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迷思》幾乎是我讀過的重要的一本書。斯蒂芬妮·凱爾頓詳細地傳達了一條信息，挑戰了關於公共財政的傳統經濟觀念（收入小於支出，赤字是壞事）。凱爾頓的成就可以與達·芬奇和哥白尼相提並論，他們都是證明地球是圍繞太陽轉動的異端。
——大衛·凱·約翰斯頓，普利策獎、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勛章、喬治·波爾卡新聞獎獲得者

《赤字迷思》是一本在內容上和時效性上都非常出色的書，肯定會影響未來決策的許多方面。
——穆罕默德·埃利安，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

在這個史詩般重大且危機四伏的世界裡，斯蒂芬妮·凱爾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道德清晰的來源。無論你是完全支持現代貨幣理論，還是僅僅對其感到好奇，她所教授的關於貨幣、債務和赤字的真相為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建立安全未來所急需的工具。閱讀《赤字迷思》，然後付諸實踐吧！
——娜奧米·克萊恩，《刻不容緩：綠色新政的燃燒案例》（On Fire: The Burning Case for a Green New Deal）的作者

凱爾頓這本改變“遊戲”規則的、關於扭轉政府赤字迷思的書，在理論上是嚴謹的，在實踐上是有趣的。《赤字迷思》提醒我們，錢是沒有限制的，限制我們的隻有想像力。當你讀完這本書後，你將不會再認為公共財政是一種家庭經濟。閱讀它吧！
——瑪利安娜·馬祖卡托，《萬物的價值：全球經濟中的制造與接受》（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作者

《赤字迷思》成功了。這本書引人入勝，令人信服，而且重要的是，它賦予人們力量。斯蒂芬妮·凱爾頓采用了一個經過充分研究的框架，通過聚焦現實世界的實際經濟運行方式，提出了一條通往經濟真正繁榮的現實道路。這種方式不是隻關注華爾街的數字，而是更關注社會民生，使我們不僅能夠振興掙扎中的中產階級群體，而且能夠解決長期失業、貧困、醫療保健和氣候變化等關鍵社會問題。當然，我們在行動能力上面臨諸多限制，但凱爾頓認為，這種由赤字迷思的普遍影響而導致的對我們自身資源的不充分運用，不應成為限制之一。我們太需要這本書了。每個人都應該讀一讀，然後再讀一讀，以免為時已晚。
——約翰·T·哈維，得克薩斯基督教大學經濟學教授

凱爾頓這本書鏗鏘有力，其使命是讓我們擺脫關於財政赤字的傳統思維，這種思維根植於已逝的金本位時代。她以現代貨幣理論為基礎，解釋了一個簡單的核心命題：在法定貨幣的世界裡，集體的財務狀況並不等同於個人預算限制的總和，因為集體不會破產，集體赤字可能造成過度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率過低的時代，宏觀政策的含義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人們目前擁有的財政空間遠遠超過了那些痛罵赤字、堅持財源的人所宣揚的。凱爾頓是一位有天賦的作家和老師，我自信地預測，《赤字迷思》的寫作和論證非常出色，它是一本定義了現代貨幣理論的著作。
——保羅·艾倫·麥卡利，太平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PIMCO）退休常務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康奈爾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

清晰！引人入勝！《赤字迷思》是在預算、就業、貿易、銀行以及重要的貨幣世界中的一次冒險，它令人信服並讓人大開眼界。憑借常識的巨大力量，斯蒂芬妮·凱爾頓和現代貨幣理論團隊已經突破了所謂健全金融的封閉圈子，那種陳舊的正統觀念會削弱我們的力量，並使我們所有人陷入貧困。這本書展示了如何開闢一條前進的道路，讓我們通向一個建立在更好的理念之上的美好世界。
——詹姆斯·K·加爾布雷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赤字迷思》是一本強有力的、有理有據的、可讀性很強的書，解釋了許多常見的誤區。對於任何想了解政府金融的實際運作方式，以及它如何與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人來說，這是一本之書。
——法蘭克·紐曼，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

一張車貼的震撼
我仍然記得，那是2008年，我在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教授經濟學課程。在從堪薩斯州勞倫斯市到學校的一個小時的通勤路上，我看到貼在一輛黑色奔馳SUV（運動型多用途汽車）保險杠上的車貼。一張貼紙上描繪了一個略微駝背的男人，褲子口袋外翻，空空如也。他穿著紅白條紋的褲子、深藍色夾克，戴著星星裝飾圖案的高禮帽，表情僵硬且嚴肅。這就是山姆大叔。很多人和這位貼著車貼的司機一樣，都相信我們的政府正在緩慢破產，財政預算已經無法解決這個時代重要的問題。
不管政策討論的是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還是氣候變化，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我們拿什麼付錢？這個車貼反映了人民對國家財政事務，特別是對聯邦赤字規模的沮喪和焦慮。基於各黨派政客對赤字的指責，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所有人提到政府的這些莽撞行為時都會感到憤怒。畢竟，我們作為個體如果都按照政府的方式行事，就會很快破產，就像這個窮困潦倒的山姆大叔一樣。
但是如果聯邦預算和你的家庭預算有本質的不同呢？如果我告訴你“赤字惡魔”不是真的呢？如果我能讓你相信我們的經濟是把人民和地球放在位的，同時也不用擔心找不到財源的問題呢？
哥白尼和追隨他的科學家們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理解，證明了地球圍繞太陽轉，而不是太陽圍繞地球轉。對於我們如何理解赤字及其與經濟的關繫，也需要一個類似的突破。當談到增加公共福利時，其實我們的選擇遠比自己意識到的多，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是什麼樣的“迷思”阻礙了我們的突破。
本書站在現代貨幣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這種哥白尼式的突破，而我一直是現代貨幣理論的主要支持者。我提出的主要論點適用於任何擁有貨幣主權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任何由政府壟斷發行法定貨幣的國家。現代貨幣理論改變了我們對政治和經濟的看法，向我們展示了幾乎在所有情況下，財政赤字都對經濟有利。赤字是必要的，而我們對它的理解和對待方式往往是不完整或不準確的。與其錯誤地追求平衡預算，我們更應該追求現代貨幣理論所說的公共貨幣或主權貨幣的承諾，以平衡經濟，使利益能夠被更廣泛地共享，而不是隻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按照傳統的觀點，納稅人應該是貨幣宇宙的中心，因為人們相信政府本身是沒有資金的。因此，可以用來資助政府的資金隻能來自納稅人。現代貨幣理論從根本上顛覆了這種觀念，它認為應該是貨幣發行者——聯邦政府本身——而不是納稅人，為所有政府支出提供資金。稅收固然重要，我將在本書中另做解釋。但是，這種稅收為政府支出買單的想法純屬幻想。
次接觸這個理論時，我持懷疑態度，事實上，我非常抵觸。在我作為經濟學家的早期職業生涯中，我試圖通過對美國政府財政和貨幣運作的深入研究來駁斥現代貨幣理論的主張。但當我把它寫進我的篇公開發表的、由同行評審的學術論文時，我意識到我之前的假設是錯誤的。現代貨幣理論背後的核心思想初可能顯得有些奇怪，但事實證明它的描述是準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貨幣理論從一個無黨派的視角，解釋了貨幣體繫實際是如何運作的。它的解釋不依賴於任何意識形態，也不帶任何政黨色彩。另外，該理論分析了哪些政策或行為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從而改變了在財務可行性問題上受阻的政策辯論的局面。現代貨幣理論不僅聚焦於政策變化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狹隘的預算影響，還有更廣泛的影響。與凱恩斯同時代的阿巴·P.勒納（Abba P. Lerner）就是這個理論的擁護者，他稱其為“功能財政”，這個理論是根據政策是否能夠有效運行來判斷其優劣：它是否能夠控制通貨膨脹，減少貧困，帶來更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在這些衡量標準下，每年從預算框中超出的具體數字已不再重要。
這樣說來，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就是簡單地多花錢嗎？當然不是。聯邦預算沒有財政限制，並不真的意味著政府可以（和應該）無節制地支出。每個經濟體都受其自身內部發展的速度限制，這取決於實際生產資源的可用性——科技發展狀況，以及土地、工人、工廠、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如果政府試圖在一個已經全速運轉的經濟體中投入過多的資金，通貨膨脹就會加速。總之，限制是必要的，但不應該限制政府花錢的能力或限制赤字，而應限制通貨膨脹壓力和實體經濟的內部資源。現代貨幣理論將真實存在的限制與幻想中非必要的自我設限區分開來。
你可能見過以現代貨幣理論為核心見解的實際例子，這點我在美國參議院工作時有親身的體會。每當提到社會保障的話題，或者國會有人想把更多的錢投入教育或醫療保健時，人們都會談論用什麼來“付錢”，以避免增加聯邦財政赤字。但你是否注意到，當涉及擴大國防預算、救助銀行或給予富有的美國人巨額稅收優惠時，即便這些措施顯著提高了赤字，也從來都不是問題。隻要選票還在，聯邦政府會永遠為重要的事項提供資金，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赤字並沒有阻止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20世紀30年代實施新政，也沒有阻止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將人類送上月球，更從未阻止過國會參與戰爭。
這是因為國會掌管著錢包。如果國會真的想完成某件事，它總會想辦法生錢。隻要立法者願意，他們今天就可以通過立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立足長遠，在教育、技術和多樣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提供公共投資。花錢與否，其實是由政治因素決定的。顯然，任何法案的經濟影響都應徹底被考量，但支出絕不應被局限在簡單的預算目標框架內，或被所謂的健全財政的盲目推崇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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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我並不認為那時在街頭看到的“山姆大叔”車貼是一個巧合，在同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有關政府資金耗盡的過時觀念又一次受到了關注。我們的國家當時正處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它讓人們切實感受到，美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瀕臨破產。初，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混亂蔓延到全球金融市場，並演變成一場全面的經濟危機，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住房和生意。僅在2008年11月，就有超過80萬的美國人失業，數百萬人申請了失業津貼、食品券、醫療補助及其他形式的公共補貼。隨著經濟陷入深度衰退，稅收收入呈斷崖式下跌，用來補貼失業者的支出急劇上升，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7 79。整個國家陷入恐慌。
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這是一個向當時即將上任的奧巴馬政府提供大膽政策構想的好機會。我們敦促國會制訂了一項強有力的經濟刺激計劃，要求減免工資稅，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額外援助及聯邦就業保障。但政府對進一步刺激經濟的興趣不大。
到了2009年1月16日，美國四大金融機構的市值已縮水一半，勞動力市場每個月都在流失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和小羅斯福政府一樣，奧巴馬在1月20日宣誓就職時，恰逢一個歷史性的緊急時刻。30天內，他簽署了7 87的經濟刺激計劃，並獲得國會通過，成為法案。一些與他關繫密切的顧問極力主張增加赤字，堅持認為至少需要1.3纔能避免經濟長期衰退，但其他人對任何以“萬億”結尾的計劃都猶豫不決。後，奧巴馬選擇了臨陣退縮。
為什麼呢？因為在財政政策方面，奧巴馬基本上是個保守派。周圍的人給他各種眼花繚亂的數字，他隻能謹慎行事，總是選擇數字較低的提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克裡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Romer）明白，這種規模的危機不可能通過區區7 87就徹底得到解決。她提出了一個野心勃勃的經濟刺激計劃。她說：“好吧，總統先生，這就是你的‘至暗時刻’，比我們想像中還要糟糕。”她計算了一下數字，得出的結論是，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可能需要高達1.8的資金。但這一計劃被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否決了，薩默斯後來成為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或許也想要一個更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但他擔心向國會提出任何接近一的要求都會引起嘲笑，他表示，“公眾不會支持，而且它永遠不會被國會通過”。日後成為奧巴馬資深顧問的大衛·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對薩默斯的想法表示同意，他擔心任何超過1的方案將在國會和美國人民中造成“車貼恐慌”。
國會終批準的7 87，包括幫助各州和地方政府應對經濟衰退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綠色產業的資金，以及鼓勵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大量稅收優惠。這一切都有所幫助，但還遠遠不夠。經濟萎縮，隨著赤字攀升至1.4以上，奧巴馬總統面臨著赤字上升的嚴峻挑戰。2009年5月23日，他在接受美國C-SPAN電視臺采訪時，被節目主持人史蒂夫·斯庫利（Steve Scully）問道：“我們什麼時候會把錢用光？”他回答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沒錢了。”他的話印證了那個貼著“山姆大叔”車貼的司機一直以來的懷疑——美國破產了。
從2007年12月持續到2009年6月的經濟危機，給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社區和家庭留下了永久性的創傷。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花了6年多纔恢復了自2007年12月至2010年初減少的870萬個工作崗位，數百萬人掙扎了至少一年纔找到工作，還有許多人再也沒有就業。而一些找到工作的幸運兒，往往不得不滿足於兼職，或從事比他們以往收入低得多的工作。同時，止贖危機吞噬了8的房產，2007—2009年約有630萬人（包括210萬兒童）陷入貧困。
國會本可以，也本應該做得更多，但赤字迷思已經深入人心。到2010年1月，隨著失業率達到驚人的9.8%，奧巴馬總統卻朝著反方向出手。他在國情咨文中承諾要扭轉財政刺激政策，他告訴全國人民：“全國各地的家庭都在勒緊褲腰帶，做出艱難的決定。聯邦政府也應該這樣做。”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國家持續自我傷害的時期。
據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RBSF）估計，金融危機和經濟復蘇乏力使美國經濟從2008年到2018年喪失了高達7%的產出潛力。我們把這一數字看作是衡量美國在這10年間本可以生產的所有商品和服務（以及可獲得的收入），但因為我們未能通過保障就業及讓人民有房可住來支持經濟增長，這層衡量含義也就喪失了。由於沒有做好政策應對，經濟復蘇緩慢而疲軟，損害了社區，經濟損失達數。根據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10年來的經濟增長低於平均水平，使得美國的男女老少付出了相當於人均的代價。
為什麼我們沒有制定更好的政策？你可能認為是因為我們的兩黨制已經變得如此分裂，以至於即便是面對一場威脅到普通美國人以及大公司安全的國家災難，國會都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當然，這也有一定的道理。2010年，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公開宣稱：“我們想實現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讓奧巴馬成為隻有一個任期的總統。”但政黨政治並不是的障礙。幾十年來兩黨都擁護的對赤字偏執的政治立場，是一個更主要的障礙。
更大規模的赤字本可以加速經濟強勁復蘇，保護數百萬家庭，並避免數的經濟損失。但是，並沒有一個有實權的人爭取更大規模的赤字。奧巴馬總統沒有，他的大多數高級顧問沒有，甚至連參眾兩院中激進的議員也沒有。為什麼呢？難道大家真的相信政府已經沒錢了，還是害怕觸犯選民的敏感神經，就像那個在奔馳車上貼著車貼的人？
如果繼續將赤字本身視為問題，我們就無法利用赤字來解決問題。目前，48%的美國人表示，減少聯邦預算赤字應該是總統和國會的首要任務。本書旨在推動視赤字為問題的人群數量趨近於零，但這並不容易。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打破那些影響公眾輿論的迷思和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