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企業集聚與城市發展的制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的路徑探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從企業集聚的微觀角度入手，通過建立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和自組織與有組織相結合的城市發展和演化模型，實證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因素影響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歷程。本書通過探尋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路徑，探討和揭示了不同時期和階段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因和規律。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表明：城市作為人口和經濟活動的綜合集聚體，其發展和演變在本質上是企業集聚行為的推動結果，即企業集聚行為通過城市勞動力市場主要作用於城市的人口集聚活動而影響著城市的規模變化和人口特征；通過城市產品市場主要作用於城市的經濟集聚活動而使城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特征受到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書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為例，借鋻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繫演化模型，對其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發展路徑進行了考察和判斷，結論發現：由於制度因素的作用，忽略制度變量的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繫演化模型不能較好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和演變。於是，本書通過修正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繫演化模型，納入制度變量，建立自組織和有組織相結合的城市發展和演化模型對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演變進行了實證分析和研究，發現：由於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市場因素一起影響和決定著城市發展的歷程，因此制度因素對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忽視；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實際上經歷了從工業化推動為主到政府干預為主的發展歷程。其中，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江、浙、滬三地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和特點各有不同，但是三地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的演變都表現出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企業集聚和政策干預即市場力量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和演變，而且制度干預和制度改進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特別突出。在此基礎上，為深入揭示江、浙、滬三地城市發展的路徑模式，本書又通過對企業集聚模式的考察，借助於特化經濟指標和城市化經濟效應指標、通過分析城市加速發展以來江、浙、滬三地就業人口分布與生產分布的變化特點和對江蘇、浙江地區城市化經濟效應指數的測算，進一步實證考察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江、浙、滬三地改革開放以來不同的城市發展路徑，結論發現：１．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上海突出表現為“政府主導型”的城市發展路徑，浙江地區則突出表現為“市場主導型”的城市發展路徑，而江蘇地區的城市發展路徑則介於兩者之間，即是一種“政府和市場混合型”的城市發展路徑；２．在江蘇和浙江地區兩種不同的城市發展路徑中，浙江地區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城市化經濟效應，而“政府和市場混合型”的城市發展其城市化經濟效應並不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發展路徑要優於“政府和市場混合型”的城市發展演變，同時，結合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政府主導型”的城市發展模式將可能不利於城市的長期發展；３．以企業集聚為主，積極進行制度改進、利用制度激勵來推動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是城市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內在要求。後，本書結合目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的現狀，對加快新世紀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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