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迎接中國創新經濟 / 彭文生 003
章 創新經濟學：科技創新促進產業鏈安全與效率 / 001

總量篇
第二章 追趕者：五大畫像看中國知識創新 / 037
第三章 研發：提高強度，改善模式 / 071
第四章 人力資本：育纔引智 / 105
第五章 大國需求：創新的優勢、機遇與挑戰 / 131
第六章 貿易與創新：數字時代的學習與競爭 / 155
第七章 區域創新：聚星成火，打造合力 / 183
第八章 健全國家創新體繫 / 211

產業篇
第九章 半導體：構建高效完整的科技創新體繫 / 249
第十章 軟件創新：擁抱開源，開放場景，提升中國軟實力 / 279
第十一章 能源革命：科技創新開啟新引擎 / 309
第十二章 醫藥創新：全球視野下的挑戰與機遇 / 335
第十三章 農業創新：補強產業鏈前端短板 / 363
第十四章 制造繁榮：激發創新活力 / 393
第十五章 物流：支持科技創新，保障產業安全 / 421

金融篇
第十六章 創新金融：並非資本市場的獨角戲 / 451
第十七章 會計制度：科技創新，會計促行 / 495
第十八章 投資機遇：把握科技創新趨勢 / 525

張玉卓，中國工程院院士
放眼人類文明進步長河，創新始終是民族進步和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深刻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為我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出了空前迫切的要求。《創新：不滅的火炬》面向新發展階段的時代要求，繫統闡釋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的應對之策，對科技新型舉國體制建設的戰略路徑進行了前瞻性的理論思考，必將為科技、產業界更全面地把握創新大勢提供有益借鋻。

王恩哥，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理事長，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翻閱近兩三百年世界史，不難發現，人類文明演進史，就是一部科技創新發展史。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人類社會緩步前行，誰能想像百餘年間竟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科技創新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次次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失敗、再嘗試、直至成功，人類社會在知識更新和經驗積累中不斷超越自己，創造出一個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站在今天的起點，我們能否想像未來50年、100年的世界？對於創新的專注，應是一個永不過時的話題。多年來，中金公司及時關注、跟蹤和探討一繫列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化的前沿問題，這本書具有開創性和啟發性，值得一讀。

倪光南，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對我們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支撐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如何構建創新的機制和構建生態體繫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復雜話題。本書從總量、產業、金融三個角度對中國科技創新進行了繫統性分析，並對各角度下科技創新的現狀、挑戰，以及新型舉國體制下公共政策應發揮的作用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很多具有啟發性的看法，值得推薦給讀者們一同思考。

黃朝暉，中金公司首席執行官、管理委員會主席、中金研究院院長
近現代每一個強國的崛起，都伴隨著科技創新。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走創新的道路。創新，不僅是科技工作者面對的題目，也是擺在經濟工作者面前的一道課題。中金公司集合中金研究院和中金研究部的研究力量，從產業到金融，從宏觀到微觀，對與創新相關的經濟學原理、產業鏈發展、政府政策和資本市場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闡述，試圖提供一本理解中國創新問題的一站式手冊。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像標題那樣，發出火炬的光亮，啟發社會各界對中國創新的思考。

前 言  迎接中國創新經濟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
未來的歷史如果記錄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技的角色應該是重要篇章。疫情哪怕隻是早十年發生，人類社會通過社交隔離限制病毒傳播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也會比今天大得多。疫情防控既得益於科技，反過來也促進了創新。例如，研究者在10個月內完成了以前10年纔能完成的疫苗研發，數字模式使得大隔離下的關鍵經濟活動得以維持正常，應對疫情的緊迫性凸顯了科技創新的重要性。
同時，疫情促使人們更加注重技術進步的人文視角。疫情之初有保生命與保經濟之爭，但很快人們認識到兩者終是統一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得到了更多認同，綠色轉型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新動力。在數字化轉型加速的背景下，2020年可以說是平臺企業的高光時刻，但隨後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保護個人隱私開啟了數字治理的新階段。疫情的衝擊凸顯了在效率之外，產業鏈的韌性與安全是經濟平穩運行和國際競素。
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終體現在高質量發展上，有兩個重要維度：科技創新與共同富裕。推進“十四五”規劃、實現2035遠景目標，關鍵在於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繫。科技創新是一種經濟行為，需要友好的環境和激勵機制，在提升生產力的同時也必然影響生產關繫。那麼，應該如何促進科技創新？如何提升產業鏈安全？未來發展的關鍵領域是哪些？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的總量和行業團隊協同，對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公共政策應該發揮的作用進行了一個有體繫的分析。總量篇從供給（研發投入和人纔）、需求（國內與國際）、生態機制（區域與國家創新體繫）三個維度解析科技創新的動能；產業篇聚焦數字、生物、綠色三大領域，探討產業鏈安全關鍵點和創新潛力，包括整體制造業和物流的基礎作用；金融篇從估值、融資、投資等多角度闡述金融如何服務實體經濟創新。
一、創新經濟學
人類的經濟活動涉及技術，技術是利用原材料、機器設備、人工等投入進行生產的過程，技術進步就是用同等的投入生產更多的產品。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這在今天是常識，但經濟學對此的認識有一個演進的過程。早期的古典經濟學認為給定人口，儲蓄率決定經濟增長，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是增加儲蓄，也就是投資，儲蓄率翻倍，經濟增長率也翻倍。由此古典經濟學重視生產要素的再生產過程，技術進步不是重要因素。
為什麼是這樣？理論源於現實，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進步慢，基本是對現有模式的修修補補，突破性進展有限。工業革命後持續的快速技術進步大幅提升了人類的生活水平，經濟學對技術進步的重視逐漸增加。馬克思早重視技術進步的社會影響，提出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引起生產關繫的變革，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熊彼特延續馬克思的思想，結合技術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探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創造性破壞的動態過程。
現代的主流經濟學以索洛（Solow）增長模型為代表，認為投資的邊際回報下降，在長期隻有技術進步是增長的來源，其實證分析的觀察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來自技術進步。索洛的洞察力在於揭示市場經濟是動態發展而不是靜態平衡的：在開始階段，技術進步帶來新的應用，應用的擴大帶來更廣泛的技術進步，進而增加生產率，提升工資和收入，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
那麼技術進步是怎麼來的？索洛把技術進步看作一種經濟力量，但沒有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其發展動力，他把技術進步看成外生於我們理解的經濟繫統。以羅默（Romer）為代表的內生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看成經濟繫統內生的，是創新經濟活動的結果，從研發投入到人力資源培育，再到技術應用所需要的生產性資本投入，均需要經濟利益的驅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和政策部門越來越重視研究科技創新的機制和規律。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創新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激進式創新，帶來技術的突破性改變；另一類是漸進式創新，沿著現有技術軌道與路線改進。現實中兩類創新是相互聯繫和交織在一起的。從宏觀來看，一個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創新浪潮（比如數字技術）往往有三個階段，從某項突破式的技術發明到技術應用的擴散，再到應用達到足夠廣度與深度從而改變經濟運行模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激進式也有漸進式的創新活動。
科技創新不是一般的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從時間維度看，技術進步有累積效應和路徑依賴，長期主義是創新的朋友，追求短期利益則欲速不達。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不利於創新，創新活動的成本比較容易量化，但未來的收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按照成本收益比較對創新項目進行排序，投資期限短、風險小的項目將更受到重視。作為不確定環境中進行跨期資源配置的工具，金融和創新有天然聯繫。
其次，從空間維度看，創新有集聚與擴散效應，區域創新中心和全球產業鏈是這兩個看似方向相反的力量的載體。一方面，都市經濟活動有集聚效應，要素的集聚帶來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尤其是人與人的互動有助於產生與傳播新思想、新技術。另一方面，技術縮短了距離，支持專業化分工在空間上的布局，全球產業鏈既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創新。但空間布局的發散和產業鏈條的延長帶來不穩定性的擔憂，產業鏈安全成為科技創新需要考素。
科技進步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隨著與前沿技術水平差距的縮小，中國越來越面臨後發劣勢的限制。發達國家有先發優勢，體現在兩個方面：發達經濟體有更高的存量知識資本支持創新，包括現有的技術標準和網絡效應有利於領先者；處在技術前沿的國家一般是高收入經濟體，高收入者更有耐心等待未來，更有能力支撐增量的研發投入。
按照我們的估算，要實現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結合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和儲蓄率下降，中國的研發強度需要從現在的2.4%增加到3.5%左右。這意味著按照目前的彙率水平，中國的研發規模水平需要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表面上看，這是很高的水平，但考慮到後發劣勢，中國需要超常規的創新投入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研發投入隻是一個方面，一個有效的創新體繫需要在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形成正向的激勵和扶持機制。創新是一種集體行為，有不同的參與者，有政府機構和私人機構，私人機構又包括大企業、中型企業、小企業，還有大學、公益機構等社會組織。創新能力培育是一個繫統工程，需要處理好多方面的關繫，首先是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定位。
二、建立政府與市場的伙伴關繫
就政府與市場的關繫，經濟學兩大流派的觀點截然不同。按照凱恩斯理論，“動物精神”使得投資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在私人部門過度悲觀的時候，政府有必要做逆周期調節。新古典經濟學則強調政府干預會扼殺私人部門的活力，隻有自由市場纔能夠有效配置資源，也就是把政府看成問題的來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兩種理念都不符合創新經濟的需要，創新體繫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僅是通過逆周期調節來維持穩定的宏觀環境，更重要的是通過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公共政策來激勵創新。
為什麼是這樣？知識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非競爭性，一個人的使用不影響其他人使用，這意味著科技創新有正外部性，也就是收益由社會獲得但成本由個體承擔，導致私人部門的創新投入不足。另外，創新從投入到產出往往是一個長時間累積、非線性的過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私人機構沒有足夠的耐心和能力承受失敗的風險。公共部門可以對衝私人部門在以上兩個方面的不足。政府有兩個角色可以發揮作用。一是直接參與創新活動，比如研發和教育投入。提起聞名於世的硅谷，人們往往想到很多創業公司（startups），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似乎都是私人部門的成果，現實是不少創新企業早期的研發資金和客戶需求主要來自政府。納米技術得益於美國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在美國互聯網基礎技術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構建了美國生物技術的發展框架與機制，其風險高、期限長的研發投入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創新藥的主要來源。
當然政府支持的項目和私人部門一樣都有可能不成功，政府的優勢是更有能力承受單個項目的失敗，也更有耐力進行長期的投資。政府資金可以支持沒有明確經濟價值的基礎研究，也可以支持有明確經濟價值的目標投入，尤其是具有顛覆性（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創新技術。在漸進式創新領域，也有公共政策發揮關鍵作用的例子，例如十多年前中國政府對光伏產業的支持，以及後來對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支持，在當時都有較大的爭議，但現在看對相關行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更有爭議的是政府的第二個角色，通過政策和機制設計，創造一個激勵私人機構創新的市場環境。著名的例子可能是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自由市場堅定的捍衛者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如哈耶克）認為，專利權制度是政府刻意設計、強加的壟斷，主張廢除知識產權保護以恢復市場良性競爭。但有很多微觀和宏觀層面的研究顯示，知識產權保護對促進科技創新起到了關鍵作用。現代專利權制度由美國在18世紀末期建立並在全球推廣，而人類社會的發明與創造的大躍進恰恰是在過去200年發生的。
那麼專利權是如何促進創新的？一個是激勵創新投入，還有一個作用更重要但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專利權可以賣給制造者，使得發明者和制造者分離，各自做擅長的事；專利權可以分割、可以捆綁，也可以作為抵押品吸引投資。知識產權制度實際上創造了一個交易市場，促進了亞當·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分工和貿易）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政府設計市場機制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商品與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反價格操縱、反不正當競爭，金融市場的交易規則制定與監管，建立全新的碳交易市場等。
在各國重視科技創新的大環境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政府的角色。過去一個流行的觀點是，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的作用很有限，實際上問題遠不是這樣簡單。政府在研發和教育上的直接投入有利於糾正市場失靈，同時公共政策在構建市場機制中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政府與市場不是對立關繫。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應該是伙伴關繫，共同形成有利於創新的市場機制。其中一個關鍵的維度是壟斷與競爭的問題。
三、反壟斷應以促進創新為導向
針對平臺企業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監管，是近期市場關注的熱點問題。這不僅涉及數字經濟時代消費者權益保護與公平競爭，也關乎新形勢下如何營造有利於創新的市場環境。
理論上講壟斷對創新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熊彼特認為大型企業（有市場勢力）更有能力進行長時間的研發投入和承受失敗的風險，也更有意願創新。有兩個可能的情形：一是沒有現實的競爭者模仿抄襲創新成果，壟斷者不需要擔心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有動力通過創新降低成本，獲得超額收益；二是創新有利於壟斷企業維持市場勢力，如果自己不進行創新就面臨被潛在競爭者顛覆的危險，隻要創新的成本低於維持壟斷獲得的利潤，壟斷企業就有創新動力。
從美國的歷史看，一些不受股東短期行為約束的大型企業如GE（通用電氣公司）、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DuPont
（杜邦公司）在鼎盛時期投資上遊的基礎性研究，因為它們錯誤地（事後看）認為自己可以長時間處於壟斷地位，可以持續地享受和支配壟斷租金。這些壟斷在20世紀80年代被打破了，其基礎性創新研發也因此大幅下降，其支持基礎研究的角色在數字技術領域被DARPA替代，在生物技術領域被NIH替代。美國的經驗顯示，政府的投入和干預既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又避免了大型壟斷企業可能的利益衝突。
和熊彼特的觀點相反，經濟學家阿羅（Arrow）在1962年發表的一篇經典文章認為，充分競爭環境更有利於創新。如果少數企業掌控市場，由此帶來的行業壁壘使得初創企業成功的概率下降，抑制中小企業進行創新的動力。壟斷企業本身也可以創新，但創新有破壞性，會顛覆現有的產品和流程，即使是漸進式創新，比如改變現有的標準流程也有成本，而這種破壞性成本對壟斷企業的影響更大，會減弱其創新的動力。另外，壟斷企業可以通過減少產出提升價格獲得利潤，較少的產出意味著單位產出承擔的創新成本較高，將會減少社會整體的創新動力。
到底怎麼看創新與壟斷的關繫？理想的狀態是，不同規模、不同運營目標與策略的企業同時存在，使得創新過程中形成的市場勢力面臨潛在競爭，壟斷與競爭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從而促進總體的創新動能。經濟學教科書描述的充分競爭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我們應該擔心的問題不是競爭過度，而是競爭不足，促進競爭有利於創新。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壟斷與競爭的動態演變面臨新的變化，對判斷壟斷的存在和政策應對帶來挑戰。評估壟斷一般有三個指標：消費者是否面對比較公平的價格，關鍵看價格與成本的差距是否很大；市場參與者有沒有比較多的選擇；有沒有阻礙創新。傳統上反壟斷更注重價格、市場集中度等指標，而不是創新的活躍度。這是因為競爭是市場裡的競爭，價格作為衡量消費者權益的指標比較清晰。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平臺企業的一些服務沒有價格，往往不被認為是市場，也就難以定義壟斷
行為。
長期看創新纔是提升消費者福利的來源，創新活躍度可能是更合適的評估壟斷及應對之策的指標。平臺企業本身從事創新活動或者說靠創新起家，關鍵是有沒有阻礙其他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的創新，有沒有排他條款，對新生企業的並購行為有沒有減少可競爭性（潛在競爭者）？這些是重要的考量，但也有爭議，例如事先怎麼定義可競爭性或者潛在競爭者？如果一家企業現在沒有進入某個市場，怎麼判斷其未來會進入？
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針對平臺企業的反壟斷監管，事前規制還是事後化解更有利於創新。前者的風險是把企業管死，要麼發展不起來要麼變為公共服務；後者的問題是化解已經形成的壟斷可能要付出較高的成本。得益於早期比較寬松的監管政策，中國的平臺企業快速發展，不少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但其規模和業務範圍擴大後也帶來壟斷的擔憂。近期的監管政策有利於促進競爭，雖然也帶來一些衝擊，包括資本市場的波動，但這是在數字經濟已經大發展起來之後的小波動。從社會的整體利益來看，我們認為現在加強監管比當初管死要好。
總之，新形勢下反壟斷機制應該以促進創新為導向。針對有市場勢力的大型企業應該設立研發投入的要求，同時改善和加強數字治理，使數據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而不是攫取壟斷租金的載體。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展，以增強競爭來促進創新。近期政策部門強調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關鍵是創造條件培育和發展其創新的能力，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與競爭是重要一環。從國際層面看，競爭也面臨新形勢，效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