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冒險經濟

編輯推薦

一本彙聚了嚴謹且非傳統結論的書，一本基於廣泛實地考察的書。阿瑪爾?畢海德是一
位知其言並能令人信其言的作者。

內容簡介

許多人擔憂下一波全球化，即來自中國和印度的離岸研發會威脅西方社會的繁榮，但在《冒險經濟》一書中，畢海德批判了這些悲觀主義論調，重新界定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技術地位。他指出，技術的應用和商業化遠比基礎科學是否起源於本國重要。具備洞察力，並能有效應用創新的國家和企業，終將成為最後贏家。
作者從全新的視角分析了美國在全球經濟和創新中的地位，通過對風險資本支持企業進行廣泛的實地考察研究現代經濟中的技術進步，解釋了為什麼專有技術的離岸發展能提升而非削弱本國的繁榮，為什麼通過增加研究和培訓資助來維持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弊大於利。他認為，企業家、管理者、金融家、銷售員、消費者等許多參與者都為維持美國在創新上的領先地位做出了貢獻，而非僅僅一小批卓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隻要他們的冒險精神常在，美國就無需畏懼境外研發。

作者簡介

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
塔夫斯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托馬斯?斯密德亨尼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Glaubinger教授、美國外交關繫協會委員、麥肯錫顧問，著有《呼喚審判》（A Call for Judgment: Sensible Finance for a Dynamic Economy）、《新商業的起源與進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編有《資本主義和社會》（Capitalism and Society）。畢海德先後就讀於印度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以貝克爾學者的身份畢業，此後在哈佛商學院擔任副教授。

總序
序
引言
第一卷謹慎的航海者
1新創業樂園的風險資本家們
2挺進前沿:中等層次創新的本質
3營銷:擠入國際競技場
4離岸外包:來者和去者
5創始人和員工:以全球為家
6關於方法和模型
第二卷擁抱還是拒絕？
7杞人憂天者的觀點
8現代跨境流動的欣慰現實
9有價值的差異總序
序
引言
第一卷謹慎的航海者
1新創業樂園的風險資本家們
2挺進前沿:中等層次創新的本質
3營銷:擠入國際競技場
4離岸外包:來者和去者
5創始人和員工:以全球為家
6關於方法和模型
第二卷擁抱還是拒絕？
7杞人憂天者的觀點
8現代跨境流動的欣慰現實
9有價值的差異
10服務於服務經濟
11冒險性消費
12通過使用制勝
13非破壞性創造
14移民:打氣者還是洩氣者
15難以捉摸的根基
16先做無害
致謝
附錄：表
注釋
參考文獻

媒體評論

中國和印度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意料之外的技術進步，令美國生憂，要求在基礎研究方面加倍聯邦支出的聲音不絕於耳。在《冒險經濟》一書中，阿瑪爾·畢海德運用其無與倫比的創新機制，來展現亞洲的發展之於美國的益處，並指出左右華盛頓決策的科技國家主義的錯誤。該書全面深化了我們對全球經濟運行的理解。
埃德蒙·菲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瑪爾·畢海德從全新的視角界定了美國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的技術地位。任何對經濟前景特別是創新政策感興趣的人士，都應拜讀此書。
勞倫斯·薩默斯，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若要就美國經濟展望給下屆總統推薦書目，並且限定一本，我會毫不猶豫地推薦阿瑪爾·畢海德的《冒險經濟》。該書對復雜的創新過程的本質進行了原創性闡釋。此外，該書還嘲諷了在經濟困難時期相當流行的杞人憂天論調。身為這段美好又乖僻的真實創新史的入門者，在翻閱此書時，我幾乎歡呼雀躍。
湯姆·彼得斯，《追求卓越》合著者

在線試讀

引言
許多在美國曾盛極一時的制造業公司都已臣服於海外競爭，或者將其大部分活動轉至境外。美國公司在國內很少生產日用品，大多數服裝和鞋子、家具、兒童玩具、電視機、電話以及計算機，都是由外國公司（通常是美國公司的境外工廠）生產的。將這些商品載入美國的船舶和集裝箱，也大多來自海外的造船廠和工廠。
現在，服務業似乎也在重蹈制造業的覆轍。正如制造業的外流始於組裝零部件或縫制衣服這樣工資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樣，服務業的離岸外包始於數據輸入、日常的軟件編程和檢測，以及回答客戶問題的電話銀行（其成功度不盡相同）或電話營銷。在後一個階段，海外制造業走向高端，例如生產數控機床、機器人、高性能汽車。同樣，離岸服務也已擴展到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所說的“知識性工作”。像微軟這樣的公司軟件設計都外包了，而不再僅僅是外包低端的編程。高學歷的境外工作人員在為美國客戶分析財務報表、檢驗貿易策略、設計計算機芯片以及讀取X射線圖。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發外包。根據《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當西方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把制造業轉移出去的時候，他們承諾會將“所有重要的研發”留在國內。這種承諾現在已經“過時”。像戴爾和摩托羅拉這樣的公司，其“全部設計”都是從亞洲制造商那裡購買的。盡管電子產品在外包這條路上“走得最遠”，但“尋求離岸幫助”正“擴展至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為美國公司發現，它們當前的研發支出“賺不了大錢”。《商業周刊》提醒道，盡管外包在短期內會降低成本，但西方企業可能會“丟掉其技術優勢”，因為其亞洲承包商會在創新杆頭，更進一步。害怕世界是平的
同制成品的進口相比，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的離岸外包，無論是用金錢和員工數來衡量，仍舊相當渺小。但是，這個現像已經觸動了神經。比如路易斯·多布斯的電視節目、托馬斯·弗裡德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新澤西州立法機關（它試圖阻止離岸外包服務進入政府機構）、約翰·克裡的總統競選、2004年《總統經濟報告》、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以及幾家著名的研究機構都對此問題發表過見解。引言
許多在美國曾盛極一時的制造業公司都已臣服於海外競爭，或者將其大部分活動轉至境外。美國公司在國內很少生產日用品，大多數服裝和鞋子、家具、兒童玩具、電視機、電話以及計算機，都是由外國公司（通常是美國公司的境外工廠）生產的。將這些商品載入美國的船舶和集裝箱，也大多來自海外的造船廠和工廠。
現在，服務業似乎也在重蹈制造業的覆轍。正如制造業的外流始於組裝零部件或縫制衣服這樣工資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樣，服務業的離岸外包始於數據輸入、日常的軟件編程和檢測，以及回答客戶問題的電話銀行（其成功度不盡相同）或電話營銷。在後一個階段，海外制造業走向高端，例如生產數控機床、機器人、高性能汽車。同樣，離岸服務也已擴展到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所說的“知識性工作”。像微軟這樣的公司軟件設計都外包了，而不再僅僅是外包低端的編程。高學歷的境外工作人員在為美國客戶分析財務報表、檢驗貿易策略、設計計算機芯片以及讀取X射線圖。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發外包。根據《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當西方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把制造業轉移出去的時候，他們承諾會將“所有重要的研發”留在國內。這種承諾現在已經“過時”。像戴爾和摩托羅拉這樣的公司，其“全部設計”都是從亞洲制造商那裡購買的。盡管電子產品在外包這條路上“走得最遠”，但“尋求離岸幫助”正“擴展至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為美國公司發現，它們當前的研發支出“賺不了大錢”。《商業周刊》提醒道，盡管外包在短期內會降低成本，但西方企業可能會“丟掉其技術優勢”，因為其亞洲承包商會在創新杆頭，更進一步。害怕世界是平的
同制成品的進口相比，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的離岸外包，無論是用金錢和員工數來衡量，仍舊相當渺小。但是，這個現像已經觸動了神經。比如路易斯·多布斯的電視節目、托馬斯·弗裡德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新澤西州立法機關（它試圖阻止離岸外包服務進入政府機構）、約翰·克裡的總統競選、2004年《總統經濟報告》、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以及幾家著名的研究機構都對此問題發表過見解。
服務的離岸外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媒體對其後果過於敏感。想像一下，他們的工作遭受了離岸勞工的威脅，對於受過大學教育、希望避免長時間非自願失業並過上好日子的知識工作者（包括那些媒體工作者）而言，外包是一個衝擊。知識工作者還可能是看電視網絡頻道、閱讀暢銷書和報紙專欄的消費者。電視節目、書籍和專欄理所當然是為了迎合其核心受眾的喜好。離岸外包的興起除了威脅到一個有影響力的階層之外，它所帶來的所謂價值鏈升級——從電話營銷到遠程放射醫療，再到尖端研發——也導致了對美國長期繁榮的擔憂。許多人擔心，隨著研發轉入低成本地區，美國在科學和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就會遭到損害，而且他們認為，這種領先地位可以緩衝低端制造業職位的消失。哈佛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裡曼（RichardFreeman）告誡說，“隨著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數量龐大的低工資勞動大軍開始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科學和工程技術”，“美國的技術競爭力”很快就會受到威脅。
對於“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所謂的“聚合風暴”，美國應該做何準備？包括羅斯·佩羅（RossPerot）、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路易斯·多布斯和新澤西州及其他州立法機構成員在內的一幫人給出的答案是：美國率先實施保護主義。歷史上，美國平民黨人對來自海外威脅的應對措施一直都是消除壁壘，但是這種應對措施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出臺之後就失寵了。該法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來擠壓貿易，人們認為就是該法的出臺使本來的一場衰退轉變成大蕭條。保護主義的變種現在又東山再起，它有時被隱藏在要求公平競爭的幌子之下，據他們說，競爭環境向海外貿易商傾斜。這種新保護主義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群體的共鳴：《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2007年9月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共和黨選民相信，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不利。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立醫學研究所成立的“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給出了另一個更為激進的答案。它開出的藥方是：加大科學和技術上的支出。其具體建議包括：在未來7年中，將長期基礎研發的聯邦支出每年提高10%；對資歷較淺的優秀專業研究人員給予新的研發補貼；成立全國科研基礎設施協調辦公室；給美國的科學、工程和數學研究機構新增本科獎學金名額25000名；新增研究生獎學金名額5000名；新增10000名科學和數學在校教師；向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繼續教育的雇主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對在美國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自動給予工作許可。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多數團體都擁護這種“科技迷信和科技國家主義”（這兩個詞是從奧斯特雷和納爾遜那裡借用來的）。其倡導者聲稱，要保持繁榮就需要保持在尖端科技上的持續領先地位。根據托馬斯·弗裡德曼的觀點，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人們有了“在任何地方競爭、聯繫和合作”的工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美國必須“首先盡其所能。重要的是，谷歌就誕生在這裡”。弗裡德曼循循善誘地宣稱：“總會有人在某地去做要做的事。唯一的問題是，它是由你來做，還是給你做。”
盡管隻是在最近纔占據主流，但科技國家主義者的診斷和藥方卻並不新穎。正如悲觀的預言者對今天的服務業外遷痛心疾首一樣，上一代人也曾對制造業發出類似呼吁，並開出了類似的止痛劑。例如，1984年，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說，美國有淪為漢堡包之國的危險。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一篇獲獎文章認為，美國經濟正在走下坡路。1983年的總統委員會宣稱：“我們的國家岌岌可危。我們在工商業、科學以及技術創新上曾經擁有不可撼動的支配地位，現在正被來自全球的競爭者趕超。”委員會注意到：日本人在汽車制造方面比美國人更有效率；韓國人在建造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鋼鐵廠；美國的機床，“一度是世界的驕傲”，現在正被德國產品取代。就如何挽回這方面的損失，委員會的建議包括，在中學課程中開設三年數學課、三年科學課和一年半的計算機課。與此類似，在20世紀80年代，有些學者將美國經濟的落後表現歸因於律師太多，工程師和科學家太少，認為日本和德國的職業比例更合理。
踫巧的是，美國繁榮之時正是日本和德國經濟放緩之日。而且，這並不是因為警告起了作用。在高中數學和科學教育方面，也並沒有多大改善。法學院的入學人數依然強勁，管理人員繼續加大法學專業人士在員工總數中的比重。美國的科學論文占比、理工科博士占比以及專利占比持續下降。服務行業（包括漢堡包連鎖店）繼續擴張，制造業的員工數繼續裹足不前。
一直以來，新的暢銷書繼續“警告美國公眾失去21世紀的‘競賽’將會有多麼可怕”。而這時，日本和歐洲大陸的經濟在減速，中國經濟的騰飛還沒有進入公眾視野。
當然，美國不能指望在喪失領導地位的每一個階段，都會有相同的結局。中國和印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一個積極的進展，其規模也是空前的。這一次會有什麼不同嗎？美國最終會遭受技術颶風的打擊嗎？在我看來，對研發的離岸外包及中國和印度科學能力提升的擔憂，源於不能理解現代創新體繫的復雜本質及其與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我認為，關於創新以及創新和全球化之間的關繫，科技國家主義的認識是狹隘的。對復雜現實不做那麼簡單化的分析，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診斷。
復雜的多方博弈
幾乎每個人都同意，技術創新在維持繁榮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樣，也很少有人否認全球化的重要性，或質疑技術創新對全球化的影響，反之亦然。但是，技術創新和全球化都很復雜，而且它們以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這種復雜性使我們很難弄明白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對一國繁榮的影響。我們必須審慎制定促進而非損害經濟繁榮的政策，例如支持某種而非另一種形式的創新活動。
我們很難給技術創新下確切的定義，這就說明了創新形式是極其多樣化的。為了揭示這種多樣性的本質並理解其內涵，首先要對其加以簡化。於是，我將多種形式的創新歸結為兩類：新產品和新專有技術，並進一步將專有技術和產品細分為三個層次，我將在下文詳細說明。
對於任何新產品，其背後的專有技術，範圍從高層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層次的技術，再到低層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試錯法或經驗法則。例如，對於微處理器，高層次專有技術包括固態物理學定律；中等層次的是電路設計和芯片布局；而最低層次的是，在某一具體的半導體加工廠創造生產條件，使所生產的微處理器的質量和產出最好。
類似的，新產品的範圍則從高層次的構件或原材料（微處理器，或用於制造微處理器的硅），到中等層次的中間產品（筆記本電腦的主板，主板中有微處理器），再到低層次的最終產品（筆記本電腦）。如圖1所示，每一層次的產品都受到多層次專有技術的支持。
即使這九類專有技術和三類產品，也是大大地簡化了。首先，並不存在三個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專有技術和產品構成了從高層次到低層次的一個連續統（continuum）。其次，層次上的差異並不是區分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唯一方式。創新也可以因新穎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專用”程度、專有或開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創新的形式是多維的，而不是兩維的。
圖1中劃分了高層次的咖啡豆、中等層次的咖啡烘焙設備以及低層次的特濃咖啡所需要的專有技術。顯然，多層次的技術創新“攪動”這種歷史悠久的飲料，正如它“攪動”新型計算機一樣。
單一形式的技術創新，特別是高層次的技術創新，通常其經濟或商業價值非常有限，除非它們獲得低層次創新的補充，纔能充分發揮其商業價值。隻有伴隨著新型微處理器設計的發展，固態物理學的某項突破纔會在半導體行業具有價值；而如果微處理器的規模生產沒有取得進展，新型設計也毫無用處。同樣，要想實現新型高層次微處理器的價值，可能需要在新的中等層次的主板和低層次的計算機方面取得進展。與此同時，高層次的創新經常為較低層次的創新提供構件和理由。例如，固態物理學的突破為研發新型微處理器提供動力和手段，而新的微處理器反過來又會刺激對新主板和新型計算機的研發。換而言之，不同形式的創新以一種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而且，正是這種多層次的相互作用創造了經濟價值。
相互聯繫的多層次創新（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技術”創新）同樣是實現新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價值所必需的。例如，一種新型“無盤”（或“瘦客戶機”）計算機，隻有在生產商進行有效地營銷且被用戶恰當使用時，纔會為生產商帶來收入，為用戶帶來價值。營銷和組織創新也是必要的，例如，無盤計算機的生產商可能不得不開發新的銷售渠道和新客戶群，而用戶也不得不重新組織其IT部門。這些營銷和組織創新也可以劃分為我所稱為的“三個層次”。例如，在營銷方面，供應商必須規劃出一個“獨特的賣點”（高層次），一套營銷策略（中等層次）和個人的電話銷售計劃（低層次）。
從事創新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專業化和相關性，使得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考慮的因素更加復雜。眾多不同的參與者研發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或進行與之互補的營銷和組織創新。他們可能是單獨的發明家或設計師，小型“創業型”企業、特大型企業、大學實驗室或獨立的研究中心，不同的個人和組織在從事不同層次的專業化或不同種類的創新。例如，有些小企業專門做中等層次的產品設計，有的企業則為工廠提供技術服務，另有一些企業為新產品設計廣告宣傳活動。大型企業，如IBM，從事著範圍相對廣泛的創新，但是，即使在這裡，我們也看到在下屬單位層面上的專業化。例如，在IBM公司，研發實驗室從事高層次的材料科學研究或半導體研發。公司的其他部門研發特定的市場細分繫統及其應用。反過來，這種專業化意味著，個人、實驗室、小企業或大企業的下屬單位，都不能僅憑自己的力量研發出創造經濟價值所必需的全部創新。
在我看來，爭論哪類創新或創新者對經濟的繁榮做出了最有價值的貢獻，是毫無意義的。相反，不同類型的創新和創新者經常扮演著互補的角色。若用網絡空間的術語來說，就是“維持現代繁榮的創新具有多種形式，而且，其開發和應用是通過一個巨大的多方參與、多層次和多時期的博弈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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