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西夏經濟文書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敘述了西夏的歷史和漢文文獻記載的一些經濟狀況；概述了出土文獻中的有關西夏經濟的資料：一是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關西夏經濟的條款，二是新發現的西夏文經濟文書；對西夏文經濟文書中的戶籍文書、租稅文書、糧物計帳、商貿文書、契約文書進行了分類研究；對西夏漢文文書進行了研究。書末附錄了文書的圖版和西夏文錄文以及對譯、意譯漢文譯文。

作者簡介

史金波，男，1940年3月3日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62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繫畢業，196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民族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常務副會長等。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顧問、中國西南民族學會副會長、寧夏大學兼職教授等職。研究與教學領域是西夏文史、民族史學、民族學。

前言／1
章西夏王朝和西夏的經濟／9
節西夏的自然條件／9
第二節西夏建國前的黨項民族及其經濟／13
第三節西夏建國及其經濟／16
第四節西夏前期的政治和經濟／20
第五節西夏中期的政治和經濟／28
第六節西夏後期的政治和經濟／32
第二章西夏文獻中有關西夏經濟的記載／35
節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的經濟條款／35
第二節西夏文書中的經濟文書／44
第三章戶籍文書研究／53
節戶籍和戶籍計賬／53
第二節戶籍手實／72前言／1
章西夏王朝和西夏的經濟／9
節西夏的自然條件／9
第二節西夏建國前的黨項民族及其經濟／13
第三節西夏建國及其經濟／16
第四節西夏前期的政治和經濟／20
第五節西夏中期的政治和經濟／28
第六節西夏後期的政治和經濟／32
第二章西夏文獻中有關西夏經濟的記載／35
節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的經濟條款／35
第二節西夏文書中的經濟文書／44
第三章戶籍文書研究／53
節戶籍和戶籍計賬／53
第二節戶籍手實／72
第三節黑水城戶籍分析／79
第四章租稅文書研究／83
節耕地稅賬／84
第二節租役草稅賬／92
第三節人口稅賬／108
第四節耕地水稅賬／116
第五節租稅征收與糧食庫藏／121
第六節西夏農業租稅的特點／129
第五章糧物計賬文書研究／131
節糧賬／131
第二節物品賬／142
第六章商貿文書研究／150
節買賣賬和物價／150
第二節買賣稅賬／174
第三節貸錢物利賬／184
第四節貸糧賬、欠糧賬／189
第五節賣地賬／200
第六節商貿文書特點／202
第七章契約文書研究／204
節西夏契約的種類和形制／204
第二節借貸契／208
第三節買賣契／249
第四節租賃契／331
第五節雇傭契／349
第六節交換契和抵押契／368
第七節眾會契（社條）／383
第八節契約文書的特點／393
第八章漢文經濟文書／396
節榷場、材料和馬匹草料文書／396
第二節契約文書／413
結語／421
附錄西夏文經濟文書錄文、對譯和意譯／425
參考文獻／711
索引／717
後記／763

前言

前言

西夏（1038 — 1227 年）是中國中古時期的一個王朝，它以興慶府（後改為中興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為中心，包括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以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區，當時是一個比較強盛的國家。前言

        西夏（1038 —
1227
年）是中國中古時期的一個王朝，它以興慶府（後改為中興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為中心，包括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以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區，當時是一個比較強盛的國家。
        在一個王朝的歷史中，社會經濟是重要、基本的內容朝修史時，修撰了《宋史》《遼史》《金史》，未修西夏史。在宋、遼、金史中雖有“西夏傳”，但都很簡約。因西夏無“正史”，當然也沒有記載西夏社會各方面資料的“志”，如主要反映經濟的“食貨志”等。在存世不多的漢文文獻中，對西夏的記載多為朝代演化、軍事紛爭以及西夏與宋、遼、金、回鶻和吐蕃的關繫等，有關西夏社會經濟方面的記錄十分稀少。其中關涉西夏經濟不多的資料，絕大多數已被研究西夏歷史社會的專家們所搜羅、采用。早在20
世紀80
年代初，吳天墀先生出版的《西夏史稿》即充分利用漢文史料中有關資料，爬梳整理，悉心分析，對西夏經濟做了很精彩的研究。後漆俠、喬幼梅先生著《遼夏金經濟史》，專設一編論述黨項西夏經濟史，又有新的進展。然而，後世對西夏社會經濟的認識仍因資料的稀缺，很多方面依然模糊不清，甚至有很多空白。
        20
世紀初，俄國探險隊在中國西北部地區的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發現了大批文獻，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文獻。俄國人將這一大批文獻劫掠而去，釀成了中國大量珍貴文獻流失海外的又一悲劇。這些文獻的發現也使西夏研究獲得了豐富的文獻資源，促進了西夏學的誕生。
        這些西夏文獻中含有大量經濟方面的資料。出土於黑水城的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含有不少屬於經濟法的條款，豐富了西夏經濟方面的資料。這一重要西夏法典的中文譯本的出版，為深入研究西夏經濟開闢了新的園地。此後，杜建錄先後出版了《西夏經濟史研究》和《西夏經濟史》，是研究西夏經濟的專著，其中不僅利用了大量漢文史料，還利用了很多西夏法典的新資料，進一步推動了西夏經濟的研究。
        然而在認識、研究西夏經濟時，仍然感到缺乏像諸正史中類似“食貨志”一類的材料，更缺乏活生生的具體實例資料。要想解開西夏歷史上的種種疑團，彌補西夏文獻資料不足的問題，就需要有新的資料出現，特別是西夏人自己書寫的歷史資料現身。這一期望隨著我們編輯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而戲劇性地得到滿足。
        夢寐以求的西夏研究新資料在20
世紀末被發現了，這就是近些年學術界十分關注的西夏社會文書。筆者親身經歷了西夏社會文書新資料的尋覓、發現、整理、登錄、研究的全過程。這批文書的發現、譯釋和研究經歷了近20
年的時間，為揭開西夏神秘的面紗起到關鍵作用。當《西夏經濟文書研究》出版之際，筆者作為當事人，在完成這樁重任過程中，感到幸運連連。
        ，有幸發現這批曠世奇“材”。20
世紀初，俄國探險隊在我國黑水城遺址發掘出大量西夏文獻和文物，藏於今俄羅斯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1992
年夏，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委托，與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聯繫，希望雙方合作，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1993
年春雙方達成合作協議。在當年和此後的1994 年、1997 年、2000
年中方四次組團到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整理西夏文獻。
        這些文獻已經過幾代俄羅斯專家的整理和登錄。鋻於這批文獻的數量巨大，加之文獻殘卷、殘頁很多，我總有一個疑問，即在俄羅斯專家整理、登錄的文獻以外，還有沒有其他文獻？我在前兩次整理文獻時，多次問俄羅斯專家：還有沒有未登錄的文獻？得到的回答是：你們要整理的文獻夠多了，還有一些很破爛的殘卷，等以後再說。我說我很希望看到並整理這些文獻。
        1997
年第3
次到東方文獻研究所工作時，在我的堅持下，終於被允許披覽未登錄的文獻。原來這是俄羅斯專家在整理西夏文文獻時，將一些無頭無尾難以定名、登錄的殘卷，分別放在110
個盒子中。當我打開盒子時，看到的確實是缺頭少尾、形形色色的西夏文殘卷，其中多數是佛經，但我從中發現了一些反映西夏社會真實面貌的社會文書。這些文書多是用西夏文草書寫成。因為我過去接觸過西夏文草書文獻，能看懂部分內容，所以可以區分出這些文書的大致屬性、類別。逐漸了解到這些文書包括戶籍、賬籍、契約、軍籍、訴訟狀、告牒、書信等，深知這些文書對研究西夏社會的特殊價值。於是，我便將這些文書都揀選出來，詳細登錄，請攝像師拍照。當年我整理了50
多個盒子，帶回其中所有社會文書的登錄卡片和幾百張原始文獻圖片。
        這是一項令人驚喜的意外收獲。和我們同去俄羅斯整理、拍攝文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敦煌學家蔣維崧先生，看到這些既零碎又珍貴的文書，也非常喜悅，認為這是一項重大收獲。這些珍貴資料多屬於社會檔案性質。研究歷史的專家都知道，檔案是歷史敘事的主體，是研究歷史的核心、基礎，比其他歷史資料（如史學家的著述、國外的著述、後人的回憶等）更為可靠。從這些沒有經過人為加工、沒有喬裝打扮的歷史檔案中尋求歷史的真相，當然更為直接、更為真實。可以說，這批西夏社會文書對研究、認識西夏社會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1997
年我從俄羅斯回到北京後，即向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報告了這一收獲。鄧先生十分高興地說，有宋一代，包括宋、遼、金朝都缺乏直接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實際的社會文書；現在發現這樣多西夏的社會文書，不僅對西夏社會研究，對宋朝時期各王朝的社會研究都有參考價值；並希望我把西夏社會文書盡快整理、翻譯出來，以提供給學術界進一步研究、利用。這些文書的重要學術價值使我感到自己作為一個西夏研究者的重大責任。
        2000
年第4 次到聖彼得堡整理文獻時，我又將其餘50
多個盒子的西夏文殘卷全部整理完。此外，在一些西夏文佛經的封面襯紙中也發現了裱糊在其中的西夏文文書殘頁。加在一起共得1000 多編號、1500
餘件文書。這是一項巨大的重要資料收獲，雖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我們在搜集資料方面一貫執著追求的結果。我們為能夠發現並進行繫統整理、研究這批珍貴文獻感到榮幸和自豪。
        第二，有幸譯釋這批西夏文草書文獻。對於新發現的西夏文社會文書，我們都拍攝了照片，並逐步開始進行整理。由於增加了這批超出原計劃的資料，我們不得不改變《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計劃。原來根據俄羅斯專家提供的目錄和我們拍攝的數量計算，計劃《俄藏黑水城文獻》的西夏文世俗部分從第7
冊開始，至第11 冊結束，共5 冊。現在一下子出現了1000 多件社會文書，都屬於世俗文獻，應占3 冊的篇幅，便將《俄藏黑水城文獻》世俗部分增加3
冊，把西夏文社會文書在第12 、13 、14
冊中刊布問世。
        這些社會文書為全新的資料，沒有編輯基礎。為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出版這些文獻，需要給每一件文書定名，這就需要逐個了解各件文書的內容。這些多是西夏文草書文獻，翻譯、定名十分困難。譯釋清晰的西夏文楷書仍有難度，西夏文草書的譯釋更為不易。西夏文草書文獻的文字有的龍飛鳳舞，有的勾畫極簡，加之不少文書多是殘頁，或缺頭少尾，或字跡不清，還有不少文書正、背兩面皆書寫文字，筆畫透墨，相互疊壓，模糊不清，更加難以辨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解讀、利用這些文書，必先破解西夏文草書。敦煌文書多是漢文文書，還要經過國內外眾多專家多少年的努力整理、研究，纔有了後來的重要進展。面對上千件西夏文草書文獻，整理、翻譯者隻有我一個人，顯得勢單力薄，感到力不從心，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是學術路程中的幸運和挑戰。西夏文草書釋讀是西夏文研究，乃至西夏學的難題，也是一個學術制高點。我深知整理、翻譯這些文書的難度，更了解整理、翻譯這些文書的巨大的學術價值，於是變壓力為動力，面對這些文獻，花時間、拼精力去鑽研，去挑戰這個“不可能”。破解一件西夏文草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反反復復地識認、揣度，很多文書要琢磨數十遍，甚至上百遍。無論工作多忙，我也要擠時間譯釋這些文書，要求自己卷不離手。除每天在電腦前反復辨認、揣摩推敲外，出門在外時，無論在公交車上、地鐵裡，還是在候機室、座艙內，我都會拿出紙本西夏文文書識讀。這是一項既有艱辛又有樂趣的工作。我對文書解讀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並常常為一個難字的解破、一件新的重要文書的釋讀、一個重要問題的發現感到興奮不已。
        做難事必有所得。在長期反復閱讀這些文書過程中，我不斷對比西夏文楷書和草書的字形，尋求西夏文由楷書嬗變為草書的規律，探索西夏文草書筆畫和結構的特點，識別西夏文草書的能力逐漸提高。六年以後，我拿出了一份西夏文社會文書3
冊的定名目錄，但我感到還不成熟，需要再花時間仔細打磨，爭取拿出一份更好的目錄來。我鄭重向出版社提議，為保證出書質量，推遲這3
冊的出版時間，以便我再用兩年的時間繼續集中精力做好定名、分類、編目工作，給學術界提供一份更為準確的目錄，以期達到出版水平。這樣，前後經過漫長的八個年頭，我在2005
年交出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社會文書部分（12 — 14 冊）的定名目錄，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 、13 、14
冊的出版任務。我在整理、定名過程中，基本破解了類似天書般的西夏文草書，先後譯釋了不少重要文書，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資料。
        第三，有幸首先對這批珍貴文書進行深度研究。黑水城出土的有關西夏經濟的文書約有500
號。其中有西夏戶籍文書，包括簡明戶籍賬、戶籍手實、人口計賬、裡溜戶籍賬、戶口男女計賬等，保存了西夏時期黑水城地區戶口的手資料。有田賦稅收籍賬文書，其中有耕地賬、戶租糧賬、戶耕地租糧賬、戶耕地租役草賬、裡溜租糧計賬和戶租糧賬、人口稅賬、耕地水稅賬等，保存了西夏時期黑水城地區多種租稅資料。另有糧物計賬文書，包括監軍司糧食賬、裡溜糧賬、錢物賬、牲畜賬、雜物賬等，從中可反映出當時官府等處糧物的登錄、統計、保管、存儲等重要內容。還有商貿文書，其中買賣文書包括賣糧賬、賣牲畜賬、賣酒賬及其他物品買賣賬，買賣借貸文書包括買賣稅賬、貸錢利賬、貸糧賬、賣地賬等，從中不僅可知道西夏很多物品的交易情況，更重要的是可通過這些文書了解當時重要物品的物價。西夏文契約文書占經濟文書的大部分。過去所知西夏的契約屈指可數，始有15
件漢文典當殘契刊布，後又有2
件西夏文契約由俄羅斯專家發表。新發現的契約不僅數量多，類型也多種多樣，包括借貸契（貸糧契、貸物契、貸錢契）、買賣契（賣地契、賣畜契、賣人口契）、租賃契（租地契、租畜契）、典當契（典畜契、典物契）、雇傭契（雇工契、雇畜契）、交換契以及眾會契（社條）等，反映出契約在西夏基層經濟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我在逐步深入翻譯的過程中，愈加了解了這批文獻在西夏學中特別重要的學術價值。這些八百多年前的文書，保存了西夏時期經濟方面的手資料，彌足珍貴，是研究西夏經濟的鮮活資料。我下決心將翻譯、研究這批文書作為我的科研主攻方向。
        研究社會文書對我來說是一個新領域。這首先要熟悉中國經濟史，不僅需要重新學習包括戶籍、租稅、典貸、商業、契約等在內的中國經濟史各領域以及相關的研究著述，還要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文書及研究情況有全面的了解。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書籍，查閱資料，並請教多位專家。經過十幾年的積累，對上述經濟史領域有了一定理解，並逐步撰寫了西夏戶籍、租稅、契約等方面的論文。當我2002
年寫出《西夏戶籍初探》後，便向著名敦煌文書專家沙知教授和陳高華研究員請教，誠懇地請他們提出意見。他們從專業的角度，給出了寶貴的修改、補充建議，使我受益良多。論文於2004
年在《民族研究》發表時，質量有了明顯提高。此文和2005
年在《歷史研究》發表的《西夏農業租稅考》都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後來又發表西夏借貸契約等論文。
        2006
年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被批準立項。此後我繼續挖掘西夏社會文書寶藏，抓住重點，突破難點，對諸如土地買賣、人口買賣、雇傭、租賃、交換、互助契約等關乎西夏社會重要的問題，加大力度深入研究，又取得新的收獲，後形成一部有實物圖片、有譯文、有研究論述的西夏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書稿。由於文書數量多，工作難度大，項目延至2012
年以優秀成績結項。結項後我並未急於出版，在至今的四年中，又做了重要補充，將西夏主要經濟文書完成翻譯、研究，目的是使本書內容更加豐富、結構更趨合理、觀點更顯明晰。科研工作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斷鑽研，不斷進步。比如，我在2010
年發表《〈英藏黑水城文獻〉定名刍議及補正》論文中，對英藏文書中新發現的一些有價值的材料做了介紹和初步翻譯，其中包括一件帶有印本的文書。文中提出“首見此類文書。因殘損過甚，尚難做確切解釋”。經過幾年，在本書中重新做了譯釋，發現了重要印文“計量小監”，並與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關條文結合研究，將此文書定名為納糧收據。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這一僅有20
多字的文書殘頁，可能是早的刻本實用經濟文書，為中國經濟文書史和中國雕版印刷史增添了新的內容，也使此文書增添了特別的文獻和文物價值。
        希望這部《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能為西夏研究提供新的資料，對西夏經濟增加一些新的、真實的認識，為西夏社會歷史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做出些許貢獻。同時本書也為學習西夏文草書者提供了可資對照的參考和教材。
        整理、研究這樣一批看似零零碎碎、破破爛爛的文書殘卷，是一件十分細致、十分耗費精力的工作，又是一種耕瘠土為沃壤、化腐朽為神奇的極有價值的任務。從發現這批珍貴文獻的1997
年，至今已經過去近20
年，其間也承擔過其他一些研究項目，但對於這批文書的解讀和研究總是作為我的主業，始終不離不棄。我對能發現這批珍貴文書資料，並持續地一字一句地破解西夏文草書，一項一項地研究西夏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感到十分幸運。把歷史的碎片，經過艱苦的勞作，梳理、編織出愈益完善的歷史錦繡，是歷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每多識讀出一個新的西夏文草書字，每發現一個新的問題，每解釋出一篇文書，每認識一種西夏的社會現像，就會有獲得新知的興奮感、成就感和喜悅感。
        西夏經濟文書數量多，本書不可能全部容納；西夏文草書不易識別，我的識別、翻譯也隻能是初步的，算一個階段性成果。無論是文獻的翻譯，還是探討論述都不免會有不足甚至錯誤，衷心地希望讀者不吝指教，也希望今後有更多的專家關注這些資料，更加深入地研究，一定會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出土的西夏文書中除西夏經濟文書外，還有西夏軍事文書和其他西夏官私文書，我和我的學生也在進行譯釋、研究。
        2007
年，我到三○一醫院看望在那裡養病的季羨林先生，向先生彙報了搜集、整理、譯釋、研究這些文書的進展情況和進一步研究計劃，先生十分贊許，希望早日完成出版，並當場手書“西夏文書研究”書名，以資鼓勵。不料先生於次年逝世，至今已過八個年頭。現出版此書也表示對先生關懷的感謝和深深的懷念。

        史金波
        2016
年12 月
        於北京南十裡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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