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導讀  “一帶一路”中的比較優勢與融資問題   
前  言   對新形勢下“一帶一路”倡議促進發展與合作的幾點思考   

宏觀篇
第一章  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的總鑰匙  
第二章  合作：“一帶一路”合作中基建比重高   
第三章  創新：打造開放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合作體繫  
第四章  綠色：新約束下共謀“一帶一路”發展   
第五章  共建：“一帶一路”與國際經濟治理   

金融篇
第六章  “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現狀與挑戰   
第七章  “一帶一路”債務：風險化解   
第八章  “一帶一路”金融：資本市場大有可為  
第九章  “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選擇

產業篇
第十章  “一帶一路”項目可持續性：產業視角的分析  
第十一章  基建“一帶一路”：共謀發展之道   
第十二章  大宗原材料：破解資源詛咒，“一帶一路”合作共贏  
第十三章  重化工業：“一帶一路”迎來發展新機遇   
第十四章  高端裝備：聚焦基建類裝備“一帶一路”出海機遇   
第十五章  新能源汽車：“一帶一路”出海正揚帆   
第十六章  消費產業：助力“一帶一路”經濟  

前言/彭文生
對新形勢下“一帶一路”倡議促進發展與合作的幾點思考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與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涵蓋投資、貿易、科技、人文等領域，這些國家（含中國）擁有全球約2/3的人口和約40%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這十年中，“一帶一路”倡議拉動近投資規模，形成3 000多個合作項目，為相關國家創造超過42萬個工作崗位，讓將近4 000萬人擺脫貧困。“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中國與共建國家的互聯互通和合作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成為深受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
平臺。
與十年前相比，全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一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給世界帶來了巨大衝擊，疫後經濟復蘇不平衡，一些長遠的疤痕效應還在顯現，地緣政治、產業鏈調整、綠色轉型等新變局和新約束條件，也給經濟基本面和全球治理機制帶來深遠影響。在新形勢下，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在內的國際合作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和解決。
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聯合撰寫了本書，從宏觀與產業、實體與金融、國內與國際多個層面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的成就與面臨的挑戰，探討未來發展的機遇和相關公共政策問題。本文從宏觀的視角就“一帶一路”合作發展提出一些看法和思考。
一、“一帶一路”基建：外部性如何內部化
“一帶一路”倡議包括兩部分，“帶”主要指歐亞內陸地區的連接，接近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指從中國出發，通過鐵路、公路等方式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經濟帶；“路”是指海上連接，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的海上貿易網絡聯繫起來。“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領域包括貿易投資、金融、教育、文化、旅遊等，影響*大、受關注度*高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開始是通過基礎設施連接歐亞大陸沿線國家，之後延伸到東南亞和非洲，再後來南美洲、太平洋島國等也參與進來，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合作發展新模式的關鍵載體。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既涉及交通、能源、通信等傳統領域，也有學校、醫院、綠色、文化等公共服務和新型基礎設施，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個層面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在交通領域，“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多個國際大通道的建設和運營，如中歐班列、海鐵聯運等。電力、石油和天然氣等項目滿足了共建國家的能源需求增長。衛星通信、光纜等通信項目則促進了共建國家的信息交流和互聯互通。多個水利項目建設，如老撾南歐江水電站等，則改善了當地的水資源開發和利用。
基建需要成本投入，一般來講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那麼基建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還是促進發展的原因？兩者應該是互為因果。但基建帶有一定的公共品屬性，意味著公共政策應該也能夠發揮促進作用。公共品屬性意味著基礎設施產生的收益部分惠及全社會，而不完全歸屬項目本身。基建的公共品屬性還體現在其外溢效應上，比如公路等基礎設施有利於拉動汽車的消費和生產。基建設施作為公共品的外部性容易導致私人部門投入不足，需要公共投入和政策引導。很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這方面存在較大的投資缺口，可以說是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公共品屬性往往也和規模經濟聯繫在一起，對於公共物品來講，用的人越多越劃算，也就是規模越大，單位成本越低。基於人口規模和大市場，加上高儲蓄率帶來的資金支持，結合政府的投入和引導，中國得以在過去幾十年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例如在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橋梁和隧道等領域，中國掌握了一些世界領先的技術，建立了強大的工程實施能力和較高的自主創新能力，這些優勢為中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堅實支撐。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對基礎設施有需求，中國有供給（建設）能力，供需匹配促進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但基礎設施公共品屬性也意味著跨國合作面臨障礙，因為單個項目的商業回報低於其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在一個國家內部，糾正這樣的外部性可以通過財政或者公共政策激勵措施來實現，即政府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來增加基建投入，並協調管理潛在的外部性。但國家之間不存在這樣的財政調節機制，因此也產生了對跨國基建投資可行性和持續性的質疑。
“一帶一路”倡議以外，一些發達國家在近幾年也提出了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方案，比如美國在2022年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繫（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歐盟在2021年宣布類似“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這些項目通常被認為與“一帶一路”倡議存在競爭關繫，但歐美方案投入的資金規模小，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有限。跨國基建投資的外部性如何內部化是一個難題，對此發達國家也沒有處理好。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的頭幾年，基建項目的數量較大，後面有所放緩，這裡有新冠疫情的衝擊和地緣政治變化的影響。同時，隨著前期投入的推進，不少項目逐步完工，並進入運營階段。這些項目整體來看就像一個投資組合，少數項目的收益或者效果不理想屬於正常現像。實際上，大部分項目對促進當地經濟建設、促進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實現共同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一帶一路”合作是一個發展模式的創新，我們需要超越基礎設施本身來看外部性內部化的問題。
二、發展新模式探索
過去40年，主流經濟政策框架是華盛頓共識，強調自由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全球化下世界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共性大於差異，不重視發展中國家內部傳統經濟和現代經濟並結構國情，也不重視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如何建立互利共贏的機制。結果是過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作用有限，一些國家的發展失衡問題更加嚴重，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加劇了，甚至有觀點認為發達經濟體也結構，比如美國的鐵鏽地帶、產業空心化問題，而內部分化反過來導致對外經貿關繫層面上的保護主義死灰復燃。疊加地緣政治的影響，過去的全球化模式遇到重大挑戰，一些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把內部的目標放在更優先的位置上，貿易、產業、綠色轉型等方面的單邊主義政策在增多。例如，作為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具代表意義的國際機構，世界貿易組織（WTO）有被邊緣化的跡像，從而損害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促進發展的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是對發展模式和國際經濟合作模式的創新與探索。第一，提升貿易總量。“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互聯互通，降低了運輸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促進了跨境貿易和投資。根據UN Comtrade（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10年前中國是18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現在是35個，美國對應的數據是15個與11個，德國是12個與16個。這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上升，“一帶一路”合作也是一個重要推動力量。“一帶一路”合作下各國潛在市場規模的擴大不僅增加了出口需求，也通過競爭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二，促進平衡發展。回顧歷史，海運和水運連接是工業經濟的重要標志，產生了很多著名的港口城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現代城市經濟樞紐，現在的紐約、倫敦、新加坡、香港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上海、東京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城市既得益於全球化，也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要創新是“帶”，增強歐亞內陸地區（尤其是東歐和中亞經濟體）的連接，促進陸港城市的發展，助力內陸國家、地區包括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第三，“一帶一路”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可以開拓新領域，帶來發展新機遇。到目前為止，綠色轉型強調需求端，旨在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包括綠色補貼和碳定價（碳交易市場、碳稅），在一些方面帶來“氣候保護主義”的擔憂，比如有些綠色補貼存在對相關產品國內生產的要求，以及針對進口商品的邊境稅等。“一帶一路”合作可以更重視供給端，不少共建國家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是支持可持續工業化的資源稟賦。結合共建國家可再生能源供給優勢和中國的制造業能力優勢是未來的新增長點，而基礎設施投資是前導。
第四，“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觀也涉及金融和實體的關繫。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以資本跨境流動為主要載體和驅動力，華盛頓共識的一個關鍵部分就是金融自由化，其邏輯是跨境資金自由流動驅動各國的創新、工業化和貿易，是發達國家經濟金融化的延伸或者說一部分，以金融化促進落後國家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一體化為國際經濟合作的載體，以實體資本而不是金融資本為發展的驅動力，體現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理念。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有限，甚至有反作用，“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還在開始階段，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呢？
投資存在風險，尤其基礎設施的外部性意味著市場機制在匹配風險和回報上並不總是有效的。就單個項目而言，項目收益通常較債務償付義務滯後，債務償還壓力在一段時間內上升屬於正常現像。但近年來個別媒體和機構放大單個項目的債務問題，甚至認為存在“債務陷阱”。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沒有強迫相關國家舉債投資，項目也來自相關國家自己的提議，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對中國的負債隻占其對外債務的小部分，也沒有出現中國因為債務而沒收所謂抵押資產的
例子。
基建資產收益的外部性意味著對應的債務也有外部性，就像基建投資的合理性要放在發展和合作的大框架下看待，“一帶一路”債務的可持續性也有一個宏觀平衡的視角。這不僅涉及一國內部的協同，更有跨國的互動和合作。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分析，一是“一帶一路”合作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二是糾正可能失衡的制度安排和合作機制。
三、宏觀金融平衡的是與非
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看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平衡。第一，從實體層面看，一國貿易順差意味著當下對外資源轉移，換取對外資產（對未來資源的索取權），逆差則相反。對外淨資產或負債的過度累積可能反映了宏觀失衡，或許是不可持續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市場關注美國持續貿易逆差所隱含的風險。第二，從金融層面看，融資總量和結構不合理也有不可持續的問題。2008年以前，雖然歐洲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小，但歐美之間雙向流動的資金量大，加劇了次貸風險的積聚。第三，從治理機制看，實體和金融層面失衡的調整方式及後果受國際貨幣體繫的影響。
從實體資源配置的宏觀平衡來看，一國積累對外淨資產的唯一方式是貿易順差。假設私人機構對外投資導致對外彙的需求增加，有兩個可能的情形：一是沒有資金流入抵消，外彙求大於供，本幣彙率貶值，一段時間後貿易順差增加；二是正好有資金流入（帶來對外負債），與私人部門的資金流出（帶來對外資產）相互抵消，外彙的供求平衡不變、彙率不變，貿易差額不變，對外淨資產不變。從全球來看，貿易是平衡的，一些國家的順差意味著另一些國家的逆差，在一個時間點，有些國家在累積對外資產，有些國家在累積對外負債。
一國對外淨資產的理想水平取決於人口結構、資源稟賦、技術進步等因素。過去30年中國持續的貿易順差部分源自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青壯年人口為養老累積資產，包括對外資產。大部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人口年輕、育兒負擔相對較高，儲蓄率低，通過對外負債推動國內投資是合理的選擇，體現為貿易逆差。此外，部分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比如能源和礦產，開采埋在地下的實物資產，通過出口轉為金融資產，分散資產配置也是理想的選擇，帶來貿易順差。
“一帶一路”合作對跨境資源配置有什麼影響？比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的10年和提出之前的10年，中國對全球的貿易順差（占中國GDP比重）平均值下降了0.4個百分點，但對共建國家則由1%的逆差轉為0.5%的順差，增加了1.5個百分點。中國順差總量下降的背後有人口紅利消退的作用，地區分布變化則有“一帶一路”合作的影響。“一帶一路”共建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用以進口中國的資本品和中間品。相關投資促進了所在地的經濟增長，所有貿易伙伴都受益，作為全球*大的制造業中心，中國自然受益較多。
如何看待淨資源轉移帶來的債務可持續性？一個關鍵因素是轉移的資源（進口商品）用於投資還是消費。“一帶一路”合作模式下的投資項目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由此形成的債務是可持續的。相反，如果資金流入支持消費，其形成的債務的可持續性就較低。歷史上有不少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經歷過外債支持消費的階段，*終被證實難以為繼，10多年前南歐國家債務問題是典型的例子。
從金融層面來看，當下的資源轉移（儲蓄）能否有效轉化為投資還取決於融資的形式和結構。過去40年，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動下，全球範圍內資本市場相對於銀行體繫的重要性上升，跨境資本流動也從銀行貸款轉向資本市場。由於資本市場參與者投資基礎設施的耐心和意願不足，這種融資結構的變化意味著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基建的支持有限。“一帶一路”金融合作以銀行貸款為主，兼具開發性金融注重發展和商業性金融關注特定項目經濟效益的特征，符合大部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基建的資金需求大，以及中國金融體繫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現狀。
但隨著“一帶一路”合作的深化，單向資金流動和單一融資形式的不足和風險也需要重視。金融有順周期性，預期好的時候，投融資增加，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促進樂觀情緒上升，進一步提升融資，促進經濟的繁榮。一旦遇到外生衝擊，反向的下行壓力也較大。不過，資本市場與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不同。一般而言，銀行貸款需要抵押品（包括某種形式的信用擔保）以應對信息不對稱問題，造成信用擴張與抵押品價值相互促進的循環，由此形成較強的順周期性。資本市場投資者對新信息更為敏感，外生衝擊的影響能夠通過資產價格波動較為及時地被消化，導致經濟沿著一個方向過度強化的可能性較低，順周期性比銀行信貸弱。因此，促進融資化，利用資本市場工具可以降低金融的順周期性、分散風險，提升“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可持續性。
另外，早期“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擴張得益於中國對外資產存量配置結構的調整。中國的大規模外彙儲備是在貿易順差大和彙率靈活性相對不足時累積的，*高時超過4，當時美國國債收益率也低，增加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既為這些國家提供了緊缺的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對中國來講也帶來分散投資、提升回報的作用。

寧吉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2023 年是中國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宏偉倡議十周年。回顧過去十年，共建“一帶一路”成效顯著；展望未來十年，共建“一帶一路”方興未艾。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一帶一路”新十年》一書就新形勢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繫統性分析，值得思考。

金立群，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
2023 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正如《“一帶一路”新十年》一書中所述，與十年前相比，全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疫後經濟復蘇不平衡，地緣政治、產業鏈調整等新變局給全球經濟和治理機制帶來深遠影響。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在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全球經濟復蘇和共同繁榮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李鬥遠，韓國延世大學經濟學教授
中韓互惠互利的雙邊經濟關繫對兩國都至關重要。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而韓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中韓貿易結構也具備互補特點，韓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類別與中國的主要進口產品類別有很大程度的重疊。由於這種緊密的經濟關繫，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是韓國重點關注的事項之一。根據韓國在產業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經驗，中國如今面臨以下挑戰：全球化進程遲緩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如何實現雙循環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保持環境和金融的可持續發展。為克服這些挑戰，中國應擴大和利用區域貿易協定，實現全球供化，推進產業和貿易結構轉型升級，並推出結構性改革措施。

陳亮，中金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管理委員會主席
值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進一步發揮好這一國際公共產品與國際合作平臺的正外部性，成為人類社會延續繁榮與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作為國際化的中國投行，中金公司服務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責無旁貸，此書正是我們這種努力的一個體現。希望以《“一帶一路”新十年》的出版為契機，深化國內外朋友間的互相理解與合作，共同致力於實現共建“一帶一路”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