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1978 歷史不再徘徊

編輯推薦

我們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在世界上一個人口*多的國家，乃由一個*龐大的政黨所領導，目標是將人類有史以來*美好的理想變為現實，卻造成了歷***大的悲劇，這是20世紀中國人死於饑荒以及戰勝饑荒的*重要的史篇，也是世界社會主義舞臺上*為孳生的一幕。
這本記述人民公社盛衰史的書，用無數珍貴的史料，勾畫出那段悲壯的、悲哀的、悲痛的歷史，那段我們不該忘記的歷史。讀過它你就知道，這位記者的使命感、勇氣和踏實嚴謹、埋頭做事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敬佩。
——《中國青年報》
這是一本嚴肅又嚴謹的書，一本厚重且學生的書。
作者的劍術是客觀的，分析是理性的，沒有那種令人厭的亢奮的情緒化色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筆，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飾，也不曲意躲閃更不違心塗抹，努力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來敘述、解析歷史，這確實是很可貴的。
——《解放日報》
本書作者花了7年時間寫作，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的檔案、文獻、報刊、專著、文集、回憶資料集、調查報告等等。從內容上看，作者力圖做到言出有據，絕不任意杜撰。
——中央黨史研究室鄭惠

內容簡介

這是中國部繫統研究人民公社歷史的紀實著作。本書所敘述的人民公社的歷史，是本世紀中國乃至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凝重的一幕。
作者是職業記者，為完成此書耗時工作。書中以人民公社二十七年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為中心，真實地記錄了人民公社產生、發展、終結的過程，描繪了人民公社歷史上各種各樣的人物；通過農村的歷史透視當代中國的歷史，通過農村的改革透視社會主義運動的改革，並作出頗有見地的分析。

作者簡介

凌志軍，1953年生，人民日報社主任記者、編輯。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繫，獲法學碩士學位。十多年來，以主要精力從事中國經濟改革尤其是農村經濟方面的調查與寫作，遍訪20多個省市區的鄉村和城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農村經濟變革大趨勢》、《中國農

再版前言
章風起青萍末
小崗寒夜
二十位農民的契約文書是否贗品
中南海關於人民公社制度的爭論
農村兩億人食不果腹
無力回天終於大徹大悟
第二章照過去方針辦
合作化中的“大同夢”
鄧子恢被批判，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加速進行
中國農業史上對合作化威脅力量的事件
“包產到戶”的首次出現
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誕生
“六十條”：人民公社個成熟的制度再版前言
章風起青萍末
小崗寒夜
二十位農民的契約文書是否贗品
中南海關於人民公社制度的爭論
農村兩億人食不果腹
無力回天終於大徹大悟
第二章照過去方針辦
合作化中的“大同夢”
鄧子恢被批判，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加速進行
中國農業史上對合作化威脅力量的事件
“包產到戶”的首次出現
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誕生
“六十條”：人民公社個成熟的制度
三年“自然災害”的悲劇
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干理論家
“包產到戶”使四百萬人受牽連
第三章大夢誰先覺
五萬個人民公社為城裡人提供了多少食物
幾百萬農民乞討為生
“三年決戰”與安徽“六條”
“真理標準”討論對人民公社的影響
“責任制”：一個持續時間長含義變化多的概念
鳳陽的“四級所有”
第四章一步一回頭
1978年12月13日：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與“新六十條”在同一天通過
省委書記的迂回戰術
中國的改革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第五章從昔陽到風陽
“張浩事件”
陳永貴的輝煌與黯淡
“要喫米。找萬裡”
“包產到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戰
尊重農民的選擇
第六章相持不下的日子裡
從“包產到組”到“包產到戶”
三個不怕死的縣委書記
張世賢和遲世光為何未能成為英雄
人民公社後的意識形態屏障
人民公社在九個貧困省區開始瓦解
第七章公社精神的破產
昔陽的欺世盜名昭揭於眾
經濟問題緣何演變成政治問題
“文化大革命”與人民公社制度
“學大寨”：號令六億農民的政治旗幟黯然失色
公社精神永遠不會再放光彩
第八章餘韻繚繞
“切三刀”：關於“包產到戶”的折中方案
秋後算賬：人民公社不如包產到組，包產到組不如包產到戶
1982年天，中共中央再次頒布關於農村的新文件
人民公社失敗原因的種種分析人民公社後的解體
後記
主要參考書目
再版後記

在線試讀

章風起青萍末
1978年12月，中國舊歷為戊午年鼕月，也是北風南雲犬牙交錯的時節。北京城內，氣候有些反常，風雲雪霧間，忽冷忽暖。敗葉枯枝，寒霜相逼，落滿街頭。
但是，這一點冷暖對於北京人來說，卻是無關痛癢。京城一向為政治的中心，雖普通百姓也已慣睹政壇風雲。當月國事頻頻，早把人們的心緒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頭巷尾裡種種聳人聽聞的流言蜚語不論，隻就官方發布的消息，也足令舉國震動。12月16日，中國總理與美國總統於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語驚世界。兩天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員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補中央委員聚會人民大會堂中，這便是後來被全中國認定為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此前後不過一旬時間，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疊疊，接踵而來：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凡是派”的退卻告一段落。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輪激烈的爭論之後，終於達成一致，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難者鄧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經過極富戲劇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和陶鑄召開追悼會，以示平反。隨後，廣播裡面宣布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個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還有更為驚人的消息從中南海裡傳出來，十年前淪為中國的壞蛋、被開除出共產黨又死於非命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沉冤將洗，其魂靈也將重回共產黨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戰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報紙在本月一連四次刊出的書信文稿，其頻繁的程度，即使在幾年前以指示定天下的時候也不多見。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誕辰之機昭告世人，的英明偉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繼承與糾正之間的某種平衡。
總之，在史學家眼裡，即使沒有忽晴忽陰的氣候，1978年12月也實在是風起雲湧的一個月。
大事不暇應接，小事便為人們忽視。這些小事發生在遠離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來繫一時一地的末枝細節，不足為史家贅述，但是我們敘述的這一段歷史，不妨由這裡開始。因為這在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當中，乃是要點所在。它是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所發生的若干大事的結局，也是今後十幾年中國掀起的更大波瀾的源頭。承前啟後，因果相連，其對當代歷史的影響，絕不在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以下。
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風和烏雲席卷南下，籠罩了江淮腹地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村，當地人把它叫作小崗。
天氣雖還不算酷寒，農事卻早已停止。照老輩的習俗，此時鄉下該是閉戶居家的時節，隻待來年冰融雪化，方能開始新的一輪耕作。然而當日傍晚時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動，男女老少，仨倆相繼，分赴村西。這些人多為嚴姓，具有血緣與親緣的雙重關聯，依中國人的傳統，既屬一脈同宗，平日相逢便總會問寒問饑，說些家長裡短。可是今日相顧卻都無言，隻默默並肩而去。章風起青萍末
1978年12月，中國舊歷為戊午年鼕月，也是北風南雲犬牙交錯的時節。北京城內，氣候有些反常，風雲雪霧間，忽冷忽暖。敗葉枯枝，寒霜相逼，落滿街頭。
但是，這一點冷暖對於北京人來說，卻是無關痛癢。京城一向為政治的中心，雖普通百姓也已慣睹政壇風雲。當月國事頻頻，早把人們的心緒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頭巷尾裡種種聳人聽聞的流言蜚語不論，隻就官方發布的消息，也足令舉國震動。12月16日，中國總理與美國總統於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語驚世界。兩天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員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補中央委員聚會人民大會堂中，這便是後來被全中國認定為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此前後不過一旬時間，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疊疊，接踵而來：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凡是派”的退卻告一段落。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輪激烈的爭論之後，終於達成一致，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難者鄧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經過極富戲劇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和陶鑄召開追悼會，以示平反。隨後，廣播裡面宣布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個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還有更為驚人的消息從中南海裡傳出來，十年前淪為中國的壞蛋、被開除出共產黨又死於非命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沉冤將洗，其魂靈也將重回共產黨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戰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報紙在本月一連四次刊出的書信文稿，其頻繁的程度，即使在幾年前以指示定天下的時候也不多見。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誕辰之機昭告世人，的英明偉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繼承與糾正之間的某種平衡。
總之，在史學家眼裡，即使沒有忽晴忽陰的氣候，1978年12月也實在是風起雲湧的一個月。
大事不暇應接，小事便為人們忽視。這些小事發生在遠離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來繫一時一地的末枝細節，不足為史家贅述，但是我們敘述的這一段歷史，不妨由這裡開始。因為這在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當中，乃是要點所在。它是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所發生的若干大事的結局，也是今後十幾年中國掀起的更大波瀾的源頭。承前啟後，因果相連，其對當代歷史的影響，絕不在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以下。
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風和烏雲席卷南下，籠罩了江淮腹地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村，當地人把它叫作小崗。
天氣雖還不算酷寒，農事卻早已停止。照老輩的習俗，此時鄉下該是閉戶居家的時節，隻待來年冰融雪化，方能開始新的一輪耕作。然而當日傍晚時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動，男女老少，仨倆相繼，分赴村西。這些人多為嚴姓，具有血緣與親緣的雙重關聯，依中國人的傳統，既屬一脈同宗，平日相逢便總會問寒問饑，說些家長裡短。可是今日相顧卻都無言，隻默默並肩而去。
小崗處皖東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屬鳳陽縣，距首都北京兩千多華裡，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數百裡。中國從古到今歷代的版圖之上，從未有過它的名字。在以交通為紐帶連接起來的漢文化的歷史中，它的被冷落並不奇怪。小崗實在太小，在1978年12月，隻有十八戶農家，一百一十口人。然而它被遺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遙遠和偏狹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離，更由於在我們龐大的鄉土社會裡，像這樣的村莊至少有五百萬之眾，倘若中樞政要一一給以關注，在技術上實在難以操作，何況以政治家高瞻遠矚的眼光看來，這也確實是大可忽略的區區小節。
但是，對於小崗的農民來說，其利害關繫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發生的變故他們根本不曾與聞，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樣？種種榮辱沉浮，地覆天翻，畢竟都是上面的事，離他們的饑寒是那麼地遙遠。眼前這個小村裡的醞釀，纔是事關自己生死命運的大計。
十八戶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於一間茅屋裡面。在這個時候，他們是人民公社制度中基層的一個集體，叫作生產隊，共同擁有五百一十七畝耕地和十頭牛。隊長嚴俊昌在當村嚴姓居民中有著類於家長的位置，又具有秉公處置家族衝突和鄰裡糾紛的品質，雖不識字，卻有相當的威嚴。另一個名叫嚴宏昌的年輕人，為嚴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讀過中學、識得幾個字的人，所以在幾天前被眾人推舉為副隊長。此人大耳大嘴，高顴高鼻，其面相與他的那位同鄉，也即六百多年前橫掃天下開創大明王朝的明璋很有相似之處。眼下，嚴氏兄弟望著治下這一群貧下中農，破衣爛襖，饑腸轆轆，一個個全是窮途末路的模樣，憑著一點點的知識和直覺，他們對這個集體已經信心全無。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這個集體尚未成，立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孩子，那時小村也窮，但還不至窮到用勒緊褲腰帶的辦法來忍饑挨餓。嚴氏兄弟永遠記得，那是他們的村子興旺的時候。此後，由公社化而為大躍進，由學大寨而為大批判，小村風風火火，慘慘淒淒，尤以“大躍進”以後那三年的慘淡刻骨銘心。全村數月無糧，父老百姓食盡糠麩、樹皮、草根、棉籽，後竟是無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條人命，十死其三，僥幸活著的大都四下逃生，隻剩滿村殘垣斷壁，蒿棘叢生，三十九個人和一頭牛。嚴宏昌劫後餘生，竟然還能讀幾年書，隻不過，驚魂依舊難定，而且越讀越驚。這個農民用他所學到的簡單的加減法即可計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崗減少了半數人口、半數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個人每年產出的糧食則由五百公斤減至五十公斤。
即使憑著簡單的直覺，嚴氏兄弟也可以對黨的干部們把饑荒歸咎於自然災害表示懷疑：就算“老天爺”連年地故意刁難，何以自從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崗招展起來，這塊土地上長出的東西就從沒有讓人喫飽過肚子？！
政府每年盡其行政的手段賑濟饑民，力使“三年悲劇”不至再現。但逢救濟糧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員端盆舉碗，一致地翹首引頸，其情景猶如舊時豪門的開倉放糧，令他們經久不會忘記。所不同者，豪門放賑在於市恩養威，所以總歸大喊大叫。今天黨的干部則口口聲聲帶領農民走過“社會主義橋梁”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天堂”裡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無論運來多少糧款，總是不肯聲張。直到1979年底，也即對於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緒已在中國大部地區公開彌漫起來的時候，小崗的上級鳳陽縣委纔敢於公布這本賬目：1966年到1978年，總計一百五十六個月裡，這個小小的村莊有八十七個月靠救濟度過。總計喫去救濟糧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濟錢一，比他們自己掙的錢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為濟。
每臨秋鼕時節，小村家家閉門堵戶，老幼相攜，在他鄉乞討。農家人淪為乞丐，在講究名節的漢民族中，原是羞於見人的事，無奈生活所迫，且年復一年，人們漸以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離家行乞，競至成群結隊，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裡，他們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員。一位女高音在村子邊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裡，用輕快的調子唱道：
公社是棵長青籐，
社員都是籐上的瓜，
瓜兒連著籐，
籐兒牽著瓜，
籐兒越肥瓜越甜，
籐兒越壯瓜越大。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幾年，嚴氏兄弟及其家鄉父老初聽到這首歌時的激動卻早已蕩然無存。他們即使再愚昧也會發現，說公社是一根把大家連在一起的“籐”，倒不是騙人的，可是，作為公社的社員，他們似乎永遠也不會成為甜蜜的“瓜”，而隻不過是一個乞丐。以今日衡當初，究竟是公社養活了小崗，還是公社剝奪了小崗？
實際上，對於這群叫花子來說，諸如此類的疑問還過於深奧難測，這要留待他們喫飽肚子之後纔有餘力來回答。在當日他們所想的至為簡單，那便是不再做一個叫花子而能自己養活自己。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裡面已經無法實現，嚴宏昌們便轉而想到“分田到戶”，也即把集體的土地分給各家各戶去耕種，其收獲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擔。在他們會聚於嚴氏家族那一間簡陋的茅草屋裡之前，這辦法已經了然於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這四個字在社會主義中國已被歸人“另冊”。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宣布這是導致中國分化為貧富兩極，以至終必會資本主義復闢的行為，並且由此演繹出那個著名的論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若再打開這本“另冊”，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險之舉。
所以，在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對“包產到戶”這幾個字，隻是在“敢”與“不敢”之間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終於痛下決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這時嚴氏兄弟已義無反顧，隻是他們的身份和經驗迫使他們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盤算。以其淺薄的政治經歷，他們已經懂得在中國處世的精義一個人的行為無論具有怎樣的個人動機，總要身著大義凜然的服飾，且將利益的動機翻譯為意識形態的豪言，諸如“為黨”、“為國”、“為民族”、“為集體”、“為主義”雲雲，方能過關斬將，逢兇化吉。更何況若干年來與分田包產有關的人非身亡即名敗，總數可以百萬計，其下場的悲慘，嚴氏兄弟雖然不能盡知，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於非命，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發，種種階級鬥爭的手段即使不會酷烈到誅滅九族，他們和他們未成年的兒女也是斷斷脫不了於繫的。
考慮到這許多復雜的因果關繫，嚴宏昌在眾目睽睽之下提筆以他的拙樸的筆法寫道：
1978年12月地點嚴立華家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來為百姓出頭，這在當時的中國也可算是難得的勇氣。今天我們看上去，嚴氏兄弟在這裡無疑已經集中了他們全部的政治經驗和智慧，但是，這幾行字裡面還是透著一種天真的悲壯。就其形式而言
它顯然並不如後來輿論的評說是一份合同，至多隻能算作一份農民的簡單的契約，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殺頭的一步，縱使嚴宏昌真的能夠慨然赴死，其手下這些既無政治權利又無生活保障的人們，難道就真有力量把他們的後代庇護下來並且撫養成人嗎？
乞丐隻求眼前一條活路，並不細想以後的事。所以嚴宏昌們一一具名，莊嚴承諾。這些人當然想不到，這一刻，不僅對於他們自己的生存，而且對於整個中國農村都發生了出人意料的影響，甚而成為人民公社大廈的後瓦解、國家由下而上的權力結構加速分化的催化劑。
今天，當我們準備描述這一切的時候，必須不厭其煩地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來的順序，這些名字如下：
關廷珠、關友德、嚴立符、嚴立華、嚴國昌、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關友江、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
每個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紅，其中十七個指印，三方圖章。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個人鄭重其事，相約守密，絕不讓外人知曉此事，其情景猶如舊時走投無路的饑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為盟。
直到六年以後，也即1983年，人們纔次見到這紙文書。它先出現在中國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中，這時包產到戶已勢如破竹地橫掃全國，史家理所當然地發掘著它的源頭，於是紛紛地奔赴小崗。在一番煞費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張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終於發現，小崗的文書已被電影制片廠一個叫王影東的人帶回北京。再經一年的輾轉曲折，張終於無償地把文書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國革命博物館，為官方收藏。叫這家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大為驚訝的是，在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間，這竟是史學家們為關注的一件。。“嗨！放著那麼多的好東西不看，偏偏都來找這張紙”，在博物館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個上午，她為了來訪者已三次入庫開櫃取出那張紙。
無數人登門爭相一睹的隻是幾行稚拙的方塊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紅色的手印。這一切似乎成了小崗革命的物證。但是，這樣一來，也就發生了問題。很多熟知小崗事變過程的政府官員和記者聲稱，他們過去從未見過這紙文書。當日鳳陽縣委書作為小崗的上級領導，無疑是決定小崗命運的關鍵人物。自1978年之後，陳多次往返於小崗，自以為深知這個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紙“合同”於電影上出現之前，他對此事竟一無所知。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們的懷疑：或許當初的小崗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合同”，而現在的文書隻是後來某一時間的補充。這種假設甚至暗示著另外一種可能，即小崗在1978年12月的那個夜晚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發生，後來所出現的種種情節，隻不過是某位一心邀功請爵的地方官員，或是嘩眾取寵的文人墨客杜撰出來的。中國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起落變幻，對於政治風雲中的種種微妙多已了然於胸，對無中生有或者蓄意升華的榜樣與英雄也習以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來檢舉小崗作弊，外人絕不至於感到奇怪。
世人的爭論在於，這個具有像征意義的歷史遺物是否為偽作？如繫偽作，則是否有過真品？
此物今天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藏品號為C38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順，有錯字，無標點，既無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書的書寫之規，繫出農民之手無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頭處即注明日期為“1978年12月”，既然這個日子在書寫者的心裡如此重要，何以隻有年月而無日？其二是所有簽名均為一人所具，筆跡與文書書寫者為同一人，這也不合法定之規。但是，考慮到中國農家向無恪守陽歷日月的習慣，且這樣一群人大都不識文墨而需由人代筆，所以，這兩處的疑點仍不足成為此件繫偽作的證據，隻要指印和圖章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為真。
的疑點發生在人們並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紙大小相當十六開，全白，四圍無缺無絮，整版無一絲皺折。依據博物館文物登記卡的記載，征得此物的時間為1984年。假如此錄無誤，則這張紙在一群叫花子的手裡長達六年之久。中國農家的生活習性一向散漫無矩，尤對文字本章之事極不經心。這張紙在這群農民手裡歷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實令人難以置信。
當日小崗所屬之直接領導為鳳陽縣，鳳陽之上又為滁縣地區，其領導是地區黨的委員會書記。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崗“包產到戶”極力的庇護者，數年後升任安徽省省長，到了1990年，這個渾身上下都充滿自信的人已是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國的底層開始，以功晉升，又由遠吏而為近臣，如今，是黨的高層領導裡面熟悉農村的人之一，亦對自己曾經庇護的小崗知之甚多。然而談及那一張“合同”，他滿臉的疑惑。“小崗那時戶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飯碗瓷邊還會缺一塊”，他說道，“根本沒有可能拿出那麼大的一張白紙來。假如他們真要立下字據，更可能是把它寫在一張煙盒紙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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