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默裡·羅斯巴德首次使用奧地利學派貨幣理論解釋框架，對美國從殖民地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貨幣和銀行歷史做了全面而詳盡的闡述。然而，在實證主義的“新經濟史學”或
“歷史計量學”的影響下，即使撇開了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框架，本書的歷史敘事方式“看起來”或“感覺上”也不像過去25 年來那些標準經濟史的寫法。今天完全主導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歷史計量研究法，其重點就是將高效的統計方法應用於定量經濟數據的分析。羅斯巴德分析法與主流方法的顯著區別在於，他堅持將經濟數量和經濟過程視為獨特而復雜的歷史事件。因此，他運用經濟理論規律並結合其他相關學科，將每一事件都回溯到所涉及的具體參與者之不可量化的價值和目標。在羅斯巴德看來，經濟規律可以用來解釋這些不可重復的歷史事件，因為這些規律的有效性——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的真實性——可以通過行為學來確定，行為學是一門以人類行為的普遍經驗為基礎，在邏輯上先於特定歷史事件的經驗的科學。1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理論是一門先驗科學。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經濟史學家將歷史視為一個不斷檢驗經濟理論的實驗室。歷史上不同時期觀測到的經濟數量，是當
1.對行為學所做的有益的討論，見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Economics，Scholar’s Edition（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8），pp. 1–71；Murray
N. Rothbard，The Logic of Action I： Method， Money， and the Austrian School（Cheltenham，U. K.：Edward Elgar，1997），pp. 28–77；and Hans-Hermann Hoppe，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5）。
作可控且可重復實驗產生的同質經驗數據來處理的。因此，在統計
檢驗中，這些數據被用作對某類事件的起因所作統計假設檢驗的證
據，比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如通貨膨脹或金融危機這一類事件等。
由於符合證據的假設對所討論事件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因果解釋，
因此被人們暫時接受，然後等待未來針對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不
斷出現的新證據再進行測試。
新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 諾斯（Douglass C. North ）用下面這段話描述了新經濟史學的方法：
如果沒有形成初的假設並根據現有證據對其進行檢驗，就不可能分析和解釋經濟史所討論的問題。初的假設來自過去兩百年發展起來、並不斷被實證研究所檢驗和完善的經濟理論體繫。統計數據為檢驗理論提供了精確的測量和實證證據。探究的限度取決於現有的適用的理論和證據……理想情況下，證據是精確定義和測量待測試問題的統計數據。2 
諾斯等學者有意將實證主義方法擴展到經濟史的努力，馬上面臨兩個問題。首先，正如諾斯所強調的，這種方法限制了經濟史可以研究的種種問題。那些不容易用數量來表述的問題，或者沒有統計數據的問題，往往得不到重視或完全被忽視。因此，新經濟史學家更傾向於尋求以下問題的答案：鐵路對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淨貢獻是多少？或者聯邦儲備體繫的建立對物價水平和實際產出的穩定有什麼影響？他們不太可能以有意義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有：促使政府用大量土地進行鐵路路權轉讓，或者通過《聯邦儲備法案》的動機是什麼。
一般而言，這就是“何人得益？”（Cui bono ）或者“誰受益？”的問題。在歷史計量學文獻中，政策和制度的變化很少受到關注，
2.Douglass C. North，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Hall，1966），pp. 1–2（重點是原有的）。
因為人們回答這個問題所需要的證據，與人類的動機一樣，本質上
是主觀的，缺乏可測度甚至可量化的維度。但這並非要否定新經濟
史學家試圖解釋由於制度框架或政策體繫的特定變化而導致的事後
總收入分配。他們的方法阻止他們去做的是迎合預先的目的和實現
這些目的的有效方法的想法，這些目的鼓勵具體的個人遊說或發
起改變以影響新的收入分配。然而，回避這些問題終會使量化數
據本身無法解釋。其原因在於，鐵路或美聯儲等有助於其形成的機
構，始終是特定個人或個人群體通過特定手段旨在實現特定目的的
有目的性行動的綜合產物。因此，新經濟史不是傳統意義上試圖“理解”經濟制度和經濟進程出現背後的人類動機的歷史。
新經濟史的第二個、也更深刻的缺陷是它的理論與歷史的關
繫。對諾斯來說，歷史是“經驗證據”的來源，也就是“理想情況
下的統計數據”來源，經濟理論正是根據這些證據來予以檢驗的。
這就意味著，證明某一特定定理的有效性總是試探性的，是可以推
翻的，就像在以前的實證檢驗中對其數據的真實性所做的那樣。然
而，這也意味著經濟史必須不斷進行修正，因為用來確定歷史事件
之間因果關繫的理論本身，總是可能被正在進行的歷史進程中出現
的新證據證偽。換言之，新經濟史學家所描述的“計量與理論之間
的密切關繫”，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它誘使所有試圖在解釋歷
史時援引實證主義規則的人陷入其中。3 因為如果用來解釋過去事
件的理論總是會因未來事件而失效，那麼在歷史研究中，理論究竟
是解釋項（explanans）還是待解釋項（explanand）就不清楚了。
羅斯巴德的貨幣史研究法並不注重度量，而是注重動機。一旦行為者的目標和他們實現這些目標的適當手段的想法確定下來，就要使用經濟理論和其他科學來追溯這些行為在產生復雜的歷史事件
3.Robert William Fogel，“The New Economic History：Its Findings and Methods，”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 7.
4 
和歷史過程中的影響，而統計數據隻是部分或不完整地反映了這些事件和過程。但這並不是說羅斯巴德忽略了歷史上貨幣過程的數量方面。事實上，他的書中有大量的貨幣、價格和產出數據；但這些
11 數據總是根據那些促成其形成的人的動機來予以解釋。對羅斯巴德來說，一個特定的價格數據，與作為歷史事件的美西戰爭並無差別，其原因都必須追溯到支配人類計劃和選擇的主觀目的。羅斯巴德斷然拒用經濟史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而采用的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先提出的歷史研究方法。在發展這一方法的過程中，米塞斯次正確地描述了理論與歷史的關繫。羅斯巴德是個將歷史研究方法應用於經濟史研究的人，這也正是羅斯巴德這本書——還有他早前的《美國大蕭條》4——的重大貢獻。這裡有幾個理由值得我們總結一下這種方法。首先，米塞斯關於正確的歷史研究方法的著作，至今仍然令人難以理解地完全被人所忽視，甚至那些在經濟學研究中采用了米塞斯行為學方法的人也是如此。5 其次，熟悉米塞斯的歷史研究方法，能夠闡明羅斯巴德歷史著作顯著獨特性的來源和特點。尤其是它有助於糾正一種常見但錯誤的印像，即羅斯巴德的歷史著作，特別是關於美國貨幣體繫的起源和發展的著作，所依據的不過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歷史陰謀論”。再次，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闡明羅斯巴德對米塞斯方法的重要發展，以及他在闡述本書主題時這種方法發揮的巨大作用。後，在米塞斯
12 的方法中，我們找到了對實證主義者的主張的明確反駁，實證主義
4.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5th e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