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跡誕生在人人開始悲觀的時刻

“歐拉”和“鴻蒙”，這兩件事情非常大，大到中國信息產業可以分成“歐拉、鴻蒙之前”和“歐拉、鴻蒙之後”：“歐拉、鴻蒙之前”是中國信息產業的“混沌時代”，“歐拉、鴻蒙之後”是中國信息產業對數字生態的“覺醒時代”，可以說是數字轉型的新時代。無疑，這是一道歷史的分水嶺，是中國信息產業發展範式的根本轉變。
    在很多華為人的記憶中， 2001 年是神奇的一年。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2001 年 3 月寫下了《華為的鼕天》一文：“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麼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文章力透紙背，迄今依然是任正非諸多被熱議的文章中最著名的經典之作。那年鼕天，恰好入職華為的人很少，行業也很蕭條，文章顯得很應景。而深陷互聯網寒鼕的整個 IT（信息技術）產業，無論是互聯網行業，還是通信行業，抑或是 PC（個人計算機）行業，工作都不太好找。這種境況下能夠被華為選中，已經是很不錯的結局了。 2002 年被華為“收留”的研發人員直接被分配到一線，干起了“體力活”。七八個月下來，裝機架、裝設備、走線等全都過了個遍。他們至今感到最寶貴的收獲，就是在一線接觸了不少客戶。
    20 年的時間，華為堪稱一路高歌，幸福的日子越來越多，層層疊疊。

這段與客戶們一起“廝混”的日子，完美復刻在了 2019 年 7 月啟動的歐拉開源社區的基因裡：因為做開源最大的特征是直面客戶，且深入工作的過程，就像是從地上打眼立架開始做起，建立新天地。
    但隨著美國商務部的制裁大棒越洋揮來，以及疫情等因素造成的外部環境的急劇轉變，華為不斷面臨新的挑戰，甚至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基於外部環境的變化，華為進行了戰略調整。
    華為調整後的戰略選擇是：“堅持實事求是，在市場上的收縮要堅決。我們以前懷抱全球化理想，立志為全人類服務。現在我們的理想是什麼？活下來，哪裡有錢就在哪裡賺一點。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要在市場結構上調整，研究一下哪些地方可以做，哪些地方應該放棄。”
    具體到業務選擇上，華為認為：“ICT（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還是我們的黑土地糧倉，一定要收縮到一個有競爭力的復雜硬件平臺與復雜軟件平臺，掛在上面搭車的項目都要摘出來。”“軍團是建基礎信息平臺，更好地賣 ICT，終端是未來我們崛起突破的基礎，但不能盲目。現在要縮小戰線，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提升盈利。”“華為雲計算要踏踏實實以支撐華為業務發展為主，走支持產業互聯網的道路。”
    而在雲譎波詭的形勢下，萬眾矚目的兩大操作繫統——鴻蒙操作繫統（HarmonyOS）和歐拉操作繫統（EulerOS）——究竟在華為的戰略調整中處於什麼位置，無疑是公眾的首要疑問，也是公眾最關心的事情。
    其實隻要鴻蒙操作繫統和歐拉操作繫統沒有受到影響，依然在華為戰略的主航道上，那麼華為的未來就依然是海闊天空。如同 2000 年的那一場淬煉，使得華為在 2005 年之後開啟了在全球通信設備領域的破土進程，並很快脫穎而出，踏上勢不可擋的強者征程，成為全球通信設備的領導者。
    那麼，這一次淬煉，又會將華為帶向何方？毫無疑問，這一次一定是華為整體的範式轉變，而歐拉操作繫統與鴻蒙操作繫統，就是這次脫胎換骨中的重中之重。
    烏爾裡希· 貝克認為：工業社會在為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風險，人為制造的風險開始充斥整個世界，在工業社會以後，人類已經進入一個以風險為本質特征的風險社會。在貝克出版《風險社會》的 1986 年， PC 革命正如火如荼。互聯網革命還得七八年之後纔到來。而進入 2022 年，疫情的不確定性，數字社會的不確定性，再疊加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早已進入全新的升級版。在這種形勢下，悲觀不需要理由，樂觀則很難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對於真正富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來說，這可能是創新與變革最好的時候。
    社會在關注華為的時候，更多的是將注意力投射在外部事件的新聞效應之上。但是，真正影響華為的，真正改變中國高科技產業進程的，往往並不在人們的視野範圍之內。 2022 年，華為的“歐拉”項目取得了很好的進展，但相當低調，暫時被大眾所低估，甚至忽視。
    但是，這可能是中國 IT 產業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突破。這是第一次，中國的數字生態有了自己的“根”，而且“根”的成長有了自己真正的獨特模式。中國數字基礎設施第一次可以建立在自己的底座之上。“歐拉”
這個名字，也真正與人類發展進程的時代精神開始了全新的對接。發生在16—17 世紀之間的科學革命，不僅僅是現代科學的基礎，更是 18 世紀工業革命的知識底座。而數學，更是基礎的基礎。達· 芬奇說過，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而在數學領域內，18 世紀可以確切地被稱為“歐拉世紀”。萊昂哈德· 歐拉（Leonhard Euler）是 18 世紀數學界的中心人物，是數學史上最多產的數學家，被稱為“數學之王”。

當時，大學還沒有真正成為人類知識創造與創新的中心，是一繫列偉大的科學家，依靠個人的纔華，完成了科學這座大廈的初步架構。而歐拉，就是其中耀眼的一位。恩格斯說，微積分的發明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勝利。“如果說在此之前數學是代數、幾何二雄並峙，歐拉和 18 世紀其他一批數學家的工作則使得數學形成了代數、幾何和分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沒有他們的工作，微積分不可能春色滿園，數學的發展進程也許會因打不開局面而荒蕪凋零。歐拉在其中的貢獻是基礎性的，被尊為‘分析的化身’。”
    “在分析之前，數學主要解決常量、勻速運動問題。18 世紀工業革命時期，以蒸汽機、紡織機等機械為主體的技術得到廣泛運用，但如果沒有微積分、沒有分析，就不可能對機械運動與變化進行精確計算。”
任正非認為，未來軟件將吞噬一切，信息社會的數字化基礎架構核心就是軟件。數字社會首先要終端數字化，但難在行業終端數字化，可隻有行業終端數字化了，纔可能建立起智能化和軟件服務的基礎。他說：“‘鴻蒙’‘歐拉’任重道遠，你們還需更加努力。”
    如果說歐拉不可思議的數學成就成為整個工業時代知識體繫的“關鍵基礎設施”，那麼今天正在全面開啟的智能時代和數字時代，有賴於一個全新的知識“引擎”，一種全新的“基礎設施”。個人的單打獨鬥，顯然已經不足以改變時代的進程。甚至一個公司的力量，也暴露了創新能力的局限。“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浩浩蕩蕩的全球數字化浪潮，需要一種全新的機制，將整個社會的力量和能量彙聚起來。
    定位於數字基礎設施的操作繫統和生態底座的“歐拉”，承擔著支撐構建領先、可靠、安全的數字基礎的歷史使命，既要面向 IT，又要面向CT（通信技術）；既要面向服務器、雲計算，又要面向嵌入式，這是數字時代亟待破解的新難題。
    “歐拉”正是秉承著這種歷史特質，應運而生；正是秉承著這種時代精神，呼嘯而出。

邬賀銓、田濤、胡建生、吳曉波、吳伯凡、秦朔、蔣濤、梁寧 聯袂推薦！

PC操作繫統基本為微軟一家獨霸，手機操作繫統由谷歌與蘋果公司兩強壟斷，而操作繫統控制了終端產業的生態，即便像谷歌的安卓操作繫統開源免費，但核心部分的使用仍要得到谷歌的授權，中國在操作繫統上的軟肋比芯片更為顯著。數十年磨一劍般打造的歐拉操作繫統不僅是中國操作繫統生態上的突破，而且從各類終端擴展到雲平臺和網絡操作繫統，所有權從華為轉到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成為全球的公共資源。《歐拉崛起》一書回顧了歐拉操作繫統的成長歷程，體現了中國科技工作者逆境創新、百折不撓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這是中國崛起的寫照。

                                                 ——邬賀銓（中國工程院院士）

方興東是長期關注和深入研究華為的極少數學者之一，20多年來，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扎實的學術風格，著述過不少關於華為的研究論著。這本基於大量深度訪談而完成的《歐拉崛起》是其最新代表作，作為華為根技術繫列跟蹤研究的第一本，為世界了解華為又提供了一個獨特、新穎的視窗。

——田濤（華為公司高級管理顧問）

歐拉崛起不應簡單看作是中美科技之爭的故事。它剖析了人類發展中的一個特殊場景，拋出了一繫列深邃的追問：走服務器生態化之路還是武器化之路？人類科技發展模式是什麼？人類未來生存方式是什麼？人類以什麼為根本宗旨？世界應該往哪裡發展？

華為的歐拉崛起不僅是大國博弈的焦點，更重要的華為是一家承擔數字文明時代價值觀責任與使命的偉大企業，那就是超越霸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互鋻觀引領，推動全人類走向和平與繁榮。

祝願華為從強大走向偉大！

                              ——胡建生（互聯網發展資深專家，原國家信息化測評中心常務副主任）

在我看來，未來全球是一個兩極力量主導的“雙核時代”，博弈將在貿易、技術、文化等領域展開，期間無法彼此取代，而是不斷融合。歐拉操作繫統作為數字基礎設施，既是競爭的產物，又是開源的生態。它的崛起恰恰說明我們要以更開放的心態，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一部分。 

——吳曉波（財經作家）

方興東教授以獨家一手信源，講述了一個關於硬核科技的案例。書中的故事始於20多年前，但讀完此書卻能讓我們對正處於戰火中的華為的未來有了基本判斷。一場戰爭真正的開始遠早於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而戰爭的結局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戰爭爆發之“前戰”和“暗戰”。以前我們相信華為是因為那些眾所周知的戰果，而此書讓我們真切理解了華為競爭力的前因。德魯克說過，一個公司所以成其大的諸多努力中，至少有一半是不易看到的。“歐拉”崛起的歷程，讓華為的那一半努力進入大眾的視野。

——吳伯凡（商業新物種研究院院長）

方興東四年來深入華為，通過對關鍵人物的深度訪談，全景式記錄科技戰下華為如何實現一繫列根技術突圍的非凡歷程，讓世界有機會深入、細致地了解華為這場艱苦卓絕的“史詩”戰。這一記錄是不可或缺的。《歐拉崛起》作為該繫列的第一本，值得期待。

——秦朔（人文財經觀察家，秦朔朋友圈發起人）

好的故事散發神奇的魅力。

雷軍因為看了《硅谷之火》，萌發了做程序員創業的念頭；李彥宏迷茫時還寫過《硅谷商戰》。

國內IT界缺乏好產品的故事。中國技術到底發展到了什麼樣的水平？華為怎麼就走到了“無人區”，又如何在核心操作繫統上崛起？

這是一本講好中國技術人故事的好書。

                                                            —— 蔣濤（CSDN創始人）

方興東博士是我20多年的好朋友。他是長期研究互聯網與社會的學者，是理想主義的詩人，也是立場堅定的鬥士。他是中國最早關注並倡導Linux的人，也是華為遇到困難時最堅定的支持者。是這一連串的因緣際會，纔會誕生《歐拉崛起》這本書。長期的產業參與，國際化的戰略視野，與華為的深度關繫，三者齊備，纔有這本書。

——梁寧（著名產品戰略專家，《產品思維三十講》作者）

第一章：令華為幾乎陷入絕境的“通知令”

被視為“競爭者”的慘痛代價

華為松山湖三丫坡已然成為東莞一道著名的風景，“朝聖”的以及拍照遊玩的旅客絡繹不絕。剛到三丫坡門口，迎面就是一塊碩大的石頭，上面寫著“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中國人對這句話熟悉起來，是因為任正非。因此，很多人以為這句話是任正非說的。其實，這句話來自 2011年至 2015 年擔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陸軍四星上將馬丁· 鄧普西（Martin Dempsey）。這句話的前半句是“要讓打勝仗的思想成為一種信仰”。美國政府針對華為發動了極限打壓，一位美國將軍給華為提供了最契合的精神激勵。這種對比，堪稱另一種別有妙趣的時代寫照。沒有退路的華為，這些年究竟在干什麼？“歐拉”的故事為我們揭開了這個謎底的一個精彩部分。
    華為（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以聯接起家的，成立於 1987 年，最開始是一家生產用戶交換機的香港公司的銷售代理，兩年後開始走上自主研發道路，逐步發展起來，並陸續開拓歐美等海外市場。盡管在 1998 年進軍歐美市場時，華為簽下的第一單合同隻有 3，但到了 2002 年，其海外市場銷售額已經達到 5.52，業務發展十分迅猛，很快成為全球通信設備領域的領導者。
    華為一切業務的基礎都是圍繞聯接與計算，其過去的理念是“用最好的器件，做最有競爭力的產品”。華為以前雖然也很注重研發，在這方面投入巨大，持續深入研發核心技術，但是與中國其他的 IT 企業一樣，都以為將業務建立在美國生態底座之上，自己認真做好應用就行。
    進入 21 世紀後，可以說直到 2010 年之前，數字技術依然還是資本和市場主導的領域。在互聯網領域，美國和歐洲國家一直倡導非政府力量主導的多利益相關方模式，極力反對和阻撓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於政府介入互聯網管理的呼吁和努力。
    但是在 2010 年後，隨著中國高科技越來越具有競爭力，美國對華科技政策開始急劇轉向。全球高科技行業相對平靜的秩序開始動蕩。尤其是華為，更被美國視為“不可輕視的威脅”。其中唯一真實的邏輯，就是因為華為是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出頭鳥”。
    其實，在中國所有企業中，華為對美國政府始終是最敏感的。從 2003年美國思科繫統公司起訴華為開始，華為就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將美國市場視為拓展的重點，而保持其作為技術創新前沿的研發人纔基地，盡量不去觸踫敏感的重大利益，尤其是與安全相關的敏感業務。即便如此，隨著技術發展的不斷深入，華為終究越來越難以躲過美國政府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獵手”。而華為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2012 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這一年，全球網民數量創紀錄地突破 25億人，其中亞洲網民數量占 43%。到 2012 年 6 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 5.38億人，是美國的 2 倍。美國互聯網企業在中國市場競爭中陸續敗下陣來。
    2012 年，全球幾大電信設備公司因經濟疲軟而業績下滑，而華為業績則逆勢上升。華為輪值 CEO 郭平在《度過了“波瀾壯闊”的一年》的文章中稱，預計 2012 財年華為實現銷售收入超過 350，淨利潤 24左右，同比均有超過 10% 的增長。華為歷史上首次在營業收入上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通信設備商。
    任正非少有地接受媒體采訪，說道：“戰略布局，我們唯一覺得困難的是美國。” 2012 年底，華為北美消費者業務實現銷售收入 318.4，同比增長 4.3%。在 CEO 寄語之末，任正非豪邁地寫道：“雄赳赳，氣昂昂，跨過太平洋……”
    但是， 2012 年華為的發展勢頭和在全球通信領域的地位，注定了華為與美國的關繫已經進入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盡管華為拿出最大的誠意，主動要求美國政府對安全合規等問題展開調查，但是，這種誠意顯然無濟於事。 2012 年 10 月 8 日，美國國會發布華為、中興（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對美國帶來安全威脅”的調查結果報告。這篇為期 11 個月完成的調查報告稱，美國情報機關必須對華為和中興在美擴張的努力保持關注，並將它們的“潛在間諜威脅”盡可能多地告知私營單位。“我們不能相信華為和中興免受外國政府施加的影響，因此它們會對美國和我們的繫統造成安全威脅。”該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和私人企業不要與華為和中興發生貿易關繫，相當於委婉地對華為發出了“拒絕令”。
    此前，華為一直希望通過競標和並購等方式進入北美市場，但始終未能如願。 2008 年，華為與貝恩資本聯合競購美國 3COM 公司，卻因美國政府阻撓而未能成行； 2011 年，華為被迫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建議，撤銷收購美國三葉繫統（3Leaf Systems）公司特殊資產的申請；同樣是在 2011 年，美國商務部阻止華為參與國家應急網絡項目招標。當然，華為與美國運營商在手機業務方面的合作依然在推進之中。
    2013 年，“斯諾登事件”爆發，揭開了美國監控全球通信和互聯網的驚天秘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於 2007 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稜鏡”的秘密監控項目，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絡公司的中心服務器裡挖掘數據、收集情報，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在內的9 家國際網絡巨頭皆參與其中。
    2013 年 7 月 19 日，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摩托羅拉解決方案總監邁克爾· 海登（Michael Hayden）聲稱，其已經了解到華為網絡設備後門的確鑿證據，認為該公司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並與中國政府合作，深入了解境外電信繫統。華為和摩托羅拉解決方案曾發生過知識產權糾紛。而華為的全球網絡安全官約翰· 薩福克（John Suffolk）將海登的相關評論認定為“毫無根據且有誹謗性的言論”，並要求他和其他批評者公開交出證據。
    2019 年，郭平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美國打壓華為暴露出害怕落後心理》，提及之前曝光的美國、德國利用瑞士加密通信設備公司 Crypto AG 監控世界幾十年的丑聞，稱“美國已經搬出重炮，將華為描述成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我們一定得問問為什麼”。文章緊接著引用了“稜鏡門”案例，稱美國打擊華為，是因為華為妨礙了美國隨心所欲地對世界進行監聽。
    2020 年郭平在推特（Twitter）開設賬號，第一條推文就寫道：“2019年，我在《金融時報》上寫道，‘我們的技術妨礙了美國隨心所欲地進行監聽的努力’， Crypto AG 就是一個例子。當心，大哥在看著你！”
    而華為 5G 開始在全球一馬當先，成為美國政府最終對華為痛下狠手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