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 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分析
1 讓經濟增長的福利惠及全民/3
2 在轉型中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10
3 中國經濟何以再迎一波長期增長/17
4 中國經濟增長三個故事的背後/23
5 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30

第二篇 金融與宏觀經濟
6 中國人口結構變動趨勢倒逼金融模式轉型/47
7 資產負債擴張與中國經濟增長轉型/67
8 經濟增長動能轉換與金融風險處置/85
9 中國式金融擴張的渠道與風險積累的實質/106

第三篇 全球化與全球宏觀經濟
10 經濟全球化動力機制的演變、趨勢與中國應對/133
11 如何走出全球危機
   ——從供給和需求角度解構危機復蘇力量/161
12 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困境與出路/176
13 如何直面全球安全資產的短缺
   ——數字貨幣的異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繫的未來/203
14 國際貨幣體繫變局的拐點與中國戰略選擇/211

第四篇 土地、房地產與區域一體化
15 土地資本化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與轉型/235
16 統籌城鄉發展：人力資本與土地資本的協調再配置/260
17 房價、土地收益與宏觀經濟運行
   ——中外比較的視角/271
18 勞動力遷移、經濟活動空間分布與中國未來區域一體化趨勢
   ——一個空間與經濟地理學文獻綜述的視角/293

第五篇 就業、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
19 人口結構：東西文明中養老的核心問題/315
20 養老體繫、家庭資產需求與金融結構研究/321
21 中國城市制造業就業對服務業就業的乘數效應/339
22 共同富裕：從充分就業到高質量就業/358

第六篇 宏觀經濟學及方法論
23 宏觀經濟學演進
   ——一個新的視角/371
24 金融中介與宏觀經濟波動研究進展/389
25 經濟學要思考大問題/411
26 《21世紀資本論》訪談：皮凱蒂的結論不能直接搬到中國/416
27 東西方文明下數字經濟的壟斷共性與分殊/424

參考文獻/432

本書是我第二本關於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論文集。從我1988年次在《經濟研究》發表論文起，我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已經有30餘年了。除了繫列專著和教材，如《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應用》、《失業經濟學》、《養老保險經濟學：解讀中國面臨的挑戰》、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資產負債擴張與實體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與《高級宏觀經濟學》等之外，本經濟學論文選集《均衡與非均衡：中國宏觀經濟與轉軌問題研究探索》於2010年出版，入選2010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收錄了2010年之前近20年間我所發表的論文。10年之後整理出版的本書，一方面記錄了我這一段時期就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分析所發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篇為了較為全面地反映我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看法，本書也選錄一篇2004年的短文。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宏觀經濟進入低迷期，當時政府進行了一繫列重要的改革，2002年始中國宏觀經濟進入一波新的繁榮周期，但同時經濟運行中的很多矛盾開始展現。這一篇文章對理解中國宏觀經濟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另一方面記錄了2011年以來我對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思考與研究，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為主近年來經濟學期刊上文章的技術性越來越復雜，我發表在中國經濟學權威期刊上的一部分論文技術性也比較強，這部分論文沒有被入選。。如果說，篇的內容主要是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問題進行簡單分析，做出初步判斷，提出政策建議；那麼，從第二篇起，主要是針對篇提出的問題和政策建議，做進一步較為深入的研究。書中涉及的內容有我關於中國宏觀經濟長期增長動力的轉換、全球化與“逆全球化”趨勢下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波動衝擊的思考。關於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增長模式，我認為，除注重技術進步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之外，尤其重視制度變革、結構轉型對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意義。此外，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中國結構變化的核心，因此本書融入了房地產市場、勞動市場與土地市場改革的內容，以討論它們對城市化及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總體而言，與西方經典的宏觀經濟增長研究不同，中國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與長期增長並不是相互獨立的，前者通過結構效應影響後者。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素配置效率較高，經濟增長基本處於其潛在增長水平上，長期增長主要由技術進步推動。它們的短期波動往往是由技術或政策衝擊帶來的周期性波動，經濟會暫時偏離均衡點。但中國經濟還處於改革與轉型進程中，存在多方面的制度因素制約。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帶來了金融資本配置的扭曲；勞動力市場分割、戶籍制度、結構等帶來了勞動要素配置的扭曲；等等。短期的技術、政策衝擊，除了造成短期經濟波動以外，也會通過結構效應對長期增長產生影響。如果我們對過去40餘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可以發現，清楚認識制度改革帶來的TFP的提高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理解改革開放40餘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同樣，除了繼續通過科技創新獲取TFP增長的動力源泉之外，生產要素市場的改革與完善，特別是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的改革以及由此而來的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所在。
    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中，2008年之前的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過度儲蓄和高額投資的形成，由此帶來的過度產能依賴國外市場吸收。在這種模式下，短期經濟走勢首先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由高儲蓄轉化而來的高投資構成了中國經濟短期波動的又一大重要組成部分。投資水平和資本形成總額受信貸配置影響，而信貸配置又受金融市場結構和政府行為影響。在這個層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模式和國家隱性擔保（預算軟約束）的體制特征，將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聯繫起來，這是理解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用機制的關鍵。
    2008年，全球遭遇了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為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揭示了全球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暴露了中國經濟依靠要素粗放投入、勞動要素低報酬、嚴重依賴外需推動的增長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用國內投資和消費刺激來推動經濟增長，這是增長模式轉換的起點。2018年以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為標志，“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新的挑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又是一次人類的大危機與災難性事件，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面對的挑戰前所未有。幾次危機中，各國紛紛出臺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全球資產負債大肆擴張，虛擬經濟一片繁榮，資產價格過度上漲，國際貨幣體繫危機四伏，但實體經濟舉步維艱，經濟陷於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或者說“日本化”狀態——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並存。
    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國內外環境給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面對的是幾十年抑制需求、扭曲微觀激勵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放松對農產品的價格管制，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做對微觀激勵機制，在提升TFP的同時，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從產業進入第二產業，推動制造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面對的是資本和技術短缺，我們鼓勵外資企業在國內建廠，形成“兩頭在外”的生產模式，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經濟，外貿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實施的“抓大放小”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是國內高速通貨膨脹的壓力和亞洲金融危機，隱性失業變為顯性失業，城市改革舉步維艱。同時，為緩解國內失業和經濟改革的壓力，中國堅定不移地加入WTO，中國經濟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釋放了房地產市場需求，住房消費、汽車消費等拉動國內消費增長，促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並首先在東部地區形成“土地金融”的地方政府融資模式，為政府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提供空間，削減企業交易成本、促進產業集聚，形成規模效應。2008年政府推出的“4萬億”財政政策面對的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進入經濟寒鼕的局勢。全球經濟非均衡發展，發達國家過度消費、金融過度發展帶來的資產泡沫破滅，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收縮，消費水平驟降，中國國內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的拉動一度從2007年的1.5%降至2009年的－4.0%。國家迅速推出的“4萬億”財政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出口拉動轉變為以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主要動力的新增長模式。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宏觀經濟調控者積極應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在恰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情，在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調控短期經濟波動方面，積累了很好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但是，當前全球化出現反復以及“逆全球化”勢力的興起，深刻影響著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決策行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鏈布局將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聯繫起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歐債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等不確定因素和“逆全球化”問題，給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全球化發展與全球治理體繫的滯後，國際貨幣體繫的脆的周期性波動，引發國際資本的過度投機和頻繁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造成不小的衝擊。貿易摩擦對實體經濟投資和全球產業布局帶來負面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排斥與技術封鎖、全球資本快速流動等，是當下中國宏觀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均可能深度影響中國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由此，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與戰略定位：從過去的勞動力比較優勢與出口導向，到今天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從“外需推動、兩頭在外”的模式過渡到“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模式。
    從國內環境看，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越來越難以維繫。要走出當前的宏觀經濟困境，我們首先必須清楚，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位於什麼水平，改革和開放的空間還有多大。其次，在改革開放力度加大、增長空間被適當釋放的前提下，我們討論中國財政政策和金融貨幣體繫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形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這一邏輯的釐清有助於提高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體繫中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杠杆率顯著上升，繫統性金融風險不斷累積。此外，利率市場化改革之後，影子銀行、P2P金融平臺、區塊鏈技術等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不斷湧現，對塑造與時俱進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繫並完善宏觀貨幣政策調控體繫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些問題成為中國貨幣與金融體繫改革中亟待解決的重點與難點，也是未來金融對外開放議程中的焦點內容。然而，面對這一繫列重要的改革議程，關於中國貨幣與金融體繫的一些關鍵理論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例如，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什麼？為何會出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中國經濟中的部分微觀經營主體（如國有企業與地方融資平臺）所面臨的政府隱性擔保如何影響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隱性擔保機制如何影響商業銀行的行為？中國杠杆率高企的根源何在？金融體繫的繫統性風險是如何積累的？如何建立新時代的宏觀審慎框架及完善宏觀貨幣政策調控？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困擾中國經濟的根本性問題，期待貨幣與金融體繫本身改革開放的成功，則無異於緣木求魚。
    除此之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為何要進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體繫存在哪些結構性問題？我們需要從理論上探討中國金融體繫的結構性缺點，揭示其繫統性風險發生的制度根源，在釐清這些根本問題之後，我們纔能對中國如何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及貨幣政策框架提出政策建議，並深入探討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如財政體繫與財政政策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繫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終為中國宏觀經濟的健康和平穩發展、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有序推進提供學術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議。此外，當前維繫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也出現了困境：地方“土地發展主義”在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經濟增長以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為主的局面，導致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積累、土地財政難以持續、公共產品供應不足且地區間分配不平衡等繫列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向前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必須由要素驅動型向質量效率型轉變，在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將不斷提升。在中國存在各種制度扭曲的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如何兼顧總量增長的促進效應和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結構效應？我們重點關注財政政策與地方資產負債結構問題、地區間要素配置的關繫，分析財政政策在微觀企業、城市發展和宏觀增長三個角度的異質性影響。
    在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勞動力市場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對像。勞動力不僅是主要生產要素之一，而且在短期內，勞動力市場是否穩定關繫到民生和社會穩定問題；中長期裡，勞動力的數量、結構和質量又影響著一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首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中國已於2001年步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結構在不斷變化。其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可能會導致部分工作崗位消失，增加了未來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性。後，國際環境周期、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以及由此引發的制造業轉移等外部衝擊，可能通過彙率、關稅和全球產業鏈等渠道影響國內企業的經營，進而影響中國就業市場。
    總而言之，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是在特有的經濟全球化及其演變的大背景下展開的，40餘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增長是在注重經濟制度不斷變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推進的前提下進行的，制度改進、結構轉型與技術進步同時發揮作用，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世所罕見。同時，簡單地套用現存的宏觀經濟學模型無助於深刻理解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質。因此，本書的後一部分對宏觀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展開討論。
    圍繞上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本書的篇章結構如下：篇講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第二篇講金融與宏觀經濟，第三篇講全球化與全球宏觀經濟，第四篇講土地、房地產與區域一體化，第五篇講就業、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第六篇講宏觀經濟學及方法論。本書共收錄我的27篇論文，部分論文的撰寫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71933001）的支持。

                                        袁志剛
                             2021年10月4日修改於青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