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章 緒論 
節 研究背景
一、新時代：知識需求與供給的多樣化 
二、新機構：知識生產主體化 
三、新趨勢：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方興未艾 
四、新挑戰：傳統知識生產模式亟待轉型 
五、“ 計劃”的推出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像 
二、研究問題 
三、研究目的和意義 
四、研究方法 
五、研究的總體框架和技術路線 
第三節 核心概念界定
一、協同創新 
二、知識生產 
三、知識生產模式Ⅱ 
四、知識生產模式Ⅰ與知識生產模式Ⅱ的關繫 
第四節 文獻綜述
一、知識生產的研究 
二、企業的知識生產研究 
三、大學的知識生產研究 
四、社會彌散的知識生產研究 
五、知識生產模式Ⅱ的相關研究 
六、協同創新研究 
七、結語 
第二章 國外協同創新平臺建設的成功探索 
節 美國智庫的“胡佛模式”
一、人員的配置與分類管理 
二、協作研究 
三、“旋轉門”機制 
第二節 北卡三角科技園的協同創新網絡
一、嵌入式協同創新網絡 
二、大學- 企業- 政府的協同模式 
三、建立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協同體制 
第三節 德國生物技術聯盟
一、網絡化協作 
二、科技園區服務平臺 
三、政府- 大學- 行業的協同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 
節 申報成功：何以名列前茅
一、綜合競爭力 
二、圍繞國家重大需求進行協同 
三、探索中國高校新型智庫建設 
第二節 凝練任務：對接國家需求
一、任務的來源 
二、知識生產模式的轉變 
第三節 組織支撐：理事會與平臺長制
一、理事會主導的治理結構 
二、平臺及平臺長制 
第四節 機制創新：跨界協同研究
一、跨學科協同：文理協同 
二、跨部門、跨機構協同 
三、南海學：跨界協同的紐帶 
第五節 知識傳播：影響力建設
一、影響力建設的內容 
二、影響力的形成機制 
三、影響力建設的障礙：內斂的文化 
第六節 績效評價：導向與激勵 
一、績效評價 
二、評價的衝突 
三、衝突的實質 
第七節 小結 
第四章 江蘇先進生物與化學制造中心的建設 
節 申報成功：何以脫穎而出 
一、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 
二、“頂天立地”的“南工大現像” 
三、構建面向區域發展的協同創新中心 
第二節 方向凝練：滿足區域發展需求 
一、滿足區域發展中的重大技術需求 
二、滿足工業園區的技術升級需求 
三、滿足特定區域的發展需求 
第三節 組織創新：理事會與分部制 
一、理事會領導下的協同創新體 
二、生化中心的運行模式 
第四節 跨界協同：創新網絡 
一、縱向：跨學科協同 
二、縱向：校所協同 
三、橫向：校企協同 
四、橫向：校地協同 
第五節 綜合評價：強調實質性貢獻 
一、綜合評價機制 
二、評價面臨的衝突 
第六節 小結 
第五章 協同創新中心建設與大學知識生產模式轉型 
節 構建面對重大需求的知識生產模式 
一、理念的認同 
二、構建新型知識生產模式，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 
第二節 扁平化的組織與協作 
一、扁平化的組織結構 
二、南海中心：形式協作多於實質協作 
三、生化中心跨機構協作步履蹣跚 
第三節 跨學科研究的困境 
一、南海中心：研究人員的疑慮 
二、生化中心：雙重角色面臨的困惑 
三、中心的身份與地位 
四、學術團隊的再造 
第四節 質量控制的影響因素 
一、體制創新與機制創新的失調 
二、大學校長的影響 
第五節 社會問責與反思：政府的角色有待明晰 
一、大學與政府的關繫 
二、*的角色與作用 
三、*與其他政府機構的協作與衝突 
第六節 小結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對策建議 
節 研究發現 
一、知識生產新模式初具雛形 
二、異質性協作的三要素：信任、互利和需求牽引 
三、跨學科研究的影響因素：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利益的再分配 
四、質量控制的關鍵：大學校長的視界和擔當 
五、面向應用的情境：大學職能的變遷 
六、社會問責與反思：急需建設大學與政府的新型合作關繫 
第二節 2011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面向應用的知識生產需要三重體制的協同創新 
二、通過“上下協同、綜合推進”的路徑增進異質性協作 
三、建立學術伙伴計劃，明晰跨學科研究的學術利益 
四、兼容的制度安排與變革型領導不可或缺 
五、契約合作構建新型政府與大學的關繫 
六、擴展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建設名副其實的社會軸心機構 
第三節 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本書為王春梅博士的研究，將研究對像鎖定為國家當時正在付諸實施的“2011計劃”，鎖定方興未艾的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建設問題。既直面高等教育現實發展需要，注重問題解析和對策研究，又努力在理論闡釋和學術發現方面有所體現。“2011 計劃”是中央為落實“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而做出的重大決策，同時也是次在國家層面對正在興起的知識生產新模式做出回應。隨著初的兩輪項目評審中，一些老牌的大學申報“流標”，而若干像南京工業大學、河南農業大學這樣的“雙非高校（既非‘985’，亦非‘211’）”卻“中的”、入圍，在我國高教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重大反響和普遍熱議。在我們看來，這一選題既結合我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改革的重大決策、重大改革舉措，同時還關乎國際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的發展動態，即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轉換問題，因而既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又有理論拓展、學術創新的空間。通過選題論證，王春梅和我達成共識 ：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生產新模式對大學辦學理念和組織重構、機制轉換的影響，因而這也成為調研和解析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建設的學術視角和理論框架。
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的特點是：學科導向，以學術共同體為主要力量，以形成新的理論、新的知識（成果形式主要是論文和專著）和新的學科增長點（新的學科方向）為特征；而方興未艾的知識生產模式Ⅱ卻有著不同的特征，即問題導向（解決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跨學科研究和跨界行動（特別是政產學研協作攻關）、社會問評價，其產出則更多地體現為新對策建議、新技術革新與產品迭代，乃至新業態“破繭化蝶”。我國推出的“2011 計劃”，正是國家次正面回應這一新的國際趨勢，因為“2011 計劃”所部署的四個方面，
至少有三個方面側重於知識生產模式Ⅱ。
知識生產新模式對大學的運作，特別是科學研究、學術發展和人纔培養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衝擊，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期待產生新的發展思路和應對方略。對於像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志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校而言，能否在繼續保持原有的知識生產傳統模式的基礎上另闢蹊徑，對於像南京工業大學、浙江工業大學、河南農業大學等“雙非高校”而言，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非常態超越”的機會。應當說，誰醒悟得早，行動得快，誰措施得當，應對有方，誰就能在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的辦學水平和聲譽地位，躋身卓越大學行列。
通過本書選題的探討，王春梅不僅明晰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且充分認識到研究的難度和關鍵點。新型的知識生產模式已經出現，“2011 計劃”其實是引導和推動大學認識這一發展趨勢、把握這一發展新模式的國家行為，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則是中國回應此類知識生產、知識創新需要而設計的一種跨學科、跨校甚至跨地區、跨部門合作的新型組織形式。當下的實際狀況是，無論是大學校長及管理層，還是學者教授個人，甚至政府相關部門，對這種新的研究範式，對此類創新活動的組織方式、運作機制、評價指標和管理模式，都還若明若暗，不甚理解，甚至存在諸多疑慮、矛盾和抵牾之處。十分棘手的難題是中央認識到研究的急迫性、重要性，已經通過設置“2011 計劃”這樣的重大項目、投入大筆經費以吸引、鼓勵大學學人轉向此類研究以“協同創新”。但項目拿到了，隊伍也好像組織起來了，“中心”也掛牌了，而理念上、機制和體制上，往往依然是似曾相識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所以，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總結一兩個成功的典型，而是要梳理這一在矛盾、挑戰中突圍、成長，在艱難運行、大膽試驗中有所發現、有所領悟，是要在案例解剖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發現問題並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不僅有益於“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與發展，而且能夠為我國大學
順應新的知識生產模式變革和轉換趨勢，成為國家和地區發展的“軸心機構”提供決策依據。
在此基礎上，王春梅將自己的研究目的聚焦為三方面：其一，探究2011 協同創新中心是如何構建新機制、新組織、新模式、解決新問題、應對新挑戰；其二，通過中國大學在知識生產模式轉型中面臨的困境和選擇，探討其背後支持面向應用的跨學科研究的體制、價值觀和政府與大學的關繫，尋找中國大學轉型發展的動力；其三，提出中國大學順應知識生產模式轉化的趨勢並在理念更新、組織重構、制度創新等方面的政策建議。
國家首批審核通過了14 個協同創新中心，其中江蘇省就有三個入選。王春梅選擇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和由南京工業大學牽頭的“江蘇先進生物與化學制造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作為案例，進行實地調查和深度訪談。她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來建構研究的初步概念框架，不預設具體的問題，而是扎根到大量訪談獲得的手素材，研究分析2011 協同創新中心在面向應用情境的知識生產過程中踫到的問題及其成因，並力圖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我想列舉一串數字，來展現王春梅訪談調查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王春梅用了17 個月時間，方纔完成對兩個協同創新中心管理層、專家、學者及協同單位管理層、地方政府部門官員共27 人的訪談（其中南京大學“南海研究中心”14 人，南京工業大學“生化制造研究中心”13 人）。被訪談對像中有長江學者、*千人計劃入選者、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三大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教學名師、成功創辦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科技園區的總經理、產業教授等，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參與了協同創新中心不同環節的工作，了解他們對2011 協同創新中心的認識以及對取得進展和存在問題的體驗與評價，
對於保證研究的深度、廣度和高度至關重要。訪談總時長達41 個小時，事後整理訪談記錄16.1 萬字。在此基礎上，王春梅按照知識生產模式Ⅱ的理論框架，從“應用的情境”“跨學科研究”“異質性協作”“質量控制”“社會問責與反思”5個維度，將資料進行分類，並提煉出相關關鍵詞41 個，為訪談文本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礎。
南京大學的“南海研究中心”和南京工業大學“生化制造研究中心”有很大的差異性，前者側重於社科領域，後者隸屬於理工範疇；前者旨在滿足國際政治、外交戰略方面的國家需求，後者則服務於江蘇區域發展、產業調整的需要。在分別梳理這兩個協同創新中心建立、運行三年的成敗得失並勾勒其個性特色的基礎上，研究者聚焦於它們的層次不同而又互相聯繫的共性問題，即一方面探討如何從大學知識生產模式轉換的視角加快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另一方面如何通過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的“試水”來促進大學科學研究、人纔培養的轉型和定位。
依據大量的實例和豐富的訪談素材，王春梅探討了與之相關的一繫列重要問題，例如：“重大需求的把握與牽引”“協同創新獲得成功的要素：信任、互利、需求”“質量評價”“學術團隊的再造”以及“體制創新與機制轉換的同步與耦合”等。因為“接地氣”，又因為“不為浮雲遮日”，所以這些探討頗有深度，而且新見迭出。
其一，對協同創新中心與牽頭大學關繫的認識。作者指出，與傳統的大學與院繫的關繫不同。一方面，協同創新中心是大學變革的試驗區，相對院繫有了更多的自主權，並在社會服務、人纔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要面對全新的需求，勢必要從管理到組織、從人員到制度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的嘗試，這就為大學的改革提供了土壤，大學領導者可以將自己對大學發展的理解在這塊試驗田裡盡情揮灑發揮，為大學創新能力提升尋找路徑；另一方面，中心與大學之間又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心的改革擺脫不了大學對其的影響和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心的體制改革、組織重構和機制創新等，不可避免會與原有的制度、機制及習
慣等產生矛盾，甚至有所衝突。因此，能否處理好協同創新中心建設與大學的關繫，既決定了中心建設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更決定了大學未來變革與創新的走向。
其二，協同創新中心的發展期待變革型領導的出現。因為中心的建設能不能打破“體制壁壘”獲得政策收益，還取決於大學領導的視界和擔當精神。變革型領導基本的特征：一是有超越現有發展格局和慣性、秩序的視界，能敏銳地洞察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一個變革型領導對於大學發展的重大作用，無論是特曼之於斯坦福大學，還是杜德斯達之於密歇根大學，都證明了變革型領導在大學發展的關鍵節點上的價值。二是勇於擔當的勇氣和能力。大學校長是國家高等教育體繫的中層，他們敢於擔綱，勇於擔綱，善於擔綱，能夠真正解放思想，敢為人先，纔能豐富“頂層設計”，並加以落實，發現與發展“基層創新”，持續實現“中層突破”。
其三，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需要重視拓展學術增長空間。學術空間是吸引研究人員的重要因素。中心作為一個協同創新的平臺，不僅要注重國家和區域發展的重大需求，而且要關注參與者的學術發展需求；不但要“取”，更要著力於“予”，這樣纔能對於參與協同創新的成員，特別是來自大學的教授學者有更強的吸引力。“取”主要是指中心取各方研究力量之所長，為回應國家戰略需求和區域發展需求服務，這隻是步。而要使研究者長期主動積極地投身到協同創新研究中來，更多的還是要“予”。而“予”不止是經濟上的，更多的是學術上的，即通過問題導向、需求導向的研究，在解決問題、提供方案與政策咨詢或技術創新、業態迭代的同時，讓教授學者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拓展學科發展的空間。
其四，對現代大學職能與使命的再思考與新認知。令人可喜的是，王春梅的研究聚焦“協同創新中心”建設，而又不局限於中心，她更從現代大學，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的使命、職責與角色定位來思考問題。美國學者亨利·埃茲科維茨將現代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直接定義為“經濟發展職能”，指出“大學的職能在不斷發生演變，其功能已不止局限於知識的生產，而是涉及知識資本化等多個方面的職能，通過對人力、智力與社會資本的生產，大學不斷強化了其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也逐漸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部門”。王春梅解讀並闡發埃茲科維茨的這一觀點，指出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的職能不僅僅是為社會培養人纔、發展科學，而是要融入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真正成為社會的軸心
機構。同時她也發出一連串疑問：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是經濟職能還是社會責任？還是可以兼而有之？是否需要有清晰的界定？如何界定有利於引導高校增強服務社會的意識和能力的內生動力？她認為“ 2011 協同創新中心發展中引發出來的問題，實際上表明高等教育關於社會服務職能的認識論和政治論都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完善……這個問題不能輕視，是理論界下一步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我不完全認同埃茲科維茨有關高等院校“經濟發展職能”的界定，但我十分欣賞王春梅博士不懈思考、不斷探索的精神。十年前，我在《現代大學的轉型與變革》一書的前言中曾經說過:“大學發展、演化的千年歷程猶如萬裡長江，初是三江源的涓涓細流，緩慢、無聲地流淌；後來漸成規模，千回百轉，曲折蜿蜒；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迅猛發展的大學，則猶如穿越夔門天險的浩浩長江，波瀾壯闊、一瀉千裡而勢不可擋。”今天，大學似乎正處在有史以來重大、關鍵的“拐點”，或者說“質變期”。知識經濟、數字化、全球化、智能化、知識生產新模式……這些新趨勢、新特點迫使我們對大學的使命、職責和形態、角色作嶄新而深刻的再思考，我相信，這些問題的思索，會引導王春梅的研究更加深入且別開生面！

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