豪門女繼承人在不經意的一瞥間就證實了心中的懷疑：她的丈夫和她的繼母關繫曖昧。對全球經濟而言，2008年9月19日就是這樣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美國國會拒絕通過（盡管後來又推翻了這一決定）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提出的7 000778點，全球股市也應聲而落。突然之間，看起來再也不可能發生的“大蕭條”仿佛即將重演。
大蕭條是20世紀的一場災難，它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失業。然而，大蕭條似乎還嫌帶來的痛苦不夠深重，反而愈演愈烈，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5 000多萬人在戰爭浩劫中喪生。
眼下，大蕭條極有可能重演，因為經濟學家、政府以及公眾近年來揚揚自得，已經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的教訓。在那個艱難的年代，我們知道了經濟實際上是怎樣運行的。我們還知道了，在一個強健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繫中，政府應當扮演什麼樣的恰當角色。本書會還原那些歷史教訓，同時用現代的觀點對它們進行解釋。為了弄明白世界經濟如何陷入當前的困境，我們有必要理解這些教訓。更重要的是，隻有理解了這些教訓，我們纔知道該怎樣應對。
在大蕭條中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這本1936年的經典著作中，凱恩斯闡述了美國和英國這樣資信良好的政府怎樣通過借貸和支出使失業勞動力重新就業。這個解決方案在大蕭條期間並沒有得到繫統貫徹。直到大蕭條結束，經濟學家纔開始向政治家提供清晰的指導。因此，各國領導人隻能摸著石頭過河。比如，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實際上都采取了一些赤字支出政策。盡管他們感到非常困惑，但是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的直覺是正確的，其政策方向也大體正確。然而，由於沒有指導方針，他們缺乏將這種政策貫徹始終的信心。
為了打贏戰爭，凱恩斯主義理論終得以實施，失業現像消失了。到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的方案得到了廣泛認可，被世界各國采用，甚至被奉為圭臬，載入法律。在美國，1946年的《就業法》將維持充分就業歸為聯邦政府的責任。
在抗擊衰退的過程中，關於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原理完全融入了學院派經濟學家、政治家甚至一些普通大眾的思想。據說，甚至連米爾頓弗裡德曼也被引述曾說過“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弗裡德曼後來宣稱自己的原話被斷章取義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大體上是可行的。當然，經濟總是有起有落，甚至會發生一些劇變，如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日本、1998年後的印度尼西亞和2001年後的阿根廷。但是，鳥瞰全球經濟，整個戰後時期的經濟發展一直是成功的，而且還將繼續取得成功。一個又一個國家維持了所謂的充分就業。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和印度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並開始體驗經濟繁榮與增長。
但是，在運用赤字財政有效擺脫衰退的背後，《通論》中另一條更為根本的信息被棄若敝屣，即凱恩斯對經濟運行和政府角色的深入分析。1936年《通論》出版時，政治經濟學譜繫中有一派較為的人認為，凱恩斯主義之前的經濟學是正確的。按照這種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自由市場在自發、無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好像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確保充分就業。根據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邏輯，以簡單的形式表示就是：如果一名工人願意以低於其生產貢獻的工資工作，雇主隻要給他提供一份工作就能從中賺取利潤。持這些觀點的人極力主張政府平衡預算，堅持認為政府干預越少越好。而1936年譜繫的另一端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為，要擺脫20世紀30年代的失業局面，政府就必須接管經濟，然後纔能通過雇傭來消除失業。
但是，凱恩斯選擇了一條更折中的路線。在他看來，經濟不隻是像古典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受到像“看不見的手”這種理性行動者的控制，隻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參與到交易中。凱恩斯承認，大多數經濟行為源自理性的經濟動機，但也有許多經濟行為受動物精神的支配。人們總是有非經濟方面的動機，在追求經濟利益時並不總是理性的。在凱恩斯看來，這些動物精神是經濟發生波動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願失業的主要原因。
要想理解經濟，就必須理解它是怎樣受動物精神驅動的。正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一樣，凱恩斯的動物精神是換個角度觀察經濟的關鍵，這一新角度解釋了資本主義潛在的不穩定性。
凱恩斯對動物精神如何驅動經濟的說法引入了“政府角色”這一話題。他認為，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非常像各種育兒指南中所定義的家長角色。一方面，指南書警告我們不要太獨裁。孩子會表面上服從，但當他們到了青少年時期就會反叛。另一方面，這些書告訴我們不要太嬌慣孩子。如果過於嬌慣，孩子就難以學會自我約束。指南書告訴我們，恰當的育兒方式要在這兩個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父母的恰當做法是設定限制，這樣孩子就不會過度放縱他們的動物精神，但這些限制還要給孩子留有獨立學習和發揮創造力的空間。父母的任務是營造一個幸福的家庭，給孩子自由，同時保護孩子免受動物精神的支配。
這個幸福的家庭正好對應於凱恩斯（也是我們）關於政府恰當作用的定位。正如古典經濟學所證明的那樣，資本主義社會擁有極大的創造力，政府應該盡可能少地干預這種創造力。另一方面，若是聽之任之，資本主義經濟就會出現過剩的問題，現在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它還會導致經濟狂熱，隨之而來的便是恐慌和失業問題。大家會過度消費而幾乎不儲蓄。少數族群則在糟糕的境遇中飽受煎熬。房價、股價甚至石油價格暴漲，然後暴跌。正如育兒指南中提到的父母的恰當角色一樣，政府的恰當作用是搭建平臺。這個平臺應當讓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完全釋放，但也要能夠制約由我們的動物精神引起的行為。
說到行為，小布什曾精闢地將這次經濟危機解釋為“華爾街喝醉了”。但是，華爾街為什麼會變得一塌糊塗？為什麼美國政府為這種局面提供了前提條件，當它過度放縱時卻置之不理？當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必定來自某個經濟理論，這個理論能解釋其中的原理，然而這個理論來源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逐步閹割。在《通論》首次出版後，這個過程便開始了，並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愈演愈烈。
動物精神是凱恩斯解釋大蕭條的核心理念。在《通論》出版後，幾乎所有的動物精神，不管是非經濟動機還是非理性行為，都被他的追隨者一一抹殺。他們隻保留了恰能得出小公分母理論的動素，目的是使《通論》和當時標準的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學術差異小化。古典理論並不包含動物精神，它認為人們完全按照經濟動機理性地行動。
凱恩斯的追隨者采取這種“改頭換面的做法”（如海曼明斯基所述）有兩個充分的理由。首先，蕭條仍在肆虐，他們希望能讓人們盡快轉變觀念，支持凱恩斯關於財政政策作用的觀點。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支持者，他們將凱恩斯的理論改造得盡可能地接近當時的主流理論。而保留小偏差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能夠讓當時的經濟學家用舊理論來理解新理論。
然而，這種短期的解決方式帶來了長期後果。被注了水的《通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被普遍接受。但是，這種縮減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容易受到攻擊。20世紀70年代，新一代經濟學家崛起，他們對縮減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了批評，形成了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該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中殘存的為數不多的動物精神可有可無，以至於對經濟來說無足輕重。他們認為，凱恩斯的原創理論改造得還不夠。在他們看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經濟學家根本不需要考慮動物精神。因此，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凱恩斯主義之前的宣稱並不存在非自願失業的古典經濟學又復活了。動物精神就這樣被丟進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這種關於經濟如何運行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觀點從經濟學家傳播到智囊團、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後傳給了大眾媒體。它變成了一個政治魔咒：“我是自由市場的信奉者。”政府不應該干預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政策。在英國，它的表現形式是撒切爾主義，在美國則是裡根主義，然後又從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傳遍全世界。
關於政府作用的“寬容型父母論”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的“幸福家庭論”。在撒切爾當選首相和裡根當選總統的30年後，我們親眼目睹了這種論點帶來的種種麻煩。對華爾街的行為的放縱，使其完全失去了理智。現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這一惡果。
很早之前我們就發現，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方式來抵消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理性衝擊和非理性衝擊。但是，作為凱恩斯的思想遺產，政府的作用一直遭到質疑，在大蕭條的經歷中建立起來的保護機制逐步被破壞。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原理：人們不僅有理性的經濟動機，還有各種各樣的動物精神。
本書利用行為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觀點，描述了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解釋了當人們作為真實的人，即擁有合乎人性的動物精神時，經濟是如何運行的。本書還解釋了，為什麼忽視真實的經濟運行會使世界經濟陷入危機：信貸市場崩潰，實體經濟岌岌可危。
借助社會科學領域70多年來的研究，我們能夠闡釋動物精神在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從而完成早期凱恩斯主義者未竟的任務。由於我們深知動物精神的重要性，並把它作為理論核心，而不是略而不論，所以我們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
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