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顯而易見，經濟學家就像詩人一樣，會使用隱喻。這些隱喻叫作模型。經濟學家說，紐約的公寓市場，就像黑板上的一條曲線。但迄今為止，還沒人看到這麼一條實實在在的曲線飄過曼哈頓的天空。這是隱喻。
有個類似的說法雖不確切，但卻是真的。這個說法是，經濟學家就像小說家一樣，會使用或者誤用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很窮，接著資本主義大發展，現在大家都富裕起來了。有的經濟學家則會講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故事。但隻要是經濟學家就會講故事。當然了，事實和邏輯也會出現在故事中，而且往往非常多。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且是一門非常不錯的學科。但是經濟學中的嚴肅論證也會用到隱喻和故事——這麼做並不僅僅為了修飾或者說教，而是為了這門學科本身。
但就像別的藝術和科學一樣，經濟學會用到全部四種修辭法寶：事實（fact），邏輯（logic），隱喻（metaphor），故事（story）。僅用其中一部分是不夠的。四樣法寶中的所謂科學的兩個——事實和邏輯，在經濟學中是遠遠不足的，甚至對研究岩石和星球的科學而言也是。而所謂人文的兩個也同樣不能滿足經濟學的需求，甚至不足以對形狀和顏色加以批判。科學家、學者和藝術家最好既重視事實又講求邏輯。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他們最好也有文采。科學家最好能夠熟練運用隱喻和精彩的故事，來描述宇宙最初三分鐘或者經濟崩潰前最後三個月是什麼樣子。如果一個科學家隻有兩樣法寶，學問肯定會做得一團糟。
要抓到經濟學家（作為優秀的科學家）在研究中講故事是再簡單不過了。外行更容易看出這一點，因為經濟學家往往被訓練到自認為自己是在使用隱喻而非講故事。經濟學家執迷於飄在空中的供需關繫模型。
經濟學家往往花上大量時間重述非經濟學家講的經濟故事。比如，很久以前，經濟似乎還不錯，但當時有個不明顯的貨幣問題未得到重視；不久，這個貨幣問題爆發了，因此，每個人都變貧窮了。而經濟學家彼此之間則講這樣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個不均衡的生豬市場，然後賣方降低生豬價格，結果，市場回到均衡狀態。很久以前，政府自作聰明地認為，為了實現完全就業，應該降低稅率，但公眾已經提前預見政府的舉措，結果是，自作聰明的政府未能鬥過聰明的老百姓。很久以前，某個東亞國家很窮，然後這個國家努力學習，存了很多錢，同時吸收外國投資和先進理念，最終自身也變得富裕起來。這些故事並不是要和《李爾王》或者《聖經·新約》這樣的圖書爭奪市場，但不管怎麼說，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講的故事。
講故事的是人而不是上帝。故事並不是大自然創造的種種既定事實。故事的技法並不使故事顯得隨心所欲，而隻是讓故事更多種多樣。古生物學家受到真正發生在生命上的事件的限制，以及他認為相關的邏輯與隱喻的限制。但不管怎麼說，古生物學家還是能夠基於同樣的事實，講出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漸進主義的，或者是突變主義的，就像用慢鏡頭一幀一幀地放電影和像卡通片那樣連續不停一樣。在地理學中，地球板塊運動的故事在成為主流之前，是由無數被忽視的瘋子執著講述的。同樣的事在經濟學中也屢見不鮮。故並不意味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一樣好或者一樣重要。事實、邏輯和隱喻也一樣。然而，要評論這些林林總總的故事，你就得知道人們是怎樣講這些故事的。
故事會出問題，這也不足為怪。我們每天都沉浸在騙子、沒水平的人和自以為是的人所講的爛故事裡。在經濟學中，壞故事還有一種尤其危險的形式。我管它叫萬金油，也就是號稱包治百病的良藥。消費者總指望經濟學家是永遠正確的預言家，講最簡單也最引人入勝的經濟學故事：很久以前有個讀報紙的人很窮；後來她讀了一個睿智的經濟學家的專欄，與其他兩百萬讀者一樣得到了寶貴的建議；現在她變得十分富有。或者：很久以前有個王國的老百姓不學無術，隻喜歡吸可卡因或者看音樂錄像；後來國王請來一位學識淵博的社會工程學專家；再後來這個王國的人民變得富裕了，當然，他們並沒有經歷痛苦的學習過程。
也就是說，經濟學的萬金油十分暢銷，是因為公眾渴望得到它。公眾之所以渴望，是因為魔術師和術士一直以來都用這種把戲消除人們心中的某種恐懼，也因為公眾並不知道講經濟學故事的局限。即使那些並沒打算走上兜售萬金油之路的經濟學家，也因為所受的訓練而對這局限一無所知。這些經濟學家並不知道他們在講故事，因而也無力辨別好故事和壞故事。
換句話說，關於現代生活的一個壞故事有一個美好的結局：那些專家（比如那些分析下月利率暴漲的專家）讓我們感到溫暖和快樂。最近已然讓我們感到溫暖和快樂的物理工程學的類比真是讓人難以抗拒。社會工程師則承諾用神明般的專業知識來處理經濟、戰爭或者文化事務。但總的來說，這是一個錯誤的、瞎胡鬧的故事，一個惡毒的童話。而且說實話，專家講的社會工程學故事簡直不可思議。它甚至沒法回答人們最簡單的質疑：如果你那麼聰明，為什麼會沒錢呢？
人們指望經濟學家像政府顧問或者社會哲學家那樣，但他們講的魔法故事與在自己學問裡的隱喻，說好聽點是令人尷尬，說難聽點是慘不忍睹。同樣，這些隱喻在合理的故事面前都站不住腳。如果經濟學隱喻用過了頭，就像有500個方程的美國經濟模型那樣，經濟學故事就會變得很荒謬。而像美國從全球第一的經濟地位上跌下來這樣的故事，也與我們認為正確的經濟成熟和國際分工的隱喻相違背。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用得很糟糕的500個方程隱喻容易讓我們相信巧妙的政策，而不再相信明智的制度。正如在一個世紀之前的英國，美國崛起和衰落的那個壞故事，可能會讓美國與“競爭對手們”陷入言辭上的戰爭甚至真刀真槍的戰爭。
這個經濟科學中的文學問題的文學答案是：用故事和隱喻來彼此批評。修辭四法寶中的每一種都對另一種的過度使用進行了限制。如果你對故事本身或者隱喻本身特別狂熱（或者邏輯本身，或者事實本身），那麼你很可能會開始在其他領域講起傻話或者做出危險的事情來。用這個世紀最普通的故事使用過度的例子來說，雅利安人的故事其實很需要批判。類似的沒那麼極端的一個例子，是關於越南人身體、心髒和頭腦進行有條理的敘述這一隱喻。我們最好恰如其分地、有理有據地對事實加以觀察，同時遵循確鑿的邏輯，講述真實的故事，並與建構真實的隱喻相結合。這樣一來，故事可能會乏味而節制，但卻是真實的。修辭四法寶中的一種會檢驗另一種的分寸。這種組合會給科學帶來真理，給政策帶來智慧。
喜劇演員約翰·克裡斯（John Cleese）說他希望有一天他能肆無忌憚地演一出尖刻的幽默劇來反對無節制。他想表達的是，溫主義主論的偏激格格不入（自柏拉圖以來，大多數好的觀點論和偏激的）。至於它是否尖刻還不好說。無論如何，他的提議是經濟學和其他專業知識應該使用人類理性的所有資源，和修辭的四樣法寶。而偏頗地讓我們僅僅使用四法寶中的一種，已經讓我們承受了損失。它誤導我們，讓我們建起高聳的貧民窟和高利率經濟體，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它的破壞性越發凸顯。
自那個狂熱的時代起，經濟學就已經堅信將自身修辭局限在事實和邏輯上。經濟學後來也采取了暫時窄化的西方文化，即“實證主義”（positivism）或者“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主義的根基可追溯到柏拉圖和笛卡爾，但全面的現代主義很契合“現代主義”這個名字。在1920年左右的西方世界，一些哲學家突然開始相信他們整個學科可以局限在一種人造的語言中；一些建築師突然覺得他們可以把整個學科局限到一個方塊中；一些畫家突然覺得他們的整個主題可以局限在一個平面上。在這種限制過程中，本應出現一些洞見和定見。
洞見（insight）確實出現了［唉，可惜不是定見］。在現代主義之後的哲學裡，我們對沒有講話人的語言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現代主義之後的建築中，我們對沒有屋頂的建築有了更多了解。在現代主義之後的繪畫中，我們對沒有景深的畫作有了更多了解。現代主義的消息在1950年左右傳到經濟學這門學科中，也帶來了一些很有意義的洞見。在現代主義之後的經濟學裡，我們對與現實世界毫無聯繫的各種經濟學模型有了更多了解。
但總體而言，這種限制的嘗試收效有限。現代主義在經濟學和其他文化領域的失敗並不能說明現代主義不值得嘗試。這當然也不能說明我們現在應該摒棄事實和邏輯，平面和方塊，或者向凱爾特曲線和無理數投降。不管從包豪斯、維也納學派或者改道駕駛２身上學到什麼，我們都願意珍惜這些經驗。現代主義的失敗僅僅表明我們應該回到手頭的工作上來，把修辭的四大法寶——事實、邏輯、隱喻和故事全都用好。
這個現代主義試圖與所有人類理性能力相協調的試驗讓我們不禁想到美國中西部的一句俗話：“不怎麼靈光”。意思是愚蠢的，不理性的。現代主義企圖以理性的名義限制我們的思考的做法就是不怎麼靈光的。承認在人類思辨（reasoning）中使用隱喻和故事是十分重要的，這樣做並不會讓人們變得不理性或者不講道理，也不會讓我們穿皇袍或者到達“新的維度”。恰恰相反，這樣做會讓我們變得更加理性，更加講道理，因為這樣做讓那些可以說服嚴謹之人的說辭更好地接受審慎的考究。而現代主義僅僅關心思辨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對其餘大加撻伐。
伯特蘭·羅素是哲學現代主義的大師，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喬治·桑塔亞納３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羅素，評論他不加思辨（reason）的博聞強記：
這信息，即便準確，也必定是片面的，而且用在了偏頗的辯論中；他不可能無所不知，也拒絕無所不知；這樣一來，他那些通常建立在這些片面信息上的判斷，實則受到狂熱偏見的啟發，總是有失公允的，甚至有時是瘋狂的。比如，他會說，主教們之所以支持戰爭是因為他們在軍火生意中投資了。（Santayana，1986：441）
哲學或者後來經濟學的現代主義者沒辦法與他們大多數對手講道理；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現代主義者隻會大喊大叫或者嗤之以鼻。他們會說：要是你不覺得在建造達拉斯市中心的時候形態應該服從於功能，那你就是個不講科學的傻瓜。或者說：要是你不認為政治科學應該隻剩下數學，那你就是個無知的混蛋。我們當下需要超越現代主義的輕蔑，而對這些說法持更加嚴謹和理性的態度。
現代主義抓住“科學”這個詞大做文章。現代主義者一直用“科學”做托詞，對不想聽到的觀點大加撻伐。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說英語的人們一直以特有的含義使用這個詞，比如在英國學術詞彙中，“藝術和科學”指的是：文學和哲學這些“藝術”（arts），與化學和地理學這些“科學”（sciences）相對。英語中的歷史地理學家是個科學家，而政治歷史學家則不是科學家。英語詞語的用法會讓意大利母親感到困惑，因為意大利母親會誇贊自己的兒子是“我的科學家”，也即我的有學問的孩子。意大利語和其他語言（比如法語、德語、荷蘭語、西班牙語、瑞典語、波蘭語、匈牙利語、土耳其語、韓語、印度語和泰米爾語）在使用科學這個詞時僅僅用來表達“繫統的探究”。隻有英語，而且隻有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的英語，纔使得物理和生物科學像附錄描述的那樣，“是一般用法中的主要意思”。回到從前“科學”這個詞的用意可能會有利於表達理性和嚴謹的觀點。
換句話說，英語和現代主義的錯誤在於認為科學和文學是兩種文化。“兩種文化”這種說法並非能從星星中讀出——命中注定，卻十分常見，而且得到院長們的提倡。一位大型公立大學的研究院長很多年前發表講話，她說人文學科是科學（物理和生物）以及社會科學之外剩下的東西，且極盡修辭之能事。在她看來，人文學科描述的都是神秘和難以言喻的東西。這位院長認為自己的評價還是善意的。而對人文學科充滿惡意的各方所做的評價就更惡毒了：我們提到隱喻的時候，實際上是要倒向一種文縐縐的非理性；而我們提到邏輯的時候，則近乎偏向科學的自閉。
我們很想把持有這兩種看法的人搖醒，警告他們嚴肅一點。各種科學，比如經濟學，在本學科之中都要用到人們所說的人文方法；同樣，各種藝術和人文學科在自身實踐中也需要用到事實和邏輯。牛頓用過邏輯和隱喻；達爾文用過事實和故事。科學是文學的，在日常研究中需要用到隱喻和故事，而文學也是科學的。
當然，若從文學角度看待科學，比如經濟學，新近且讓人倍感負罪感的等級制度則很容易受到顛覆。一個世紀以來，英語世界一直試圖將科學與文化的其他部分劃分開。這樣做其實十分詭異，因為科學畢竟還是一門論證藝術。論證的古老分類還是可行的。
我們應該在一個完整的心理學體繫中認識故事；因此，我們也應該在完整的現代主義之後的經濟學中認識故事。徒弟問師父，地球在宇宙中是靠什麼支撐起來的。師父信口答道：“是巨大的烏龜用背馱著。”徒弟先是對答案感到很滿意，但很快意識到有問題。烏龜是靠什麼支撐起來的呢？師父猶豫了一下，說：“靠大像馱著。”很好。但徒弟又有了其他疑問：“那麼大像是靠什麼支撐起來的呢？”師父思考了很久。說：“最上面的大像是靠腳下的大像馱著，腳下的大像靠的是再下面的大像馱著：你看，自始至終都是大像在馱著。”把科學建立在龜背上不是什麼好主意。科學自始至終是修辭，是人的辯論，一以貫之。
甚至，有些非常普通的論證有時也會用到在外行看來完全不能理解的修辭工具，以及用古代修辭學的詞彙所表達的“特別話題”等。律師會使用隻有他們明白的案例，數學家則會使用各種特別的定理。所有科學群體都有自己的語言［不能用“行話”將它們一筆帶過］，也有自己的特別話題。
然而在論證的其他地方，律師和數學家也會使用別人一目了然的工具，即“普通話題”。訴諸先例在法律中十分普通，它在法院和法律刊物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見。同樣，數學家幾乎每天都引用權威理論和觀點，而不是數學家的人也會訴諸權威。經濟學中有些部分會使用特別話題，但有些最好的觀點是普通話題。經濟學和其他學科也同樣會用到人類思辨。
在我自己的經濟學和經濟學歷史研究中，我也有很多極具說服力的理由，去使用新古典、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量化和數學方法等來講述故事，比如19世紀晚期英國經濟衰退的故事，並將這個故事與美國最近發生的事聯繫起來。對此，我的馬克思主義、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和非芝加哥學派以及非經濟學家的朋友們並不總是贊同我的這種做法，而當我理解了他們的故事時，他們在某一點上說服了我。但是，除非我們意識到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在講故事，要不然會覺得它們沒什麼道理。我們也無法知道我們是否那麼聰明。而那號稱能夠在華盛頓或者得梅因治好我們所有疾病的萬金油，也將一直是致命的隱秘毒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